摘要：在2024年，越南经济表现可圈可点，GDP增速7.09%超越印度。不过，一些外资企业已经开始将生产线迁出越南，转向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越南的出口疲软、电力危机以及外资撤离迹象，使得2025年GDP增长预测被下调至5.5%。但不得不说的是，其实越南副总理曾经在
在2024年，越南经济表现可圈可点，GDP增速7.09%超越印度。不过，一些外资企业已经开始将生产线迁出越南，转向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越南的出口疲软、电力危机以及外资撤离迹象，使得2025年GDP增长预测被下调至5.5%。但不得不说的是，其实越南副总理曾经在东京谈发展目标，到2045年成为发达国家！此时，很多人一直都有一个疑惑，如果当初越南中的南越继续存在，如今能否复制韩国的经济奇迹直接变成发达国家呢？
我先说结论：答案是不能的。因为二战后的南越不具备韩国在物质和制度方面的现代化基础。其实当前简体中文平台上关于韩国经济腾飞的讨论，掺杂了太多意识形态因素，变成了“姓资姓社”争吵的惨烈战场，人们要么以韩国为例论证“自由市场”的优越性，而反对者则极力强调美援对于韩国的作用。
然而这两种叙事都不大站得住脚，朴正熙时代的韩国是统制经济的典型，在国际主流的经济研究中“东亚经济奇迹”都是作为“自由市场”的反例而不是论据被提及。而将一个数千万人口的大国经济成功归功于美援，则完全是回避主要问题。实际上，两种有严重偏差的叙事之间无意义争论，反而阻碍了对于韩国经济腾飞背后的历史与制度因素的严肃探讨。
接下来，我主要结合普林斯顿的Atul Kohli和伯克利的Peter Evans 的相关研究，抛开简化的左-右意识形态偏见，大致来说一下独特历史轨迹和制度基础对于韩国这样的东亚经济体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简单来说，韩国在二战后经济成功，要归功于其在经济走向现代化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套现代化的行政与社会制度，而韩国制度的现代化又是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美国主导的社会改革的产物。
首先，按照Atul Kohli的观点，在二战结束时，韩国从日本的殖民政府手里继承了一套成熟高效的现代化官僚体系和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当然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和朝鲜的殖民侵略是不正义的，但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他们的霸权，更好地从殖民地榨取资源财富，在被占领的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地做了大量现代化建设。和其他国家的殖民模式不同，日本是真的试图彻底同化朝鲜满洲，而不满足于建立间接统治，单纯地榨取经济资源。
因此，日本是真的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和台湾下了大量的功夫在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比如在中国台湾，为了推行“皇民化”，日本普及了义务教育，当时主要是为了同化台湾人，客观上让中国台湾在二战期间成为亚洲（除日本外）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地区；而在中国大陆，根据耶鲁的Daniel Mattingly近期实证研究，日本在中国东北部的殖民统治也在和长期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官僚体系的成熟有正相关关系。我再强调一下，这些发现并不能减轻日本的侵略罪行，即便日本把东北建设得和纽约一样繁华，侵略者就是侵略者，享受不到这些繁荣的受压迫人民没有理由“感谢”侵略者的“成就”。不过，在韩国，日本几十年的统治至少做成了以下几件事情：
1、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官僚体系，培养了专业化的官僚团队。在1910年，拥有1600万人口的朝鲜只有1万名职业官僚，而且其中大多数根本不知道现代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到了1937年，朝鲜官僚队伍扩大到了接近9万人.当然，其中5万人是日本人，但是仍有4万人是朝鲜本地人。与之相对应的，法国殖民当局在越南只靠着一个由3000名法国官僚维持的政府进行统治。等到日本人退出朝鲜之后，这批受过现代化训练的本地官僚是之后历届韩国政府推动社会改革、用统制经济推动产业发展的柱石。
2、中央集权与社会控制。日本帝国是个高度集权的军国主义社会，在其殖民地，日本帝国自然也将它那一套驭民术移植了过去。与官僚系统一起膨胀的是韩国的现代警察系统，从1910年的6000多增长到了1937年的6万多。而这两者一起帮助殖民当局将其权力渗透到了村级，让社会处于殖民者的严密控制之下。由此，汉城确立了对各个地方的绝对优势，地方精英在殖民者又打又拉胡萝卜大棒策略下渐渐被中央权威驯服。
3、财税改革。提高财政榨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是建设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按照查尔斯·蒂利的经典理论，所谓国家的现代化，就是养更多兵和收更多税的正反馈循环。日本人殖民当局建立的集权高效的政府让现代化的税收模式成为可能。日本殖民政府重新清查了全国土地，让地方权贵无力抵抗中央的财政索取，同时从矿产、交通、邮政等方面开发了新的税源。单单在1905到1911这六年间，朝鲜当地的财政收入就翻了三倍。
4、工农业发展。在日治时期，朝鲜的制造业增长率达到了年均10%。当然，朝鲜殖民地大部分的重工业都在北方，韩国继承的那一点设施大多还毁于朝鲜战争。但是在工商业发展中培养出来的一个具有现代化商业思维的企业家阶级，日后的韩国财阀很多都带一些日本背景，以及一个具有工业生产经验的工人阶级，或许比硬资产更重要。比工业发展更显眼的是农业生产率的进步。日本是个粮食稀缺国家，因此它在殖民地不遗余力地发展农业以解决本土的粮食危机。从1910到1940年，朝鲜的稻米产量翻了一倍，甚至有能力大量向日本出口粮食。在1938年，韩国的亩均单产已经超过了日本的三分之二，高于美国。
当然，日本在朝鲜殖民地建立的高效的行政、财税和社会控制体系，对于当时的韩国人来说是进一步剥夺他们自由的灾难，而日本带来的工农业发展本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掠夺朝鲜的资源，并没有给韩国人民带来什么好处。但是，强大的政府是一个好用工具，当它掌握在日本殖民者手里的时候，它害人不浅；而在日本战败后，当韩国人接收了殖民者留下来的统治体系，并且在美国的要求下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之后，这个强大的利维坦便成为了韩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推动力。
虽然说美国人在二战后的东亚的主要政策围绕着“反苏反赤化”展开的，但是在日韩和中国台湾，美国反苏的方式却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走敌人的路，让敌人无路可走”。东亚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土地问题，因此美国为了预防革命，就先在占领期内在日本搞了强制土改，随后又让韩国和中国台湾分别进行强制土改，政府强令地主卖出土地分配给农民。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韩国土改成功，和中国台湾与日本一样，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被从社会中抹去，而被一群小自耕农家庭所取代。
经历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社会改革之后，韩国在经济腾飞前夜的社会大致是这个样子的：拥有一个集权且高效的行政和财税体系，有一批具有现代治理能力的专业化官僚，在落后国家中相对而言不错的工农业基础，且政策的执行免于地方精英（主要是地主）的掣肘。Peter Evans在比较韩国和其他的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时，就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尝试，都会因为涉及到了经济再分配而被强大的“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landed elites）所阻塞。
同时，地方的权力精英也往往能够利用他们强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绑架本来相对羸弱的行政系统，令其变为为小团体的狭隘利益服务的工具。而在韩国，这些困难尽管可能仍然存在，但是已经被减小到了可以克服的水平。可以说，虽然韩国经历了惨痛的战争被炸了个遍，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但是即便是1950年韩国的人均GDP也是远高于当时的中国大陆，同时略高于越南的，但是在制度层面，它已经具备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全部条件。
最后，分析完韩国的现代化基础之后，对于“如果越南中的南越继续存在，能否复制韩国的经济奇迹变成发达国家？”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十分清楚了：
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当局在殖民地制度建设方面下的功夫远不如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政府，既没有在当地建立一套集权有效的政府体系，也没有在本土工农业发展带来足够亮眼的增长。同时，在美国的要求下，韩国在二战后初期就已经通过土改彻底解决了引发社会革命的主要经济问题，进而杜绝了被自下而上推翻的可能；而南越尽管也试图搞过土改，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也没有实质性进展，到七十年代真的有一些进展的时候南越政权已经是穷途末路了。韩国的经验确实值得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但是也需要明白韩国的政策实践是建立在其建国时特定的历史与制度基础上的，无法被轻易复制。所以说，“南越如果活下来会成为韩国”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来源：刘一手看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