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昨天下午，我们的最后一条红鱼奥勃洛莫夫死了。前些日子，我几乎没有看到它在那口圆形鱼缸里来回游动，那时我便预感到了这一点。它不再像往常那样跳起来吃食，也不再追逐嬉戏令这片栖息地充满生机的阳光，它似乎遭受着抑郁症的折磨，或是经历着它作为圈养鱼的生活中的类似危机。我

昨天下午，我们的最后一条红鱼奥勃洛莫夫死了。前些日子，我几乎没有看到它在那口圆形鱼缸里来回游动，那时我便预感到了这一点。它不再像往常那样跳起来吃食，也不再追逐嬉戏令这片栖息地充满生机的阳光，它似乎遭受着抑郁症的折磨，或是经历着它作为圈养鱼的生活中的类似危机。我对这种动物了解甚少，鲜有几次，我透过鱼缸的玻璃与它对视，但我并未停留太久，因为看到它形单影只地待在这玻璃容器里，我很难过。我也十分不确定它是否活得快乐。昨天下午，看到它像片虞美人花瓣似的漂浮在水面时，我更是感到非常心痛。然而，它却有更多时间来更冷静地观察文森特和我。我也确信，它同样为我们感到遗憾。人们往往能从常伴身侧的动物（包括鱼类）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它们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不敢直视的潜意识层面的情绪与行为。

奥勃洛莫夫不是我们家养的第一条鱼，而是第三条。前两条鱼的颜色与奥勃洛莫夫相同，我也确实饶有兴趣地观察、研究过它们。一个周六的早上，也就是女儿莉拉出生两个月前，我与文森特共同的朋友波利娜将它们连同鱼缸带来了家里——后来，奥勃洛莫夫也是在这个容器中去世的。文森特和我非常高兴地收下了这份礼物。在这所公寓里，一只猫或一条小狗或许会显得麻烦和多余，但我们乐意与另一对“夫妇”分享生活空间。并且，我们听说红鱼会带来好运，而当时我们正在寻找各种幸运符（无论是物件还是动物），以便缓和怀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

起初，我们把鱼放在客厅角落的桌子上，由于房间面朝公寓大楼的后院，角桌处刚好能晒到午后的阳光。鱼儿摆动尾巴和鳍飞速游动，仿佛整个房间都因它们而变得充满生机。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时间来观察它们。一个月前，我向就职的律师事务所请了产假，为女儿的出生做准备。未来充满未知，但也没什么异常的情况，可这令我感到迷茫、不安，我不知道该在家里做些什么，过多的空闲时间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满怀疑问。正是严冬中最难挨的时候，一想到得换好衣服出去面对凛冽的寒风，我就打消了任何出门散步的念头。我更喜欢待在家里，看看报纸，或是在由书房改造的婴儿房中整理东西，以便迎接莉拉的到来。相反，文森特在办公室待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很多。他想利用这最后几个月赶赶进度，因为女儿的出生会让他暂时搁置那些项目。我认为这合情合理，但即使我们共处一室，我也很想念他。他变得陌生而遥远，整日迷失在工作日程和焦虑中，而我已不再占据他的思绪。在许多个等他下班回家的午后，我坐着观察那两条鱼来回游动，它们有时动作缓慢而富有节奏，有时则疯狂且极具攻击性。尽管这两条鱼的颜色十分相似，我还是学会了通过不同的游动姿态和觅食方式来区分它们。鱼缸里没有其他东西，也没有石头或洞穴供它们躲藏。两条鱼整日四目相对，它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方，无论是浮上水面还是绕着玻璃缸旋转。看着它们时，我总觉得仿佛在聆听一场无声的对话。

与奥勃洛莫夫不同的是，这两条鱼从未拥有过姓名，每当谈及它们，我们都以雄鱼或雌鱼代称。虽然两条鱼极其相似，但还是可以分辨它们：雄鱼体格健壮，鱼鳞也更加耀眼。文森特很少观察它们，但这两条鱼还是激起了他的好奇心。我会跟他聊起发现的情况，他也会高兴地听着，就像在听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事一样。记得某天早晨，我在厨房岛台准备咖啡时，文森特提醒我注意看：其中一条（可能是雄鱼）展开了鱼鳍，体积膨胀了一倍且色彩缤纷。

“那条雌鱼呢？”我手里拿着咖啡壶问道，“它也变得比之前更美了吗？”

“没有。还跟之前一样，只是它几乎不游动了，”文森特将脸贴在鱼缸壁上说，“或许雄鱼正在向它示爱。”

那天，我们一起去了勒努瓦大道的露天集市，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周末活动。冰雪消融，雨过天晴，我与文森特一同度过了美好的采购时光，然而最终，那天早上却以令人烦闷的方式结束了。我们满载食物而归时，我临时起意，提出再买一些橙子，文森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令我十分生气。

“这个季节的橙子太贵了，”他虚伪地为自己开脱，“我们负担不起。好像你不知道女儿出生后我们的开销会有多大一样，你可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挥金如土了。”

孕妇似乎总会因微不足道的事而情绪波动，我也不知是否受到了荷尔蒙的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不到五分钟，我便感到自己的人生乌云密布。“每个丈夫都会关照孕期妻子的嗜物反应。”我喃喃自语。有些人认为，这些无法解释的小任性实际上反映了胎儿的营养需求，但为什么文森特无法理解这一点呢？只是买几个橙子而已，我想不明白他怎么就这样拒绝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竭力克制着不与他争吵，然而，没等我们走两步，我就不得不停下，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休息。大衣已经无法将我完全包裹，黑色衣边下，裸露着我那陈旧、丑陋的毛衣。我感到眼里盈满泪水，文森特也注意到了，但他并不打算放下姿态。

“永远无法让你满意，”他说，“为了让你开心我们才来逛集市的，你却为这点小事置气，我简直无法理解。”

我极力克制着起身用自己的钱去买橙子的想法，我也确实忍住了，但整个周末，我都无法再快乐起来。到家时，我看到缸里的那条雄鱼仍外翻着鳃盖骨：它求偶的方式在我眼中显得那么傲慢。相反，雌鱼的节奏更加缓慢，低垂着鱼鳍来回游动，这令我感到有些遗憾。

周一一早我就出门了。我去街角的酒吧点了份大杯橙汁、一杯奶油咖啡和一只可颂面包，并用家庭账户支付了费用。之后，我走进书店买了一本小说，又花了一个小时在比利牛斯大街的大码服饰店试衣服，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件合适的毛衣来代替那件旧的。中午我回到家，正好是午饭时间。进门后，我径直走到客厅，像祈求神谕一样往鱼缸里看去：雄鱼仍然张着鳍，而现在雌鱼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多出了两条棕褐色的横纹。我一边透过厨房窗户，看着正在修理对面大楼的两名工人，一边站着吃完了自己做的茄子意面。随后，我把脏锅碗彻底洗净，接着去街区散了步，并走到了图书馆门前。我想进去，但周一下午闭馆，我便回了家，一边读新买的小说，一边等着文森特。当他到家时，我有些担忧地向他展示了雌鱼身上的横纹，他却认为这无关紧要。

“这些条纹很难注意到，我也不觉得它们有什么含义。我甚至不确定是不是之前就有条纹了。”他说。

重新加热冰箱里冷冻了几个月的米饭后，我们在沉默中吃完了晚饭。文森特洗过餐具后就在客厅里坐下来，一直工作到凌晨。我没有跟他搭话，而是专心致志地在婴儿房的墙壁上贴小熊彩带，这项任务已搁置了好几个星期，但我俩都没有去做。我只是想完成我们无数待办事项中的一项。最终的效果确实不及预期的那么好，但也不赖。文森特却把这理解为我对他的挑衅，他认为我没将彩带贴工整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他感到内疚。

“你本可以让我搭把手的，我不知道你最近为什么总爱扮演受害者。”

周二早餐时我们在家喝了茶，吃了烤吐司，就像两个礼貌的陌生人，但他一出门去上班，我就满怀怨恨地去酒吧又喝了一杯橙汁，然后冒着细雨走到图书馆。学生时代我经常光顾这里，但已经有段时间没来过了。我的办公室位于左岸，每当我无法在网上找到问题的答案时，就会去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的读者寥寥无几，社区图书馆却总是座无虚席，随处可见跟我中学时代一样的青少年，在大学餐厅中一边吃饭一边喧哗大笑的年龄稍长的学生，以及专注于通过考试，并靠父母或政府的接济精打细算撑到月底的人。从前两年开始，我通常都会迁就这个年龄段的人，因此我也为那天早上产生的嫉妒感到惊讶。我正要推门而入时，一个围着红白色方巾的少年撞上了我的肚子。

“抱歉，女士。”他说道，却几乎没有放慢脚步。

与其说是由于我怀着身孕，不如说是他那假装的歉意（或者说我觉得如此）更突显了我们的年龄差距。

进入图书馆后，我走向自然科学区，找到一本《海洋动物百科辞典》，并寻找与我的鱼有关的信息。我发现它们是泰国斗鱼，也叫“暹罗斗鱼”，原产亚洲，通常栖息在死水中。专家将它们从错综复杂的品种中归类出来，因为它们的头部有根状结构的支气管，这使它们能够呼吸水面上方的少量空气。根据这篇文章，这种鱼最显著的特性之一是难以与其他鱼和平共处。辞典中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也没有介绍它的饲养方式。如果我想知道相关的养护建议，就得查询其他文献。这本辞典也并未提到雌鱼身上出现的条纹。

整个下午，我都窝在沙发里读书、观察鱼缸。我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虽不算科学著作，提供的信息却比《海洋动物百科辞典》更为实用。这两本书的受众均为年轻人，或是并不精通这个领域的读者。在其中一本中，我找到了有关泰国斗鱼的内容。作者解释了饲养和繁殖的细节：例如，雄鱼张开鳃盖意味着想要交配，如果得不到回应，它们就会变得十分暴力。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书中说这种鱼非常好斗，所以才通常被称为“斗鱼”。在一些国家，它们甚至被当作斗兽捧上擂台，就像在西方，公鸡被用来赢得赌注一样。读到这里，我有种类似羞愧的感觉，仿佛在未经熟人同意的情况下发现了他们的阴暗面。我真的想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吗？我的结论是肯定的：为了有备无患，并尽可能避免任何意外发生。这本书建议不要将两条雄鱼养在同一口鱼缸中，无论鱼缸有多大。雄鱼和雌鱼一起存活的可能性会更大，前提是有足够的空间（至少五升）。我看了一眼家中的鱼缸，水量少得离谱。“在有压力或危险的情况下，”作者继续写道，“斗鱼会长出与体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横纹。”

丈夫到家时，我已经在沙发上睡了一个多小时。文森特仔细标记好我翻开的书页并合上了书，然后轻柔地唤醒我，让我去床上休息。然而在入睡之前，我想与他分享我读到的有关那两条鱼的信息。

“把它们留在这口鱼缸里非常危险，”我告诉他，“它们可能会严重伤害彼此。你能想象它们会互相残杀吗？”

我让他承诺将鱼转移到有氧气和石块的水族箱里，它们不想看见彼此时也可以有藏身之处。他同意了，觉得好笑。

“现在你对这件事着迷了，”他说，“等你重返办公室，应该专攻动物权益保护。”

几天后，我们才将鱼从鱼缸中捞出。对它们和我们来说，那几天都很紧张——文森特不喜欢这个提议，因为水族箱会占据客厅的空间。

“这样看起来就跟中餐馆差不多了！”他有一次脱口而出，但也妥协了。他知道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在家时，会情不自禁地盯着它们，仿佛用那严厉、挑剔的眼神就可以阻止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毋庸置疑，我完全与雌鱼共情。我能感受到它被逼到绝境时的恐惧与痛苦，它需要躲藏。或许鱼是唯一不会发出响动的宠物。但它们让我明白，尖叫也可以是静默无声的。文森特的立场表面上更为中立，但他不时发表的讽刺言论却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那条雌鱼怎么了？拒绝生育吗？”或者说：“保持冷静，兄弟，即使雌鱼惹你心烦。别忘了，当今的法律是由女人制定并为女人服务的。”

与此同时，宝宝正在我腹中的羊水里游动。上次妇科检查时，医生告诉我们，胎儿已经“就位”了，这也正是我的双胯感受到的。有时在寂静的午后，我能听到自己的骶骨嘎吱作响。怀孕三十五周了，预产期指日可待。我越想到这里，就越需要让公寓内的一切都井然有序，然而一切确实都准备好了，除了雌鱼和雄鱼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那个周末我坚持要买鱼缸的原因。我们为斗鱼找到的栖身之所是一个真正的水族箱，能装十升水（正如书中推荐的那样），底座窄但立面高，可嵌入书房。将水族箱放在那儿是文森特的提议，这样它虽占据了一整面书架，客厅的面积却没有减少分毫。我不得不将数版《民法典》搬到地下室，以便给暹罗斗鱼腾出空间，那时它们也许感受到了我们调解矛盾的努力，一直相安无事。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后，技术人员上门将水族箱安装好了，雌鱼终于有了一处藏身之穴，我也得以稍作歇息。

这种言论确实有冒犯到我。与此同时，我还躺在病床上，赤裸的身体仅由一层被单覆盖着，我与护士们之间也只有一帘之隔。然而，抛开他们不谨慎的发言不谈，他们作为旁观者的解读倒也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告诉自己，或许，他们是对的。

在怀孕期间，或是有生以来，我都幻想着孩子诞生后的那几天居家生活，将是一对夫妇能经历的最浪漫、最美妙的时光。我不太清楚对其他人而言那段日子大致是什么样的，我只能说，与我想象的相去甚远。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适应睡眠不足的情况和照顾婴儿的艰巨任务。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休息的重要性，以及为何经常采用禁止睡觉的方式来折磨那些待审讯的囚犯。我很难想象，人们代代相传地重复做这件事，仿佛为人父母是世间公理。我和丈夫都害怕伤害到女儿，给她洗澡、穿衣、清理脐带伤口的这类“壮举”都让我们紧张不安。在九个月的妊娠期内，她都安睡在我的子宫中，然而出生之后却要与我们分床而眠，这让我觉得很残忍；可对文森特来说，这是基本的生存法则。我们试图平衡女儿和自己的生活，但每隔两小时就得起床也确实令人难以忍受——然而必须以这样的频率给她喂奶、换尿布。我们看起来就像两具被锁在公寓里的暴躁僵尸。那些天里，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交流。我们轮流睡觉，但总觉得是对方休息得更多。我的极限努力显得杯水车薪。我丈夫含沙射影地指责我没有尽到模范母亲的职责，而我也会控诉他的指责。那段时间，反倒是他在负责照看鱼缸。

文森特重返办公室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的确，我不得不全职照顾女儿，但我不必再和他争论，孩子到底是因为饥饿还是寒冷而哭泣。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节奏：每天早上母乳喂养、定时给她换尿布和衣服、不下雨时推着婴儿车散步、继续母乳喂养、做一些促进她发育的运动、给她洗澡等。有时莉拉睡得好，我便抓住机会做饭、洗衣服、洗碗，稍微整理一下公寓。然而大多数时候，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儿科医生的诊断，她有严重的腹绞痛（尽管对这个年龄的婴儿来说是正常的），并且必须以某种方式安慰她：摇晃她，给她唱歌，哄她入睡。

一般来说，我丈夫都在莉拉洗澡的时候从办公室回来。他负责为女儿擦干身体，给她穿上睡衣，为她做好睡前准备。最后一次喂奶后，他会努力哄她入睡——他每天得花几个小时在这些事上。我们很晚才吃饭，两人也几乎总是筋疲力尽，谁都不想说话。有时我试图问一些与他工作相关的问题，或者跟他分享我推着婴儿车在街上带莉拉散步时看到的趣事，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文森特只是笑笑，就再没有下文了。性生活就更别提了——自莉拉出生以来，我们只有过几次，并且整个过程就像处在梦游状态。跟所有人一样，文森特也有自己的顾虑和不安，比如成为一个不合格的父亲。记得有一次，他一直给女儿哼催眠曲却没哄睡成功，我便提议与他换班。我只是想让我们可以早点吃晚饭，以免饭菜变凉。然而，他却将其视为一种侮辱。

“你现在是不是要说我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了？你应该学会闭嘴。我不会浪费生命去指出你的愚蠢和数不清的错误。”

我试图解释我的立场，但他根本听不进去。争吵迅速白热化，最后以我丈夫摔门而出告终。我被留在家中独自摇晃莉拉哄她睡觉，那天晚上她也花了更多时间才入睡。

女儿出生后的那个月，很多人来看望我们。我的几个女性朋友和家人都提议，在文森特离家上班的那几个小时来陪我，不过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在周末来我们家里。那是一段奇怪的日子，我们与并不常见的人重新建立了联系，所有人都为我们的女儿带来了礼物：衣服、玩具、新的或二手的（他们曾经购买但现在已经用不上的）婴儿用品。我和丈夫都不敢拒绝，但也不知该把它们放在哪里，毕竟莉拉的衣柜很小。一个周日早晨，文森特宣布我们当天不会接待任何访客。虽然我理解他的想法，并且打心底里支持他，但他替“我们”做决定，这让我感到不悦，我也跟他表明了态度。整个早上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文森特打发着下午的时间，像之前一样，专断地把所有他认为没用的礼物挑了出去；而我借口哄女儿睡觉，一直和她待在我的房间里。在那平静的片刻，我专心致志地观察起鱼儿。雌鱼最近还好吗？当我们忙于自己的事情时，它在水下又经历了什么？这段时间以来它们一直相安无事，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也不曾察觉它们起过什么摩擦或冲突。我想知道雌鱼是否又经历过一次发情期。大自然蕴藏着太多的智慧：这个动物似乎意识到，无论如何怀孕都不是个好主意，即便它拥有如此宽敞且条件优越的生活空间。我也在想，是与它共居的那个同类让它却步，还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换作其他同伴，它也不会接受生育。

她打算在巴黎待一周，并询问是否可以住在我们家，还是说最好去住酒店。我告诉她我要商量一下，第二天早上再打电话给她回复。接着，我把电话递给文森特，让他跟她打个招呼。然而，他并不想等到周一再发表意见：“很抱歉，亲爱的岳母，但这次您得住在其他地方。”听着他对我母亲说话时用的那种恼怒的语气，我爆发了。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你这粗鲁的家伙？”我怒吼道，他刚挂断电话，我就把一个原本决定留下的礼物朝他脸上砸去。我们的争吵吓醒了莉拉，她大哭起来，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终于，我哄好了她，但当晚我便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严重越界。那晚文森特睡在沙发上，我则抱着女儿睡在我们的床上。

与此同时，我的产假也临近尾声。我打电话到律师事务所商量复职的事，但他们含糊其词。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我的临时替代者——一个年轻且有能力的律师，让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让我回去。他们没有明说，但我明白，他们不想继续聘用一个有其他优先事项的律师。我请求与主任面谈，但被告知他出差了。从那时起，家庭生活开始让我感到窒息。我不再认为待在家里只是职场母亲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像一种可能无限期延长的软禁。我感到无比沮丧，确切地说，是深深的孤独。复活节假期临近，街上的广告、电视和公交站台上，全是旅行社宣传的幸福家庭在加勒比海或印度洋度假的画面。文森特刚好有一周的假期，我提议离开巴黎。然而，他看着我，就像我说了什么荒谬的话。

“咱们没钱了，”他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你还能不能重新工作。”

于是，我建议去西南部，住在我父母家。

“你自己带孩子去吧，”他答道，“你们可以晒晒太阳，而我可以在家好好睡觉。”

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讽刺，所以我接受了这个提议。

在波尔多的那个星期，简直像置身世外桃源。我的父母整天忙碌，负责照料一切，我终于睡了几个月来最安稳的觉，因此恢复了不少精力。我的兄弟姐妹也带着他们的孩子来了。我们在泳池里游泳，复活节当天按照英式传统找巧克力蛋。几乎每天晚上，文森特都会打来电话，问候他女儿。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温柔又亲切，仿佛回到了莉拉出生前的时光。我想，我们做得对，彼此都需要休息一下。在这田园诗歌般的氛围中，我打心底里感到快乐，甚至忘了律师事务所的事情。但很快，回家的日子还是到了。我没有任何义务必须回去，甚至没有复工的愿望，也不想回到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然而，我还是回去了，为了文森特。他告诉我，他迫不及待想拥抱我和女儿，我也希望和他重归于好。当火车启动，我透过车窗看到父母向我挥手时，我差点哭出来。

文森特开车来接我们。尽管他一直在微笑，但我注意到他有些紧张。那时大约是晚上九点，外面当然在下雨。我还记得车灯的光映照在潮湿的路面上。莉拉在婴儿座椅上熟睡。在例行地问了“你们怎么样？”“旅途如何？”之后，他宣布，在到家之前，有件事要告诉我。

“是关于那两条鱼的，”他说，“两天前它们打架了，都受了挺重的伤。”

接着，他向我解释了详情：星期五早上，他发现它们漂浮在水族箱里。

“我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分开。我用网把雄鱼捞出来，放进了波利娜送给我们的那口玻璃鱼缸。明天专家会过来看看。”

“雌鱼是不是在发情，你知道吗？”我问他，试着猜测原因，“你有没有看到它身上有深色的条纹？”

但文森特否认了，说鱼并没有像上次那样展开色彩鲜艳的鳍。

在我住在这间公寓的所有时间里，从未觉得它如此荒凉。我仿佛闻到水族箱散发出一股腐败的气味。的确，鱼受伤了，但远没有我在回家路上听文森特描述时想象的那么严重。

那天晚上以及接下来的几天里，最让我难过的是看到我们的鱼被分开了。我感觉它们也受到了距离的影响，甚至在思念彼此。

“为什么它们明明住在这么大、这么漂亮的水族箱里，还是无法和平共处？”一天傍晚，我问丈夫。我们正看着那条雄鱼在旧鱼缸里疯狂打转，而这口鱼缸如今被放在厨房台面上。

“也许问题不在于空间，而在于它们的本性，”他回答道，“别忘了，它们是斗鱼。”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了很久。

“其他鱼，”他继续说道，“即使生活在狭小的鱼缸里，也能感受到自由。它们把鱼缸看作一个明亮且五彩斑斓的世界，对它们来说，每一缕阳光都充满机遇。然而，斗鱼即使身处更宽敞的水族箱，也会觉得狭窄。它们始终觉得缺乏足够的空间，甚至会感觉受到伴侣的威胁，它们也正是在这样的高压下解读彼此。我可不是在胡说，这是我在你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里看到的——对了，你还没有还书呢。你知道每天的逾期罚款是多少吗？”

“真是个悲剧，”我认真地说，“我坚信，我们的鱼彼此相爱，尽管它们无法一起生活。”

我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开始思考我们养的这对伴侣。我不禁好奇，在宠物店里，它们是以什么标准被选中，一起放进波利娜的那口鱼缸里的？或许只是随机挑选，或者仅仅因为它们是一雌一雄。或许它们本来就出生在同一个水族箱里，彼此早已熟悉。又或者，完全相反，它们在进入那口圆形鱼缸并紧密共生之前，可能从未见过彼此。在鱼的世界里，有命运一说吗？

我知道这样说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但我确信，我的鱼因分离而痛苦。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就像我曾感受到雌鱼的恐惧和雄鱼的傲慢一样。我对自己说，尽管雌鱼拒绝生育，但很可能由于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它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感情或依赖。因此，自从那场争斗之后，它们才会显得如此萎靡不振。

我们的雄鱼被“惩罚”了好几天，待在不到五升的水里，连一块可以躲藏的石头都没有。我们已经商定，在决定如何处理它们之前，先把它留在那儿。然而，我丈夫依旧每天晚归，整整一周，我们甚至找不到半刻空闲来讨论这两条鱼的命运。星期四吃晚饭时，我终于提起了这件事。文森特的回答让我感到震惊。

“老实说，我觉得由我们来决定它们的命运挺荒谬的。就像是在扮演家庭判官的角色。”

与其说是开玩笑，我更觉得他是在逃避问题。事实上，这也不算奇怪，他已经躲避现实好几个月了。

到了星期五，我再也忍受不了，便擅自做了决定。我用双手抓起波利娜送的那口玻璃鱼缸，一下子将雄鱼倒回了“夫妻”水族箱。接着，我贴近玻璃观察会发生什么：水流翻腾过后，雄鱼迅速游向水族箱底部，停在离书架几厘米远的地方，一动不动。雌鱼则和以前一样，没有靠近它，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动作。渐渐地，雄鱼恢复了活动能力，也重拾了之前的习惯。它长时间待在水草丛中，直到水面上出现食物，这时，它便像一颗鱼雷一样迅速冲上去，速度远超它的伴侣，并拼命吞食，尽可能填满自己的胃。

律师事务所主任为我的情况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延长我的产假，并为我支付薪水。但前提是，我必须签署一份声明，承认自己患有产后抑郁症。而这份医疗诊断，是他们帮我搞来的。我无法形容这件事给我带来的不安。这个安排表面上体现了主任的“善意”，但实际上完全无视了我的职业能力。如果稍微冷静分析一下，事实很明显——假如我是个不合格的律师，根本不可能在这家事务所工作四年。然而，光是意识到这一点，并不能让我摆脱那种被不公正对待的感觉。有那么一瞬间，我考虑过是否应该起诉他们，控诉他们搞性别歧视。但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样一场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斗争。文森特倒觉得这个协议还不错，因为他们提供的金额只比我的正常工资略低一点。

“就当是六个月的假期吧，”他试图说服我，“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找别的工作。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

那份医疗诊断最终一语成谶，或者至少接近现实。我当然没有患上产后抑郁症，却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忧郁和持续的负面情绪之中。奇怪的是，文森特也表现出同样的症状，尽管他既没有生孩子，也没有失去工作。也许，如果发生了一场更大的灾难——比如父母去世、我们自己或莉拉身患重病，或是我们真正陷入经济困境——这样的打击或许会让我们更加紧密，或者至少让我们换个角度看待彼此间的关系。然而，在这如死水般停滞的境地里，我们的关系却在缓慢腐烂。我们不再一起欢笑，也无法再真正共享愉快的时光。那几周里，我对他抱有的最正面的情感，就是感激——感激他偶尔做晚饭，或是留下来照看莉拉，好让我能和朋友去看一场电影。能有人替换我片刻，这实在是一种恩赐。我深爱我的女儿，也非常享受和她在一起的时光。但与此同时，我也需要片刻的独处与宁静，需要自由和放松的时刻，即使只有几个小时，也能让我重新找回自己。自从我们成为一家三口，世界的运转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在这种新的平衡之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成为父母竟然完全吞噬了我们之间仅存的夫妻关系。与一条河流相比，或者哪怕与一个小池塘相比，无论水族箱有多大，对斗鱼这种天生不满足、容易感到不幸的生物来说，依旧是个极为狭小的空间。而某些人的心灵也是如此，里面容不下快乐的想法，也无法接纳现实中美好的一面。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沉浸在生活最阴暗的一面中，对于我们的孩子以及她美妙的降生，我们无法真正欣赏或为之感到快乐，更不用说那些微不足道却值得感激的事物，比如太阳升起、我们的健康，或者我们还有幸拥有彼此。

五月底，夜晚也开始变得炎热，莉拉得了肠道感染，发烧近四十摄氏度。文森特从办公室打了好几次电话询问女儿的情况。他正忙于一项审计工作，无法回家。

“今晚我得加班到很晚，”他说，“但你别担心，我一回去就照顾她，让你好好休息。”

我一只手拿着电话，另一只手把莉拉浸入塑料浴盆里，希望能为她降温，并避免使用退烧药。我没有心思去分析他的语气，也没注意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但事实是，尽管我多次尝试联系他，我丈夫再也没有打来电话，甚至连一条报平安的短信都没有。一直到早上六点他都杳无音信。在这期间，我终于给莉拉退了烧，午夜过后她沉沉睡去了。我则困惑地在公寓里踱来踱去，直到听见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

“我很担心你，”我真诚地对他说，“你到底去哪儿了？”

文森特解释说，审计结束后，他和同事们去参加了一场“余兴派对”，庆祝这糟糕的一周终于过去了。据他说，他原本打算待半小时，一点钟就回家的，但几杯酒下肚后，他的意志力就被削弱了。

“我没有接到你的电话，那里没有信号。”

当我确认他没有出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无法遏制的愤怒。这股愤怒夹杂着几个月来我积攒的所有挫败感。我什么也没说，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砸碎桌上的盘子和花瓶。

“你疯了吗！”他怒吼着，试图让我冷静下来，“快停下！”

然而，他的责骂和训斥只让我更加愤怒。

第二天，文森特搬进了莉拉的房间，莉拉则开始每晚和我一起睡。从那一刻起，我们不再是夫妻，而只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室友。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文森特好几次直到凌晨才回家。有一天早晨，他甚至没有回来换衣服。我不再砸东西，但开始习惯性地辱骂他。我的情绪在怨恨和深深的悲伤之间反复挣扎。我不停地问自己，我们还能走出这段困境吗？如果不能，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至少对我而言，我已经看不到任何出路了。

与我们不同，那段时间里，两条鱼一直很安静，没有再发生争斗。那些日子都是我在照料水族箱。酷热和焦虑让我每天很早就醒来，比莉拉和文森特都要早，然后在这口属于自己的“鱼缸”里踱来踱去。有一天，雌鱼毫无预兆地浮在了水面上。它的鳍破裂，一只眼睛凸出，毫无疑问——它死了。雄鱼也受了伤，但仍然勉强能在水草间游动。我没有说话，只是走到敞开的窗前，拉起金属百叶窗，让街上的空气透进来。我望着公寓下面的内院，感觉那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楼下，一对学生情侣正在搬家，把行李装进一辆小货车里。我不知道自己站在那儿看了多久，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的动作，看到他们脸上充满期待的神情。我没有听到浴室里的水声，也没听见文森特启动咖啡机的声音。但我知道他已经醒了，因为他从我身边走过，朝门口走去。看到我在哭时，他走近窗口，轻轻地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

“我走了，”他说，“要迟到了。等一切结束之后，我们再谈。”

莉拉满三个月时，她被圣昂布鲁瓦斯街的托儿所录取了。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半，她都在那里。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一种解脱。第一天送她去托儿所时，是我们俩一起去的。回来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位于共和国广场的那家宠物店。我让文森特停下车，提议再买一条斗鱼。

“得买一条雄鱼，”他说，“我可不想这么快就用一条新的雌鱼来代替死去的那条。而且，最好找一条能好好教训那家伙的鱼。”

“最好找一条性格冷静、不好斗的，”我说，“一条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鱼。”

奥勃洛莫夫依旧待在它的玻璃鱼缸里，和以前一样，被放在客厅角落的小桌上。我们几乎已经把它忘了。无论是文森特还是我，都不再关心它的成长或行为。我们只是偶尔给它喂食，毫无规律可言。就在那段时间，我做出了前往波尔多的决定。我打算在那里找一份工作，等找到后，就带莉拉搬到一所离市中心不太远的宽敞公寓。而在此之前，我会先住在父母家。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文森特。他可以随时来看莉拉。也许，距离能让我们之间的一切重新归位，甚至他最终也会决定搬去波尔多。我们说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虚假的承诺，但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谈话间，我的目光不时落在那条在玻璃缸里逆时针游动的红鱼上。

昨天早上，我打包完东西，把所有的书装进箱子。由于过于慌乱，我甚至把一些图书馆的书也收了进去。我把冬天的衣物塞进了那个旧金属箱——它曾经在一间更小的公寓里充当茶几。下午，在去接莉拉之前，我再次检查那些准备留下的书，因为有些书的归属权一直不太清晰。我在书房和卧室之间来回踱步，无数次确认。等我最终忙完时，奥勃洛莫夫已经死了。没有人对我和文森特分开感到惊讶。我意识到，这是所有人早已预见的“灾难”，就像一个小国经济崩溃，或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最终走向死亡。只是我俩还执着了几个月，固守着某种改变的可能性——一种我们既不知道如何促成，也根本不具备能力去实现的改变。没有人强迫我们结婚，也没有一只无形的手把我们从各自的家庭里拽出来，丢进这所房子里。是我们自己选择了彼此，对我们而言，当时的理由似乎不容置疑。然而，促使我们分开的原因，却远比当初结合的理由模糊，又同样无法逆转。

来源：涂涂的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