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作为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之一，其起源与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彝族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 “昆明” 和 “邛都” 部落联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两个部落联盟不仅是彝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组织形式，更对彝族文化、经济
彝族作为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之一，其起源与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彝族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 “昆明” 和 “邛都” 部落联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两个部落联盟不仅是彝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组织形式，更对彝族文化、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彝族后续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石。通过对 “昆明” 与 “邛都” 部落联盟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揭开彝族早期历史的神秘面纱，探寻其文化传承的脉络，理解彝族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轨迹以及与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这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彝族历史研究体系，也能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生动的例证，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文化认同。
彝族先民的起源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与古代氐羌族群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氐羌族群作为我国古代西北地区一个庞大的族群集团，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氐羌族群就已经在甘青高原一带活动，他们以游牧和狩猎为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氐羌族群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其中一部分氐羌人向南迁徙，进入了西南地区的高山峡谷地带。这些南迁的氐羌人在新的环境中，与当地原有的土著族群相互接触、交流与融合，逐渐发展演变出众多新的部族，这其中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早期部落。
商周时期，在西南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氏族部落政权 —— 古莽国，这一政权与彝族先民有着直接的关联。大约公元前 13 世纪，在澜沧江两岸的景东彝族自治县、云县及怒江沿岸一带，居住着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土著部落。到了公元前 12 世纪左右，这个部落的一部分进入洱海地区，与当地的土著部落相互融合，并以洱海为中心，建立了古莽国。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古莽部落与昆明部落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秦汉时期的昆明族群正是古莽部落的后裔。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古莽国逐渐分化为众多部族，活动在滇西、滇中一带的古莽部落后裔，进一步演变发展成为昆明族群。昆明族群的一些风俗习惯，如曲头、木耳、环铁、裹结等，后来被彝族所承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彝族先民在发展过程中的传承性与延续性。
彝族历史上著名的六祖分支事件，也是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大约在公元前 12 世纪的西周、春秋时期，兴起于今昭通一带的彝族共祖笃慕，在家乡落宜山举行了盛大的六祖分支大典。笃慕娶有三个妻子，分别生下了六个儿子，这六个儿子在后续与其他部落的融合过程中，依次形成了武、乍、糯、恒、布、默六大支系，也就是俗称的彝族六祖。六祖分支后，各支系分别迁往不同方向发展。长房之子慕雅切（武部）和慕雅考（乍部）迁往滇中，并向滇南方向拓展；次房之子慕雅热（糯部）和慕雅卧（恒部）两部向北拓展，后来又向四川凉山方向发展，成为凉山彝族的祖先；三房之子慕克克（布部）和慕齐齐（默部）向云、贵金沙江两岸发展，成为贵州、云南交界地区彝族的祖先。
六祖分支标志着彝族先民从单一的部落群体逐渐走向更为复杂的部落联盟阶段，不同支系在各自迁徙的地区，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对彝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昆明” 部落联盟主要分布在今云南西部、中部地区。《史记》中对 “昆明” 部落有着 “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 的描述，生动地展现出其典型的游牧民族特征。他们逐水草而居，畜群是其主要财产，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具备较强的机动性和适应能力。在长期的游牧过程中，“昆明” 部落积累了丰富的畜牧经验，善于饲养马、牛、羊等牲畜。他们深知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水草状况，能够准确地带领畜群迁徙，寻找最为适宜的牧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畜群规模不断扩大，不仅满足了自身的生活需求，还通过与周边部落的贸易，换取了其他生活必需品，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畜牧业在 “昆明” 部落的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牲畜的养殖和管理有着独特的方法，注重牲畜品种的选育和改良，使得所饲养的马、牛、羊等牲畜品质优良。马在 “昆明” 部落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战争和贸易中的重要资源。强壮的马匹使他们在迁徙过程中能够迅速转移，在与其他部落的冲突中占据优势，同时也成为与周边农耕部落进行贸易的重要商品。牛和羊则为他们提供了肉、奶、皮毛等生活必需品。除了满足自身消费外，多余的畜产品被用于与周边部落交换粮食、布匹、金属工具等物资。这种贸易活动不仅促进了 “昆明” 部落与其他部落之间的经济交流，也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昆明” 部落还发展出了一些与畜牧业相关的手工艺，如皮毛加工、骨器制作等。他们能够熟练地将牲畜的皮毛加工成保暖的衣物、耐用的帐篷以及各种皮制工具。骨器制作也颇具特色，利用牲畜的骨头制作出精美的装饰品、实用的工具等。这些手工艺不仅体现了 “昆明” 部落的智慧和创造力，也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同时在与其他部落的贸易中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昆明” 部落有着独特的文化与习俗。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们崇拜自然神灵，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有神灵居住，如高山、河流、树木、太阳、月亮等都受到他们的敬畏和崇拜。他们相信通过祭祀这些自然神灵，可以获得神灵的庇佑，保佑人畜平安、水草丰美。在祭祀仪式中，巫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巫师通过特定的咒语、舞蹈和祭品来与神灵沟通。
在艺术方面，“昆明” 部落的人们擅长用简单的线条和图案在岩石、陶器、兽骨等上面刻画，这些刻画内容多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狩猎场景、畜牧活动、动物形象等，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此外，他们还拥有丰富的口头文学，通过世代相传的歌谣、故事等形式，传承着部落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这些歌谣和故事在游牧迁徙过程中，成为人们娱乐和交流的重要方式，同时也起到了教育后代、凝聚部落的作用。
“邛都” 部落联盟位于今四川西昌一带，与 “昆明” 部落的游牧生活截然不同，“邛都” 部落较早地发展了农耕文明，并形成了定居的生活方式。这里拥有肥沃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邛都” 部落的先民们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垦农田，种植粟、黍等农作物。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们逐渐建立起固定的村落，房屋建筑也从最初的简单住所逐渐演变为较为坚固、功能齐全的住宅。村落周围修筑了防护设施，以抵御外敌的侵扰，保障部落成员的安全。这种定居生活方式使得 “邛都” 部落能够更加稳定地发展经济和文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农业是 “邛都” 部落联盟的经济支柱。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邛都” 部落的先民们不断改进农业生产工具。从最初使用的简单石器，如石斧、石铲、石锄等，到后来逐渐发展为使用较为先进的青铜农具，如青铜犁、青铜镰等，生产工具的改进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他们还掌握了灌溉技术，通过修建沟渠，将河水引入农田，保证了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有充足的水源。合理的灌溉系统使得农作物产量稳步提升，不仅满足了部落成员的生活需求，还有了一定的剩余，为部落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了发达的农业，“邛都” 部落的手工业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擅长制作陶器，所制作的陶器造型精美，种类繁多，包括日常生活用的陶罐、陶碗、陶壶等，以及用于祭祀等特殊场合的陶制礼器。这些陶器不仅在实用性上表现出色，而且在装饰艺术上也独具匠心，常常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和纹饰，如几何纹、动植物纹等，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水平。此外，“邛都” 部落的纺织业也有一定发展，他们利用当地的植物纤维和动物毛发等原料，通过手工纺织制作出各种布匹，用于制作衣物和其他生活用品。手工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部落内部的需求，还通过贸易与周边部落进行交换，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邛都” 部落联盟有着相对完善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结构。在部落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工，不同的成员从事着农业生产、手工业制作、畜牧养殖、部落管理等不同的工作。部落首领在整个联盟中具有较高的权威，负责领导和管理部落的各项事务，如组织农业生产、协调部落内部关系、对外进行交流与贸易等。首领的地位通常是通过世袭或在部落中具有卓越才能和威望的人担任。在部落联盟层面，各个村落或小部落之间通过一定的契约或传统习俗形成联盟关系，共同应对外部的威胁和挑战，维护联盟的利益。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各部落首领通常会举行会议，共同商讨决策，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为 “邛都” 部落联盟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昆明” 与 “邛都” 部落联盟虽然生活方式和经济形态有所不同，但这并没有阻碍它们之间的经济交流，反而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昆明” 部落以畜牧业为主，畜产品丰富，而 “邛都” 部落则擅长农业和手工业，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多样。双方通过贸易往来，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昆明” 部落用多余的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与 “邛都” 部落交换粮食、陶器、纺织品等物资。这种贸易活动不仅满足了双方各自的生活需求，还促进了彼此经济的发展。例如，“昆明” 部落获得的粮食可以在牲畜因季节原因膘情不佳时提供额外的食物保障，而 “邛都” 部落得到的牲畜则可以用于农业生产中的运输和耕作，提高劳动效率。双方在贸易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交易场所和交易规则，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
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昆明” 与 “邛都” 部落联盟之间的文化也相互传播与融合。“昆明” 部落的游牧文化，如独特的畜牧技术、与游牧生活相关的艺术表现形式等，对 “邛都” 部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邛都” 部落的人们在与 “昆明” 部落的交往中，学习到了一些先进的畜牧知识，这对于他们发展副业畜牧养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邛都” 部落的农耕文化和手工业文化也传播到了 “昆明” 部落。“昆明” 部落的人们开始接触和使用 “邛都” 部落制作的精美陶器和纺织品，受到其工艺和审美风格的影响，在自己的手工艺制作中也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此外，双方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交流与融合。例如，在一些祭祀活动中，可能会出现融合了双方信仰元素的仪式，这种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丰富了两个部落联盟的文化内涵，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在面对外部威胁时，“昆明” 与 “邛都” 部落联盟有时会进行军事协作。当遇到其他强大部落或外敌入侵时，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利益，两个部落联盟会暂时放下彼此之间的差异，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敌。他们通过互相支援兵力、共享情报等方式，增强了整体的军事防御能力。在一些战争中，“昆明” 部落的骑兵凭借其机动性和战斗力，与 “邛都” 部落的步兵相互配合，取得了较好的战斗效果。然而，在资源争夺等因素的影响下，两个部落联盟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例如，在争夺牧场、水源等重要资源时，双方可能会产生矛盾和摩擦，甚至引发小规模的战争。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军事协作还是冲突，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个部落联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推动了双方在军事技术、战术等方面的发展与变革。
“昆明” 与 “邛都” 部落联盟所创造的文化，成为了彝族文化的重要源头。他们的宗教信仰、艺术表现形式、风俗习惯等，经过长期的传承与演变，深深地融入到彝族文化之中。例如，“昆明” 部落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在后来彝族的宗教信仰体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许多彝族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祭祀自然神灵的传统。“邛都” 部落的陶器制作工艺和装饰艺术，也为彝族的传统手工艺发展奠定了基础，彝族的漆器制作等手工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 “邛都” 部落陶器制作的技艺和风格。两个部落联盟的口头文学，如歌谣、故事等，经过世代相传，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彝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传承着彝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精神。
“昆明” 与 “邛都” 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结构，为后来彝族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昆明” 部落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结构，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部落之间的平等协作，这种特点在彝族部分地区的社会组织中仍然有所体现。而 “邛都” 部落相对完善的社会分工、首领权威以及部落联盟的管理模式，对彝族社会形成更为复杂和稳定的政治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彝族后来发展出的家支制度等社会结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 “邛都” 部落联盟的组织管理经验，通过家族、宗族的纽带关系，维护着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昆明” 与 “邛都” 部落联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尽管两个部落联盟在生活方式、经济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共同之处，如共同的语言根源、相似的文化元素等。这种共同的认知为后来彝族民族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彝族六祖分支等历史事件的推动下，不同支系的彝族在传承和发展 “昆明” 与 “邛都” 部落联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彝族民族共同体，共同创造和传承着丰富多彩的彝族文化。
“昆明” 与 “邛都” 作为彝族先民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重要部落联盟，在彝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在分布区域、生活方式、经济形态、文化习俗等方面各具特色，又通过经济交流、文化传播、军事互动等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相互关系，对彝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会结构的奠定以及民族认同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昆明” 与 “邛都” 部落联盟不仅是彝族早期历史的重要见证者，更是彝族后续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动者。深入研究这两个部落联盟，
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彝族的起源与发展，认识到彝族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及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中的独特地位和贡献。同时，也能为我们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彝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和启示。在当今时代，加强对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彝空间音乐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