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提要：“二王”行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魏晋以来，以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为代表的行书作品成为后世学书者的样本，影响深远。当今，书法文创发展方兴未艾，如何将传统书法与当代文化设计结合起来，是书法实践应用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经典的“二王”行书，应成为书法

胡道宁/文

内容提要：“二王”行书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魏晋以来，以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为代表的行书作品成为后世学书者的样本，影响深远。当今，书法文创发展方兴未艾，如何将传统书法与当代文化设计结合起来，是书法实践应用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经典的“二王”行书，应成为书法文创开发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经典书法；“二王”行书；书法文创

近现代以来，书法逐渐脱离纯粹的实用性原则，作为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独立审美艺术形式进入大众视野。提炼书法的艺术性成为当代书法发展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书法学科已由美术学下的特设二级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1]。国家政策亦大力支持书法艺术发展，如何复兴并应用书法这一传统文化，成为一个较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从当前书法应用实践观察，书法文创已成为一个重要路径。

书法文创指将书法艺术与文化创意结合，创造出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产品。 这种结合不仅保留了书法艺术的传统魅力，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和文化资源的加持，提升了书法艺术的价值。书法文创产品可以应用于陶瓷茶具、服装服饰、居家生活用品等多个领域，既具有审美功能，又有实用价值。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提取书法符号元素进行设计，并可通过融合传媒社会学与传统书法学理念，以用户为中心，以内容为主导，实现跨界融合。书法元素可融入平面设计、包装设计、产品造型设计等多个领域，创造出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文创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

当前书法文创相关的字体风格多从正体楷书或装饰性篆书入手，如何将行书（尤其是“二王”行书）有效融入文创仍存在一定难度，例如须探究字体风格适配性、应用场景契合度等。因此，本文重点探讨如何将“二王”行书融入相应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应用。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评价标准往往受到时代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在唐代，王羲之的书法被赋予了“正统”和“典范”的意义。其书法以法度和规矩见长，强调笔法的精妙和结构的严谨。王献之书法虽在后世曾被部分书论家质疑（如“饿隶”之说）并一度受到抑制，但初唐书家、书论及学书范本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源自王献之体系。王献之书法以创新与自由见长，在行、草书上成就卓著，风格更为流畅洒脱，追求个人自由与个性表达。二者虽风格有异，但同属一个体系下的不同个性展现，故后世并称“二王”。

“二王”所处的东晋时期，政治分裂，经济中心南移，文化多样化[2]。书体演进于此时基本成形，整体风格在继承魏晋早期钟繇、张芝等古拙风貌的基础上发展。但是在道教盛行、个人主义盛行的东晋时期，如何在书法中表达强烈情感成为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体现在风格上即整体走向流美妍丽。其原因可能在于流美风格形态灵动，便于书写，更能体现书写者个性。后经王献之建议，王羲之进行变法，其书法逐渐脱去早期质朴风貌，形成了流行于东晋文人阶层的新书风。

从书体种类看，“二王”在楷、行、草诸体均有建树，但行书成就最高。原因在于：楷书的基本规范源于钟繇，王氏父子主要在其基础上改进发展；草书自汉代由实用书写发展而来，经张芝、卫瓘、索靖等人不断完善体系；而行书作为最晚成熟的书体，至东晋时期风格各异，体系虽立，但审美原则与风格面貌仍呈多样化。“二王”的变法促使当时书家及门阀士族摒弃旧风，转而学习其新体。至南北朝，王献之书风成为主流；唐太宗即位后，复尊王羲之为“书圣”。自此，“二王”行书成为行书发展史上的典范。

图1 东晋 王羲之 丧乱帖（唐摹本） 日本皇室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目前流传下的“二王”行书作品中均为后人摹写、摹刻的，从整体上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日常书写类作品

这类作品主要是书信、日记、便笺等形式。这种风格的作品有王羲之的《奉橘帖》《孔侍中帖》《何如帖》及王献之的《廿九日帖》等，有以下特征。

1.笔力沉实，爆发力强

整体上看，这类作品面貌沉实稳重。虽然是行书作品，但是不显凌乱。这种感觉说明书写者对毛笔的控制能力很强。每个字的点画均呈现出一种较为饱满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每一个字没有出现单薄的形态。这使得作品的样貌呈现出一种沉实、灵动的状态。

2.书写节奏较快

“二王”的行书风格较为飘逸，这种飘逸感源自书写的节奏。在较短的篇幅中，每一个字的形态，书写的速度、轻重，以及用笔方法均有所不同，整体呈现出明显的韵律感。而行书的书写速度较快，在快速的书写过程中依旧有些许变化，这种情况说明每一个字的节奏不同。

3.楷、行、草书体间杂

目前流传下来的“二王”行书尺牍中大量存在楷、行、草混合书写的样貌。这可能由于汉末至魏晋时期楷、行、草虽然已经成形，但作为书家日常掌握的书体，各书体之间相互渗透发展。这种书写样貌在魏晋时期较为普遍，除了字体发展的原因，还与上面所提到的书写节奏有着重要的联系。

以上三点为“二王”行书尺牍的主要特征。“二王”行书尺牍反映了当时日常书写的主要样貌，是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具的典范。

（二）非常态书写类作品

此类作品倾注强烈个人情感，近乎草稿。这类作品以王羲之的《丧乱帖》（图1）《兰亭序》及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图2）为代表，有以下特征。

1.个人情绪的注入

《兰亭序》是在酒后极度兴奋的状态下所书写，而《丧乱帖》是在较为悲愤的状态下书写。情绪化的书写节奏与日常的书写状态有所不同。情绪化的状态使得作品的样貌或有“凌乱”之嫌，但其节奏与点画内在秩序并未真正紊乱，艺术性超越实用性。

2.不可复制性

由于是非常态的书写，这种状态并非可持续，是一种灵光一闪的状态。例如王羲之在酒醒后再次抄写《兰亭序》，却无法找到原有的感觉。

这类作品中以情绪发泄和灵感的迸发为主要特征，以艺术性为主要特点。

（三）集字作品

初唐时期，唐太宗将王羲之尊为“书圣”，一方面搜集王羲之墨迹作品，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文章用王羲之风格进行书丹。因此，唐代出现了大量的“二王”风格的集字类作品，如《集字圣教序》《兴福寺断碑》等。这类作品有两个特征。

1.字数众多

这类作品篇幅较大，字数较多，但由于是从“二王”经典字帖中摘取，每个字的风格及状态均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对后世学书者如何统一风格提出了极高要求。

2.书写气息偏弱

为体现“二王”行书原有的风貌，以“二王”流传下的字帖中的字进行相应的组合并制作字形是较为准确的。当然这种做法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如重复的字较少变化，偏旁拼合的字结体缺少呼应，且字和字之间的衔接感较弱，考验学书者贯通气息的能力。

“二王”行书虽然有很多类型，但主要特点如下：由于受当时书写工具及书写场景的限制，流传下的“二王”行书作品都是小字作品。这种小字类的作品以日常书写为主要应用范畴，以实用性为基础并从中生发出高度的艺术性。

图2 东晋 王献之 鸭头丸帖上海博物馆藏

通过前文对“二王”行书艺术特征的深入剖析，特别是明确了其传世经典作品主要以小字形态呈现这一关键特点，我们在将其应用于书法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过程中，需要考虑其适用范围的边界与适配性原则。

（一）应用的文创产品不应过大

欣赏与评价书法文创产品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关注作品的书法艺术水平，包括书法的笔法、结构、章法等方面；其次，要看作品是否具有创意性和实用性，以及是否能够将传统书法与现代设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为了能够真实、充分地展现“二王”行书精妙入微的笔法细节、灵动多变的字势结构及小字特有的雅致韵味等，文创产品不宜设计得过大，且书写在其上的字体也应保持小字的体量、规模。

（二）书法文创产品本身的属性要和“二王”行书风格高度兼容

书法文创产品应注重对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呈现。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常会深入挖掘书法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然后通过创意性的设计将其呈现出来。这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书法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在文创产品的制作前期策划阶段，必须对目标物品的材质肌理、形态特征、使用功能、文化属性与“二王”行书所特有的风格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兼容性进行充分的评估。只有在二者风格能够相互呼应、相得益彰的情况下，文创产品的整体效果才能实现艺术增值效应，否则可能产生违和感。

（三）能够与大众审美相结合

在创作手法和最终表现形式的选择上，书法文创产品相比传统书法作品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传统书法创作通常以宣纸、绢帛为载体，以墨色的黑白对比为主要视觉语言。而面向大众市场的文创产品，其消费者的普遍审美趣味往往倾向于流丽、美观、雅致、和谐。因此，在选取“二王”行书具体字形应用于文创设计时，对单字本身形态美感的考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应尽量选择那些结构匀称、线条优美的字例，避免选用那些在摹本中可能出现的结构比例怪异或难以辨识的字形，以确保作品的整体美感符合大众审美期待。

（四）字体不能过于艺术化

书法文创产品的生命力在于其文化内涵的有效传播。在创作过程中，深入挖掘书法原作背后的文化故事、哲学意蕴和历史情境，并通过设计语言将其生动呈现，是提升文创产品价值的关键。传统书法艺术更侧重于追求书法的纯粹艺术表现力和个人精神境界的表达，而书法文创产品则更加注重与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使用习惯和认知水平相结合，承担着文化传播与普及的功能。因此，在选取“二王”行书字体用于文创设计时，不能一味追求视觉上的奇特或过度艺术变形，而应优先保证文字的基本识读性。

（五）保证书写的流畅性以体现书写的美感

书法文创产品可以让人们了解书法艺术和创作手法。在文创产品制作过程中，无论是直接手写还是数字化复刻，都需要高度关注并努力还原“书写状态”的真实感。真正的书法之美，其核心源于自然、连贯、富有节奏的书写过程。字体结构的美感固然重要，但这种美感必须建立在自然书写、笔势贯通的前提下。因此，“二王”行书文创产品的制作要以自然书写为主要形式，不能为所谓的字形美感牺牲书写性，否则与印刷品没有区别。

（六）注重对传统的继承

书法文创产品的魅力在于其创造性地融合了传统书法元素与现代设计思维。这要求创作者不仅要熟练掌握传统的书法技法，还要具备活跃的创新思维和敏锐的审美判断力。在设计实践中，可以运用夸张、变形、重组等手法，将书法元素进行创意性的处理。在 “二王”行书的文创过程中不能过于强调夸张变形。因为以“二王”行书为代表的经典行书作品为实用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作品，如果过于强调所谓的艺术性必然忽略实用性与识读性，实际上也背离了“二王”书法作为经典范式的核心精神与传统原则。

根据以上对“二王”行书艺术特点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其文创应用范围与设计原则的系统性考量，从充分发挥其兼具实用性、艺术性及高度观赏性的综合优势出发，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向是“二王”经典行书应用于文创产品设计较为理想且可行的切入点。

（一）钥匙链挂饰设计

在人们日常频繁使用的随身物品中，钥匙无疑是最常见、接触频率最高的物品之一。通常，人们会选择带有一定装饰性挂件的钥匙链，而悬挂于钥匙环上的小挂件正是体现个性与审美品位的重要装饰组成部分。使用者每一次取用钥匙开门或锁门的过程中，目光都会自然而然地短暂停留或注视钥匙挂件。因此，选择设计一款样式适宜、美观耐看的钥匙挂坠，已成为当代人注重生活细节审美的一个重要体现。当人们从口袋或包中取出钥匙串时，会不自觉地观察钥匙挂坠的造型、图案或文字信息。这就要求钥匙挂坠的设计风格必须平和内敛、含蓄优雅，不能过于突兀张扬，要具备能够让人在反复日常接触中依然愿意细细品味的形态美感与耐看品质。同时，钥匙挂坠的物理尺寸通常较小，这种小巧精致的载体特性，恰好与“二王”行书小字作品精微雅致、韵味悠长的艺术特质高度契合。因此，“二王”经典行书应用于钥匙挂坠的装饰设计，是一种能够突出其精致感、书卷气和耐看性的良好应用形式。在风格选择上，鉴于钥匙挂坠是日常随身物品，应优先选用“二王”那些平和自然、雅致端庄的日常书写类尺牍（如《奉橘帖》《何如帖》等）风格，或者部分结体匀称、风格统一的集字类作品风格，从中提取合适的单字或短句，以充分体现平和、隽永、耐人寻味的艺术韵味。

同时，在书写内容的选择上要格外用心。应尽量选取寓意吉祥、积极向上、富有文化内涵的词或单字（如“福”“安”“乐”“雅”“静”“和”等）。所选内容的精神内涵要与“二王”行书字体本身所传达出的雅致、平和、灵动等气质相协调。这样的“二王”风格钥匙挂饰，才能真正承载文化内涵，体现文创产品在提升日常生活审美情趣方面的价值。

（二）扇面书法装饰

折扇（尤其是文人扇）是古代士大夫经常使用并赋予其文化象征意义的一种物品。除了其固有的扇风纳凉这一实用功能，展开的扇面本身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展示与装饰载体。人们在使用折扇时，通过扇面上书写的文字或绘制的图画来传达个人志趣，品味相关的文化信息。在当代，这种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的物品，已成为人们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文创产品的一个重要媒介。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空白折扇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已经绘制或印制好图案的成品扇，另一种则是仅提供素色（多为白色或浅色）宣纸或绢帛扇面、留待使用者或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半成品折扇。后者正是制作书法文创扇面的主要基础物料。这种空白扇面根据尺寸大小通常分为7寸、8寸、9寸、10寸等不同规格。由于扇面（尤其是扇骨之间的书写区域）的实际有效面积相对有限且呈弧形，因此应用于其上的字体大小需要根据扇面具体尺寸和拟抄写内容的字数进行精心的规划和设计。在将“二王”经典行书字体应用于扇面设计时，关键是要通过精心的章法布局（如长短行错落、随形布势等）和字形的恰当缩放，努力保留并突出“二王”行书原有的飘逸流畅的笔意、含蓄内敛的韵味及平和雅致的整体艺术形态，使扇面在展开使用时，既能清晰传达文意，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三）装饰性台灯灯罩设计

现代家居环境中使用的台灯，其功能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照明需求，其设计和材质往往使其成为类似艺术品的装饰性存在，成为营造家居氛围的重要元素。台灯的灯罩（尤其是布质、纸质或特殊透光材质的灯罩）表面，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展示载体，在上面运用传统工艺（如手绘、丝网印）或现代技术（如激光雕刻）书写或呈现“二王”风格的行书文字。当台灯点亮时，灯光透过灯罩，柔和地映照出罩面上的书法文字，形成光影交织的艺术效果。这种设计能够在幽暗温馨的灯光环境下，静谧地展示中国书法文化之美，堪称是营造温馨雅致、富有文化艺术气息家居氛围的巧妙手段。考虑到墨色（或深色图案）在透光状态下呈现的视觉效果，书写或印制在灯罩上的文字不宜过大，排列也不宜过于紧密，以免在透光时显得黑重压抑或难以辨识。灯罩上书写的文字内容，除了需要严格匹配“二王”行书雅致灵动的艺术风格，其语义内涵也需要与台灯所处的使用环境（如书房、卧室、茶室）及期望营造的宁静、温馨、雅致的氛围高度契合，以达到内容、形式与环境的高度统一。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艺术无疑是中国书法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是后世无数习书者学习、研究、追摹的标杆与典范。在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如何在深刻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创新性探索与实践，已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将传统“二王”行书这一丰厚艺术资源，创造性地引入当代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开发领域，可以说是在书法实践应用层面开辟了一个充满潜力的新方向。“二王”行书，尤其是其精妙的小字尺牍作品，其艺术基因决定了它特别适用于那些体量小巧、设计精致、需要近距离品味的日常生活文创产品。这类小巧的文创产品，不仅能够完美地与“二王”行书飘逸灵动、雅致内敛的书风特质相匹配、相得益彰，更重要的是，它在一个全新的应用领域（日常生活用品）成功地将积淀千年的传统书法艺术精髓与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审美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形成了一条生动有效、润物无声的传统文化传播与普及的新途径，让古老的书法艺术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南朔. 书法成一级学科是文化自信的再出发[EB/OL]. （2022-09-27）[2025-04-22]. http://www.xinhuanet.com/comments/20220927/da 9fadd47fc14d74856ab66eb86f0e93/c.html.

[2]邹贤俊. 中国古代史学史纲[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20-121.

本文为鞍山师范学院校级科研课题“基于传统文化视角下经典行书在书法文创领域应用”研究成果。

来源：孟云飞—书剑慰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