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的春天来得慢，维也纳街头的雪还没化干净，希特勒已经站在霍夫堡皇宫的阳台上宣布奥地利回家了。

1938年的春天来得慢，维也纳街头的雪还没化干净，希特勒已经站在霍夫堡皇宫的阳台上宣布奥地利回家了。

掌声像潮水，他微微抬手，好像把多瑙河也握进掌心。

一个月后，地图室的灯亮到后半夜，铅笔尖在捷克斯洛伐克西北角画了一个圈，那里住着三百万说德语的居民，他们平日喝啤酒、种甜菜，忽然就成了“被压迫的同胞”。

柏林电台的播音员用沙哑的嗓音提醒他们：别再用捷克语跟孩子道晚安。

消息传到布拉格，总统贝奈斯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办公室的地毯被烟灰烫出小洞。

他想起巴黎签过的那张纸，上面说法国会来帮忙，可如今法国总理达拉第连电话也不敢接。

达拉第正在自家花园剪玫瑰，手一抖，花瓣落在皮鞋上，像一小滩血。

伦敦那边，张伯伦把雨伞挂在门厅，转身对秘书说：“再等等，老虎也许只是饿，不是疯。”

5月20日的清晨雾气重，德军在边境摆开坦克，履带把野雏菊碾进泥里。

捷克士兵蹲在战壕里吃冷土豆，有人把未婚妻的照片插进枪托。

报纸上的大标题说“危机”，咖啡馆里的老人却觉得那不过是旧报纸的轮回。

可张伯伦还是登上了去贝希特斯加登的小飞机，机舱里冷得像地窖，他裹紧大衣，想着这回能带回点什么。

希特勒站在别墅台阶上，背后是积雪的阿尔卑斯山，他递出一张地图，上面苏台德区被涂成黑色，像一块坏死的皮肤。

9月的慕尼黑雨下得黏，褐色大厦的壁炉烧着松木，火苗噼啪作响。

四个人围着桌子，墨索里尼的皮鞋擦得太亮，映出达拉第的愁眉。

墨水在羊皮纸上晕开，张伯伦掏出钢笔时手有点抖，那支笔后来回到伦敦，被放在唐宁街的陈列柜里，标签写着“带来和平的笔”。

签完字，希特勒把文件推到一边，问侍者要了一杯苹果汁，玻璃杯壁冒着水珠，像刚出土的子弹。

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被拦在门外，他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听见里面偶尔爆发笑声。

外长克罗夫塔摸出烟盒，只剩最后一支，他点着，吸了一口，把烟雾吐向天花板，好像能把那层压迫吹散。

协定公布当天，布拉格广场挤满了人，有人哭有人骂，一只黑猫跳上纪念碑，尾巴扫过青铜士兵的脸。

电台里，播音员念到“割让”两个字时停顿太久，听众以为信号断了。

冬天来得早，苏台德区的火车站挤满提箱子的居民，车窗上结着冰花，看不清送别者的面孔。捷克警察站在月台边，帽檐积了雪，像戴了白孝。

1939年3月15日，德军开进布拉格，马蹄铁踏在查理大桥的石板上，声音清脆。老城广场的钟敲了九下，鸽子扑啦啦飞起，翅膀拍打声盖过了坦克的轰鸣。

贝奈斯辞职那天，办公室的花瓶空了，秘书把枯萎的玫瑰扔进垃圾桶，花瓣碎成红粉。

被割走的土地上有座啤酒厂，烟囱不再冒烟，酒窖里剩半桶未发酵的麦芽，表面浮着灰。波兰和匈牙利的官员随后赶到，像赶集的商贩，在地图上比画、在文件上盖章。

匈牙利军官走进一座小学，把墙上的捷克地图撕下来，卷成筒，塞进公文包，拉链卡住一角，他用力一扯，布面裂了条口子。

波兰士兵在火车站排队领午餐，面包硬得能敲钉子，他们抱怨时用的是波兰语，旁边的捷克搬运工听懂了，低头继续搬箱子。

1939年8月31日晚上，但泽港口的灯火比平时亮，货轮拉响汽笛，声音飘到岸边的酒馆里。

一个喝醉的德国水手唱起《莉莉玛莲》，歌词断断续续，像坏掉的唱片。

第二天黎明，炮声从波兰边境传来，欧洲大陆终于听见自己骨头的裂响。

张伯伦在广播里说“遗憾”，声音沙哑得像砂纸，他背后的壁炉没生火，烟囱里落进一只迷路的麻雀，扑腾几下，终于安静下来。

来源：青枫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