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0年6月,继“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故事发生后不久,四个热血青年受人邀请,前往上海老渔阳里聚会。
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创建。作为八个发起组之一,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党建创始组。
旅日小组由谁创建,又有哪些成员?想知详情,还得从1920年6月说起。
一、上海、北京相继创建党的组织
1920年6月,继“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故事发生后不久,四个热血青年受人邀请,前往上海老渔阳里聚会。
房主的主人就是陈独秀,因共同信念来他这的分别是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
陈独秀
俞秀松和施存统既是浙江老乡,也是形影不离的好友。两人结伴而行,本想去福建投奔陈烔明,可是经上海中转时不仅结识陈独秀,还被他说服留在上海帮忙办杂志。
就是在上海,就是受到陈独秀影响,施存统、俞秀松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
聚在一起的五人轻声讨论,谨慎决议,悄悄干出名垂千古的事。
就是这5个人,就是在这一天,就是在陈独秀家,作为党正式创立前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悄然成立。
四个月后,也就是当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光荣创立,成员虽仅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很快就会有更多人参加。
上海小组创建不到一个月,作为最早党员之一的施存统就乘船前往日本。他既想去留学,也想治疗久治未愈的病。
有些事就是那么巧。施存统刚出发,有个年轻人就从留学地的日本突然回国,出现在上海的陈独秀身边。
这个与施存统失之交臂,反方向而行的人就是周佛海。
周佛海后来虽然成为汪伪政权核心人物,当了可耻汉奸,但在当时他也是阳光帅气的热血青年,也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也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光明路。
早在4年前,也就是1916年,周佛海已经离开家乡湖南沅陵前往日本留学,这一去就是4年。
在此之前,周佛海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在日本留学期间很有研究,也写过许多文章。可是在上海,经朋友介绍结识陈独秀以后,他的观点很快发生改变。
周佛海立即抛弃信奉已久的无政府主义,转舵信仰马克思主义。经陈独秀介绍,他在上海马上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列名“58人名单”中的其中一位。
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功创建
暑假结束,周佛海回到日本鹿儿岛。此时的日本已有2个党员在那“潜伏”。
1920年春,旅法中国留学生在张申府努力下,先后发展刘清杨、周恩来、赵世炎等入党,再加上从上海来的陈公培,成功创建“旅法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旅居日本的党建工作,自然也不甘落,很快提上议事日程。
施存统前往日本时,陈独秀已要他抄写好刚刚拟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并嘱咐他到日本后尽快寻找志同道合者。
为了在日本发展党员、进而创建组织,陈独秀想起施存统、周佛海,分别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尽快在日本创建组织并发展党员。
施存统和周佛海虽然都在日本,但是两人的住地并不相同,甚至相隔很远。
为了落实陈独秀指示,在“东京”留学的施存统立即出以,前往周佛海的留学地“鹿儿岛”。
在此之前,经陈独秀书信介绍,两人从1920年秋天起就已取得联系。毕竟分居两地,往来并不方便,他们还没有正式见面。为了这次见面,两人信来信往已不知多少回。
根据权威史料,施存统和周佛海首次见面的时间,发生在1921年4月19日。当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时,标志“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
施有统
曾有资料称在此之前,施存统和周佛海都是陈独秀指定的驻日代表,后来根据周佛海提出建议,改由施存统一人担任。
周佛海曾给陈独秀写信,说自己明年就要离开鹿儿岛,转往京都继续读书,无论是鹿儿岛还是京都,都不如东京联系方便,建议由施存统担任代表。
周佛海的建议,得到陈独秀认可,于是决定施存统担任负责人。对这件事,施存统后来回忆说:“我于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
在指定施存统负责以前,陈独秀曾与国内已创立小组的负责人进行过讨论。
有一份研究成果这样指示:“陈独秀经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地的同志协商后,任命施存统与同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二人为中共‘驻日代表’,负责‘与在日本的同志联系’,以期改变‘日本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的局面。”
也许有人已发现,刚刚成立的旅日小组似乎存在不合规的现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法国,先后创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其人数都在三人以上,只有旅日小组格外不同,创立之初只有区区两人。
这似乎有点奇特,也似乎与相关规定与所不同。可是能在军国主义盛行的日本,秘密创建出党的组织,这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人数虽少,毕竟组织已经创建,在党史上也是熠熠生辉。
三、送派代表回国参加“一大”
根据据陈独秀指示,旅日小组由施存统负责,周佛海配合。接下来就有两件大事,需要他们尽快完成。
一是启动组织发展程序,想方设法吸纳优秀青年入党;二是推选代表准备回国参加创立大会。
一转眼暑假就要来临,国内已寄来在上海召开创立大会的邀请函。旅日小组虽然只有2人,还是决定派人参加。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平时难得一遇,怎能缺席错过?
究竟派谁去参会?施存统、周佛海两人相互推让,最后还是施存统说了算,决定派周佛海出席。
施存统之所以这么做,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自己刚到日本,马上就回国并不合适。第二,施存统家的经济并不宽裕,要是朋友戴季陶和日本老师不提供资助,他是无法来日本留学的。第三,周佛海正与上海的女青年杨淑慧苦恋,利用这一机会正好团圆。第四,施存统本时就已身患疾病,还在治疗期,自然难以脱身。
“一大”开幕前一天,已回到上海的周佛海,作为13名参会代表之一,带着女友杨淑慧出现在会场。当时他就住在李汉俊家。
一大会址
四、旅日支部发展哪些人入党?
从那份流传很广的名单看,“一大”召开前包括旅居海外者在内,全国共有58名党员。人数似乎有点少,所以壮大组织、吸收更多志同道合者入党,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早在旅日小组成立以前,施存统就已开始考虑这事。与周佛海在鹿儿岛见面时,这也是两人反复讨论的重点。所以在周佛海回国参加会期间,施存统并没有闲着,仍然在想方设法暗暗寻找同路人。
第一个被施存统纳入发展视野的,是大名鼎鼎的彭湃。
澎湃是广东海丰人,早在1917年就已来到日本,就读于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在这所大学,彭湃很活跃,也很有凝聚力。一些有志青年总喜欢聚在他身边,为他创建社团,凝聚力量打下基础。
施存统之所以慧眼识中彭湃,源自于日本老师的推荐,然后由相识到相交,再到向相而行。
老师告诉他,在早稻田大学有几个中国留学生,已联合创建“赤心社”,常常开展活动。得此线索,施存统非常兴奋,仅从社团名称看他就有预感:这应该就是我要找的同道者。
“赤心社”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就是来自于广东的彭湃。他的左膀右臂分别是来自于广东潮州的李春涛,和来自于湖北黄梅的杨嗣震。
经过接触,施存统的判断得到证实:赤心社经常开展的活动,就是以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样本,研究如何带领劳苦老百姓走上幸福路。
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最终的结果令人振奋,但是过程还是有些曲折。
1921年3月,在与周佛海正式见面前,施存统通过老师介绍,就已经与赤心社负责人彭湃见面。
彭 湃
晚年时,施存统曾在《和彭湃的一次谈话》中这样回忆:“我在日本期间,和彭湃有见过几次面,也代表留日中国共产党小组和他作过一次长谈。”
这次交谈给施存统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彭湃“对农民运动的重视比我们任何人都早”。当他得知彭湃正在撰写《告中国的农民》一文,等他完稿后马上寄给陈独秀,很快发表于刚刚开办的《共产党》刊物内。
彭湃写的《告中国的农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早对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进行分析,最早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出发点。
回国后的彭湃之所以最早创办农民协会,最早成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这与他最早研究农民问题有直接关系。难怪有人称赞他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农民王”。
经过第一次交流,施存统觉得彭湃的确不错,应该就是他要想找的人,应该就是他的发展对象,可是又觉得彭湃的某些观点,似乎与党的某些主张还不完全相同。
但是这并不影响进一步的交流。后来又经过几次讨论,彭湃也开始修正某些不当观点,思想已全面成熟。
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在“一大”召开后不久,施存统正式介绍彭湃入党。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中,彭湃是第一个在日本入党的党员。
彭湃
彭湃已入党,聚集在他身边的好友,自然也会成为组织发展的潜在目标。
遗憾的是,就在施存统已经启动程序,准备介绍彭湃入党时,与彭湃关系最密切的李春涛已经提前毕业回国,自然无法纳入发展范围。
此时的国内,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已经形成,刚一回国后的李春涛很快就加入国民党,成为当地有名的“左派”。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背叛革命。仅仅只过了二天,李春涛遭到敌人逮捕,于当天4月27日被反动派残酷杀害,年仅30岁。
李春涛
彭湃刚刚入党,突然收到国内来信,得知祖母身患重病,他也正好毕业,只好收拾行李匆匆回国。
回到国内的彭湃,经施存统书信介绍,马上与广州的陈独秀取得联系,开始汇入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在他家乡所在地的海丰一带,掀起一浪接一浪的农民运动。
李春涛、彭湃相继回国,他们的战友杨嗣震还暂时留在日本。已经错失李春涛,施存统自然不会再错失杨嗣震。
共同的信念和追求,把两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施存统主动邀请杨嗣震与自己住在一起,很快就将其介绍入党。
革命烈士杨嗣震
杨嗣震是湖北黄梅人,他家乡在长江边的孔垅镇。这里曾经属于江西九江,后来划入湖北黄梅。在日本入党的杨嗣震,是黄梅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日本留学生中的第二个。
接下来,施存统把目光对准另一个留学生,他的名字叫林孔照。
遗憾的是因时间久远,现在己经不知道林孔照究竟是什么人,更不知道他的结局。
网上曾偶遇一则短文,称其可能是福建人,但是缺乏佐证,实在难以弄清,不知道又没有知道的?
对年轻时在日本发展组织的事,施存统曾回忆说,在“一大”召开后,旅日支部很快发展到十人左右。但是他还能记住的,只有彭湃、杨嗣震、林孔照三人。其他人的名字,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为何出现这种让人揪心的事?因为他后来曾脱党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担任劳动部首任副部长。
或许正是因为这段无法启齿的经历,让他在特殊年代不仅丢官罢职,还受尽苦头。
1956年12月,在接受党史部门专访时,施存统先后两次对旅日支部的发展问题进行回忆。
第一次访谈时他回忆说:“1921年7月后,东京小组发展到十来个人,其中有彭湃同志。还有一个好象叫杨嗣震,其余的名字已忘。该小组由我负责,小组成员多数是留学预备生。开过二、三次小组会,会议内容已记不清。”
第二次访谈时他又作了些补充:“小组开始只有我和周佛海两人,后来发展到十余人,现在记起来的有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人。”
彭湃、杨嗣震、李春涛三人,早已在南昌起义前后分别牺牲,周佛海是可耻叛徒和汉奸,早已病死监狱。施存统的回忆应该是迄今为止的唯一资料。
施存统都已记不清,又有谁能知道另外几人身份?
五、协助张太雷物色“远东大会”日方参会代表
1921年底,施存统协助张太雷完成一件载入史册的重大事。
那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想要达到瓜分远东利益的可耻目的,在华盛顿组织召开反动的国际大会,史称“华盛顿会议”。
苏联一直把远东地区当成自己势力范围,怎能让美国阴谋得逞?开始针锋相对,计划召开“远东会议”。
共产国际把寻找日本代表的任务交给马林,马林又转手交给他的翻译张太雷。
1921年10月,张太雷以共产国际联络员身份,秘密前往日本。他先找到周佛海,可是周佛海并不热心,转手把他介绍给施存统。
在施存统帮助下,张太雷顺利完成任务,不仅成功物色到合适的参会代表,还委托施存统把随身带来的交通补贴费交给他们。
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个会就是人们常说的“远东会议”。
日本派出的16 名代表,全是施存统帮助找到的。负责带队的,就是与施存统经常见面的堺利彦。
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在苏联建议和帮助下,日本那批对共产主义有研究的学者,于1922年7月在东京成功创立“日本共产党”,首任委员长就是当时带队的堺利彦。
张太雷
六、施存统被“驱逐"回国
张太雷率日本代表刚出发,施存统这边转身就出事,而且还是大事。他竟然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
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是这种结局?
1921年12月20日,施存统被日本警方突然逮捕。理由有点吓人,说他帮助日本激进分子拟成立非法组织,阴谋推翻日本政府。
根据日本早已批露的史料,早在施存统到日本之初,他就引起日本警方怀疑,纳入重点监控目标,周佛海自然也不例外。其实早在周佛海回国出席“一大”会议之前,他的一举一动就已经受到监视。
也许有人知道一件奇怪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即将闭幕,会场突然出现一个神秘来者,导致会议被迫中断,会场只好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
从日本批露的史料看,日本警方早已侦知此事,提前通报给上海法租界。那个以找人为理由突然冲进会场的人,就与此事有关。
日本警方逮捕施存统,将其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仅仅过了7天,也就是当年12月20日,将他驱逐出境。
回到国内的施存统得到中央重用。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他被选举他为团中央书记。
施存统已离开日本,仍在那留学的周佛海开始接任旅日支部负责人。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把发展组织和壮大队伍放在心上,只是一门心思做他的学问,导致那里的党员人数并无增长。
1924年夏天,完成学业的周佛海启程回国。从1917年赴日本,到1924年毕业,他在日本呆了整整7年。
周佛海回国时,国共合作已进入加速状态。到处都缺人,到处都在要人。受戴季陶邀请,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
让人惊诧的是,周佛海既是“一大”代表,又是旅日支部第二任负责人,本该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可是他却一反常态,突然提出要退党。
好多人都去给他做工作,就连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多次上门劝说,可是仍然挽回不了他那去意已决的心。
综上所述,旅日支部是在陈独秀策划和指导下建立的,成立之时仅有2人,后经施存统串联和发展,在他于1921年12月回国之时,已经壮大至十人左右。
让人遗憾的是,往事已逾百年,能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仅仅只有5人。
他们是施存统、周佛海、彭湃、杨嗣震、林孔昭。
其他人的姓名早已尘封历史,再也无法知道。
参考文献:
1.郑向东《彭湃加入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时间探析》2.施复亮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
3.施复亮 《和彭湃的一次谈话》
4.汕尾党史研究室《彭湃与海陆丰》
5.中共党史出版社《彭湃和他的战友杨嗣震》
来源:暸望大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