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其技术创新的部分，即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也就是实验、实证的方法，来自中国。中国一直是无宗教的，一直主张人的个体心性独立和自由，即思考独立和自由，而要培育自己的心性能力，就需要不断的学习，这种学习就是基于经验的学习，也是实验、实证的学习。中国管这叫“实事求是”。
现代科学的本质，就是将技术神圣化、神学化，是两套相互矛盾的知识体系的混杂。
其神圣化、神学化的部分，继承自基督教，集中体现其核心概念科学真理上，以及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虚构和预设上。
其技术创新的部分，即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也就是实验、实证的方法，来自中国。中国一直是无宗教的，一直主张人的个体心性独立和自由，即思考独立和自由，而要培育自己的心性能力，就需要不断的学习，这种学习就是基于经验的学习，也是实验、实证的学习。中国管这叫“实事求是”。
如果将实验、实验的方法贯彻到底，将不会存在什么科学真理，也不存在什么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原因很简单，实验、实证只能验证具体的现象，而真理概念的产生，不是实验、实证的结果，而是幻想和虚构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尖锐矛盾。
一个以真理概念为主导的社会，是不会出现实验、实证的学习方法的，也不会以学习为中心的。这就是现代科学出现之前的古代西方社会，也是宗教社会，被现代西方人称之为黑暗时代。
同样，一个以学习为中心的社会，以实验、实证方法为主导的社会，以实事求是为主导的社会，也自然不会出现真理的概念，以及所谓的客观世界、客观规律的概念，这些概念都属于宗教神学的范畴，源自宗教。
但是现代科学却将原本截然矛盾的体系捆绑、拼凑在一起，形成一套知识体系，科学卫道士对此全然无知，而奉作真理。现代科学这套知识体系，也是草台班子搭建的山寨货。
科学真理直接继承自己基督教的真理，它的确把上帝打倒了，但是却把作为上帝核心属性的真理留下来了。
所谓的真理，就是世界的本源和本质，也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支撑者。真理创造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因此，万事万物中也包含着真理，通过研究他们，就可以发现真理。从而可以人神合一，可以通神。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的基本理念。科学的确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但是那时的科学本质上就是神学，是一种通神的祭祀方式，没有基于经验的学习方法，不讲实验、实证。因此，不仅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反而是巨大阻碍。被现代西方人称之为现代科学创始人的弗朗西斯 培根，就是《新工具》指出了这一点，并对古代科学进行了激烈批判。
这位所谓现代科学的创始人，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这套知识体系的始作俑者，就是上面说的那套草台班子的头，从事的是知识山寨。
现代西方人还把培根说成是实验、实证方法的发明者，实在是让人笑掉大牙，他们对世界太无知了，对中国太无知了，太坐井观天了。这种方法在中国文化中犹如空气一样稀松平常，自古就有，遍地都是。
这种方法更准确地说是实事求是的方法，现代西方人也只是学个局部和皮毛，他们只是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所谓的学术研究上、科学研究上，仅仅局限于实验室。而在中国，则是遍及社会的每个角落，渗透到生活中，涵盖所有的成员，无论男女老幼。总之，在中国这种方法是生活化、社会化、普遍化的，而非仅存在学术象牙塔中的笼中之鸟。
大家一定要清楚，只有现代科学才具备技术创新能力，西方的古代科学就是神学，是没有技术能力的，更准确地说，是扼杀技术创新的。而现代科学之所以具备技术创新能力，根源在于把来自中国的实验、实证的方法引入其中。
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一直具备技术创新能力，而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西方是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而且现代西方的技术创新能力，实际上也是从中国引入的。中国是技术创新的祖宗，现代西方只是一个小屁孩。
唯有明白这个背景，才能真正看懂，为何中国能够在工业化上最终碾压美欧，现在在高端技术上也开始碾压了，譬如六代机、deepseek。
因为技术创新能力对中国而言，是野生的、天然的、遍地都是，有历史基础、文化基础，以及更重要的，人民基础。而对西方而言，则是人工培育的，仅存在于学术界和实验室，缺失历史和文化基础，更重要的，缺失人民基础。
但是，现代西方学者，或许是出于无知，把实验的方法是从中国传入的这个基本事实忽略了，而认为是伟大的弗朗西斯培根的发明，还认为是西方文化内部进化的结果。这样，他们就错误地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进化出技术创新能力。
甚至进一步认为，技术创新能力为西方文化所独有。任何其他文明，要想具备技术创新能力，要想实现技术的发展，就必须首先引入西方文化，首先在文化上西化。这就是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民国之后，中国也一度被这种理论所迷惑，民国大师们的核心主张就是全盘西化。
其实，这种荒谬的西方中心论的最大受害者并非中国，而恰恰是西方，是美国。正是迷信西方中心论，美国人才愚昧地认为，自家的技术领先将是永恒的，因为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压根就不支持技术创新。所以，放心地大搞全球化，把自家的“低端”制造业转移至亚洲，包括中国，大做永远垄断高端技术而盘剥世界的黄粱美梦。
现在在工业制造业上，美国已经被中国碾压，而且这种碾压还快速象高端技术移动。美国人才恐惧万分，原来以为中国文化不支持技术创新的假设是错的。在中国整体的技术能力已经远超美国的事实面前，美国人终于开始反思了，开始要放弃西方中心论了。
有人把美国人没有提前遏制中国，“放任”中国崛起归因于“战忽局”，其实最大的战忽局恰恰就在美国，西方中心论就是最大的战忽理论。美国人被自己忽悠和欺骗了，更准确地说，被编造西方中心论的学者们欺骗了。
大家很自然地会问，既然中国是技术创新的祖宗，既然实验、实证的学习方法在中国是野生的、遍地都是，为何中国在技术上后来落后了，被想赶超了。
其实，在弗朗西斯 培根时期的17世纪早期，欧洲在技术依然大大落后于中国。但是，由中国到欧洲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依然是让培根羡慕和惊叹的高科技。这也让他深刻反思，为何欧洲未能出现如今有威力的技术，它的结论就是，作为欧洲传统的科学阻碍了技术创新，因为这种科学使用的方法是“思辨”的、形而上学的，不主张实验和实证。
事实上，这样基于经验的实验式学习方法，也是和这些技术一道传播至欧洲的。当时自中国传至欧洲的，不仅是裸技术，还有诸多文化要素。
欧洲也是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后，获得技术创新能力，并且很快超越中国。其根源在于，一旦西方将技术创新纳入其宗教框架，即将技术真理化、神圣化，使得技术研究拥有了神圣性，就给技术创新提供了一种额外动力，就是宗教性动力。
稍微了解科学史的朋友知道，科学最初的研究目的并非为了实用。但是很多人并不太清楚，不为实用为何还要去研究，其实就是为宗教目的，实际上是一种追求人神合一的祭祀。最典型的就是牛顿，它在物理学和数学都为伟大建树，但是，牛顿的工作单位是神学院，在他眼中，数学、物理依然是神学，这也是基督教的传统之一。
牛顿给自己的阐释力学的书起名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注意，这里的自然并非汉语意义上的自然，而是基督教语境下的自然：神造之物。自然哲学就是研究神造之物的学问，就是研究神本身。因为作为神造之物的自然，蕴含着神的智慧。
哲学源于古希腊，这里的哲和汉语的哲也有本质不同。汉语的哲是明哲通达的意思，而在古希腊，哲学就是爱智慧，而智慧则是关于世界本源的知识，世界的本源其实就是神。所以哲学在本质还是关于神的知识，是神学。
注意，现代科学的技术创新的真正动力是宗教性动力、神圣性动力，而非经济动力。也正是凭借这股额外力量，西方实现了对中国的技术反超。
事实上，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最初主要动力也是来自基督教的新教，积累财富成为信仰上帝的明证。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宗教性动力为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会逐渐变得重钱而轻教，会侵蚀支撑资本主义中的宗教性。
一旦丧失宗教性和宗教约束，资本主义将会变得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事实上，这种情况在韦伯时代已经露出苗头，他也在书的结尾予以警告。不过丧失宗教神圣性，也会让资本主义的发展丧失动力。
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技术领域存在，因为技术创新和资本主义逐渐合体，成分技术-资本主义。当技术资本主义化后，其宗教神圣性也逐渐消失，这意味着，美西方在技术创新的原始、根本动力已经消失。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最优秀的学生一般不会选择科研，而选择金融和法律。这使得，美国目前在剪短技术领域，是靠来自外国的留学生来支撑，尤其是中国人。在最前沿、尖端的人工智能和高端半导体制造领域，其人才主要是华人。
为何现在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再次反超美西方，根源在于，鸦片战争之后，技术研究也获得一种超越经济利益的神圣性动力。不过这种神圣性动力不是源自宗教，而是源自保家卫国。
当西方获得技术领先后，在文化上有着殖民和侵略基因的西欧人，马上拿着这些技术去造武器，然后对外搞殖民侵略。1840年，他们开始正式侵略中国。从此，抵抗、战胜西方蛮夷就成为中国的核心目标。
晚清人已经认识到，西方之强，在其技术，而不在其文化。西方不过是一个技术暂时领先的蛮夷，因此，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注意，中国学习西方技术的原始和根本动因，并不在技术本身，及其所创造出的发达的物质生活，而在抵御外敌，保卫国家。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国家代表着正义、公义，有着最高神圣性。
只要中国在技术上比西方落后，这种包围国家的神圣动力就会在中国存在，为中国的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当美欧在科技创新上的神圣性动力，因为资本主义的侵蚀而逐渐消失，而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的神圣性动力，因为国家在技术上落后而一直存在，这就导致，中国的技术创新动力目前是大于美国的。这是中国在技术发展速度远超美国的内在根源。
不过中国的这种动力也存在悖论。一旦中国在技术上大幅领先西方，这种保卫祖国的神圣性动力也会消失。
关于，在这些问题上的进一步分析，请关注加甲骨字院的后续文章。
来源：甲骨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