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宣和年间的一个清晨，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御街上传来阵阵吆喝声。画师张择端背着画箧，沿着汴河岸边缓缓前行，目光扫过虹桥上的熙攘人群、码头边的漕运船只、酒肆里的往来食客。他手中的木炭笔在麻纸上快速勾勒，将这些鲜活的场景定格为草稿 —— 这是他构思《清明上河图》的第
宣和年间的一个清晨，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御街上传来阵阵吆喝声。画师张择端背着画箧，沿着汴河岸边缓缓前行，目光扫过虹桥上的熙攘人群、码头边的漕运船只、酒肆里的往来食客。他手中的木炭笔在麻纸上快速勾勒，将这些鲜活的场景定格为草稿 —— 这是他构思《清明上河图》的第三年。从山东诸城的少年画师到翰林图画院的待诏，从《西湖争标图》的细腻到《清明上河图》的恢弘，张择端用笔墨在卷轴上重现了北宋都城的盛世图景。在《宣和画谱》的简略记载与后世的无尽解读中，他的故事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 “富贵汴京” 的市井烟火与艺术匠心。
北宋熙宁五年（1072 年），张择端出生于京东东路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张克让曾任地方小吏，“雅好书画，藏有吴道子《地狱变相图》摹本”，这让张择端自幼便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画继》记载他 “幼嗜画，见物即摹，稍长便能通其意”，乡邻常请他画 “门神、灶王”，他总能 “绘形绘色，栩栩如生”。
16 岁时，张择端离开家乡，游历齐鲁大地，“登泰山观日出，游曲阜访孔庙”，临摹历代壁画。在泰山岱庙，他对着宋代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研习数月，“悟其构图之法、设色之妙”；在济南大明湖，他画下 “画舫凌波，渔舟唱晚” 的景致，笔法已显露出 “写实细腻” 的特点。这段游历让他 “眼界大开，不局限于传统工笔，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元祐六年（1091 年），19 岁的张择端来到汴京，考入翰林图画院学习。当时的翰林图画院是全国最高绘画机构，“以形似为上，气韵生动为贵”，培养了宋徽宗赵佶等一批绘画名家。张择端在画院学习期间，“博采众长，尤精界画（以宫殿、屋宇、桥梁等为题材的绘画）”，他的《宫苑图》得到画院待诏郭熙的赞赏：“此子界画精准，细节入微，将来必成大器。”
与其他画师专注于山水、花鸟不同，张择端对 “市井风俗” 情有独钟。他常 “微服出宫，逛瓦舍、看百戏、观漕运”，在《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的记载中，曾见他 “在州桥夜市速写，一画就是数小时”。这种对现实生活的痴迷，让他的画风逐渐与画院主流的 “院体画” 拉开距离，形成 “以俗为雅，以真为美” 的独特风格。
崇宁元年（1102 年），30 岁的张择端通过画院考试，成为翰林图画院待诏，“专掌界画与风俗画创作”。他早期的作品《西湖争标图》描绘了汴京金明池龙舟竞渡的场景，“人物虽寸许，神情毕肖；舟船虽微缩，结构分明”，已展现出非凡的写实功力，为后来创作《清明上河图》奠定了基础。
政和年间（1111-1118 年），张择端开始构思一幅描绘汴京繁华的长卷。为了收集素材，他用三年时间走遍汴京的大街小巷，“凡酒楼、茶馆、商铺、码头、寺庙、民居，无不细致观察”，积累了上千张速写草稿。
汴河两岸的漕运景观：汴京的繁荣离不开汴河的漕运，“东南六路之粮，皆由此入京师”。张择端沿着汴河写生，从东水门到西水门，记录下 “粮船卸粮、商船交易、纤夫拉纤” 的场景。他在草稿上标注：“汴河粮船，大者可载米千石，船夫二十余人；小者载三百石，船夫七八人。” 对船只的结构、船夫的服饰都做了详细记录，甚至 “跟随粮船从汴京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观察不同河段的行船方式”。
市井百态的生动捕捉：张择端对汴京的市井生活尤为关注。在相国寺周边，他画下 “卖药者悬壶、算卦者摇签、说书者开讲” 的热闹；在州桥夜市，他记录 “煎茶、蒸饺、胡饼” 等各色小吃的制作过程；在瓦舍勾栏，他描绘 “杂剧演出、傀儡戏、相扑” 的精彩场面。他的草稿中有 “妇人戴盖头骑驴”“小儿持风车嬉戏”“僧人化缘” 等数百个生活细节，后世学者称这些草稿 “堪比宋代的社会档案”。
建筑风貌的精准测绘：作为界画高手，张择端对汴京的建筑做了精确描绘。他绘制的虹桥草稿，“桥长十三丈，宽三丈，拱高五丈”，与后世考古发现的汴京虹桥尺寸基本一致；他画的 “孙家正店”（大型酒楼），“高三层，飞檐翘角，门口挂彩楼欢门”，符合《东京梦华录》中对酒楼的记载。他甚至 “攀上大相国寺的钟楼，俯瞰汴京全景，确定长卷的整体构图”。
宣和元年（1119 年），张择端完成了素材收集，开始在御街附近的画室里创作《清明上河图》。他选用 “三丈多长的白麻纸，以淡墨勾勒轮廓，再用赭石、石绿、朱砂等矿物颜料上色”，每天创作不超过一尺，力求 “每一个人物、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
宣和三年（1121 年），《清明上河图》终于完成。这幅长卷纵 24.8 厘米，横 528.7 厘米，以汴京汴河为轴线，描绘了从城外郊野到城内街市的繁华景象，共绘有 814 人、28 艘船、30 多栋房屋、20 多辆马车、8 顶轿子，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风俗画。
三段式的宏大构图：全画分为 “郊野春光”“汴河虹桥”“城内街市” 三部分，首尾相连，过渡自然：
郊野部分：画面开端是汴京东郊的农田村舍，“杨柳依依，阡陌纵横”，一队骆驼商队正赶往城内，暗示 “城外与城内的联系”；一个农家小院里，“妇人捣衣，小儿嬉戏”，充满田园气息。汴河部分：这是全画的高潮，重点描绘虹桥及周边场景。虹桥上 “行人摩肩接踵，商贩吆喝不绝”，桥两侧 “货摊密布，卖刀剪的、修鞋帽的、说书的” 应有尽有；桥下 “一艘大船正要穿过桥洞，船夫们有的撑篙，有的拉纤，有的放下桅杆，动作紧张有序”，展现了漕运的繁忙。街市部分：画面后半段描绘汴京城内的繁华，“店铺林立，车水马龙”，有 “绸缎铺、珠宝店、药铺、酒肆” 等各类商铺；“十字路口有士兵指挥交通，税务所前商人正在交税”，展现了城市管理的有序；“赵太丞家” 药铺门口，“病人排队等候，郎中正在诊脉”，体现了市井生活的细节。写实主义的艺术成就：《清明上河图》的最大特点是 “写实”，无论是人物、建筑还是器物，都与宋代社会现实高度吻合：
人物刻画：画中人物身份各异，“官吏、商人、船夫、工匠、僧人、乞丐” 等，“衣着、神态、动作皆符合其身份”，如文官 “穿圆领长袍，手持笏板”，船夫 “赤膊挽裤，肌肉隆起”，乞丐 “衣衫褴褛，伸手乞讨”，个个 “形神兼备”。建筑描绘：画中的 “城楼、桥梁、店铺、民居”，“比例精准，结构清晰”，连 “门窗的样式、瓦当的纹样” 都一丝不苟，是研究宋代建筑的重要资料。器物再现：画中的 “船只、马车、轿子、家具、工具”，“形制与宋代出土文物一致”，如漕船上的 “锚、舵、桅杆”，店铺里的 “算盘、衡器、器皿”，都 “写实逼真”。隐藏的社会密码：除了表面的繁华，《清明上河图》还隐藏着不少 “社会暗线”：
画中有 “官吏勒索商贩”“士兵偷懒睡觉” 的场景，暗示北宋末年的社会危机；虹桥附近 “一艘船即将撞桥，众人慌忙应对”，隐喻 “盛世之下的隐患”；城内 “大量骆驼商队” 的出现，反映了汴京与西域的贸易往来。这些细节让《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一幅艺术杰作，更是研究北宋社会的 “活化石”。
《清明上河图》的成功，离不开张择端独特的艺术手法和创作理念，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多项创新。
散点透视的灵活运用：中国传统绘画采用 “散点透视”，不同于西方的 “焦点透视”。张择端将散点透视发挥到极致，“在一幅长卷中，时而平视，时而俯视，时而仰视”，让观者 “仿佛漫步汴京街头，能看到街景的每一个角落”。如描绘虹桥时，“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视角逐渐升高，既看到桥面的人群，又看到桥下的船只”，这种 “移动视点” 的手法，比西方全景画早数百年。
以小见大的叙事技巧：张择端不直接描绘宫殿的宏伟，而是通过 “市井生活的细节” 展现汴京的繁华。画中 “一个卖水人担着水桶走过”“两个轿夫在酒楼门口等待”“孩童在路边追逐嬉戏”，这些看似平常的场景，却 “以小见大，让整个城市活了起来”。清代画家沈宗骞评价：“《清明上河图》之妙，在其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寻常中显繁华。”
墨色与色彩的巧妙结合：张择端以 “淡墨勾勒轮廓，重墨表现阴影”，使画面富有立体感；色彩上 “以赭石、藤黄等暖色调为主，辅以石绿、朱砂点缀”，既表现了春天的生机，又突出了市井的热闹。他还善用 “留白”，如汴河的水面 “不着一色，仅以线条勾勒波纹，却显得波光粼粼”，体现了 “计白当黑” 的中国美学理念。
风俗画的题材突破：在张择端之前，风俗画多为 “小幅册页，描绘局部场景”，而《清明上河图》将风俗画推向 “宏大叙事” 的高度，“以城市全景为题材，展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开创了 “城市风俗长卷” 的新体裁。这种创新影响了后世的《姑苏繁华图》《南都繁会图》等作品。
张择端的创作理念，在他仅存的画论片段中可见一斑：“画者，非徒摹其形，更要传其神；非独绘其景，更要述其事。” 这种 “形神兼备、情景交融” 的追求，让《清明上河图》超越了一般的纪实绘画，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艺术瑰宝。
《清明上河图》完成后，被献给宋徽宗赵佶，徽宗 “龙颜大悦，在卷首题‘清明上河图’五字，并钤‘双龙小印’”。此后，这幅画历经宋、元、明、清四朝，辗转流传，命运多舛。
历代收藏与题跋：北宋灭亡后，《清明上河图》流入金代宫廷，金章宗完颜璟仿徽宗笔迹重题画名；元代被书画家赵孟頫收藏，他在卷后题跋：“汴京盛景，尽在此图，观之如亲历。” 明代曾被奸臣严嵩收藏，后入万历内府；清代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收藏，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历代收藏家在卷后留下 71 段题跋，成为研究这幅画流传史的重要资料。
摹本与仿作：由于《清明上河图》声名远播，历代出现了许多摹本和仿作，其中以明代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最著名。仇英以苏州为背景，仿张择端笔法创作，“人物更精细，色彩更艳丽”，形成 “明版清明上河图” 体系。这些摹本虽不如原作，却也扩大了《清明上河图》的影响。
现代价值与解读：如今，《清明上河图》已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1998 年，《清明上河图》复制品在纽约展出，引发轰动；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以动态版《清明上河图》为核心展品，让 “汴京繁华” 震撼全球观众。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解读这幅画：历史学家将其视为 “北宋城市经济的档案”，从中研究汴京的人口、交通、商业；艺术史家分析其 “构图、笔法、色彩”，探讨宋代绘画的艺术成就；社会学家关注 “画中人物的互动”，还原北宋的社会关系。这种多维度的解读，让《清明上河图》的价值历久弥新。
关于张择端的晚年，史料记载极少。《宣和画谱》仅称他 “宣和间为翰林待诏，后不知所终”。据推测，靖康之变（1127 年）后，汴京沦陷，张择端可能 “随宋室南渡，流落临安（今浙江杭州）”，晚年 “以卖画为生，郁郁而终”，享年约 60 岁。他除了《清明上河图》《西湖争标图》外，未见其他作品传世，堪称 “一画成名，一画传世”。
张择端的艺术成就，在后世得到高度评价。元代汤垕在《画鉴》中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笔法纤细，界画精准，人物生动，为古今风俗画第一。” 明代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称：“观此图，如读《东京梦华录》，汴京之盛，历历在目。” 现代画家徐悲鸿评价：“《清明上河图》的写实精神，堪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骄傲。”
张择端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幅画，更是一种艺术精神 —— 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对时代的深刻洞察。他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不仅要 “阳春白雪”，也要 “下里巴人”；不仅要描绘盛世，也要关注民生。
当我们今天凝视《清明上河图》，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越千年的生命力：虹桥上的喧嚣仿佛就在耳边，汴河上的船帆仿佛正在移动，市井里的烟火仿佛依然升腾。这幅画让我们得以触摸北宋的脉搏，感受那个时代的繁华与活力。
正如张择端在画中隐藏的 “解” 字（在一个店铺的招牌上）所暗示的，《清明上河图》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北宋汴京的时光之门。而张择端这位 “沉默的画师”，则用他的笔墨，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永恒的时代记忆，让汴京的繁华永远定格在丹青之上，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来源：话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