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1年8月13日清晨七点二十分——警官同志，能不能先把这封信交给我爸妈？”年轻的女囚说话时神情平静，却攥紧信封到指节发白。 临行栈道旁，没有旁人插话。值勤干警点点头，将那封薄薄的信件收好，随后才带她去做最后的体检。修莉提出的检查只有一个目的：证明自己仍是

“1991年8月13日清晨七点二十分——警官同志，能不能先把这封信交给我爸妈？”年轻的女囚说话时神情平静，却攥紧信封到指节发白。 临行栈道旁，没有旁人插话。值勤干警点点头，将那封薄薄的信件收好，随后才带她去做最后的体检。修莉提出的检查只有一个目的：证明自己仍是处子。很多人没弄明白，她为何在生命即将终止的时刻，还要固执地捍卫这件事。故事的始末，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1970年冬，上海郊区一家简朴的小产房，一个女孩呱呱坠地。她的父亲在汽修厂当钳工，母亲是纺织女工，二人都算眉眼清秀。女儿继承了父母的优点，从婴儿期便被长辈视作“讨喜娃”，上小学后更是出落得水灵灵。邻里婶子常开玩笑：这孩子，怕是比白墙上的海报明星还招人喜欢。

长到十七八岁时，修莉的生活仍在既定轨道上滑行。学校给出的评语是“性子软，听话”，班主任甚至把她当作其他女生的榜样。一切看似稳定，却在1988年的夏天出现裂缝——高考失利。一次考砸，在今天看来不过是重来一年，但当年普通工薪家庭要再供孩子复读无异于雪上加霜。父母单位赶上裁员风波，家中经济一下吃紧，复读的念头只能作罢。

电视、缝纫机、电风扇成了弄堂口最热的话题，也催火了“家电维修”这一新行当。修莉琢磨：若能学门硬手艺，既减轻家里负担，又保留一份体面。她说服父母后，被介绍进尹怀市开的小维修铺当学徒。介绍人说得斩钉截铁：“他有老婆孩子，人也正派，放心。”

头一回到店里，尹怀市埋头修收音机，没抬眼。他随口叮嘱：“那台不要的黑白电视拆开看看，先熟工具。”等忙完手里活儿，他才发现面前站着的，不是一位普通学徒，而是一位让他眼神停滞的小姑娘。那一瞬，他心里打翻醋坛似的躁动，却没露声色。

学徒的日子单调：拆螺丝、焊线路、缠胶带。修莉悟性不错，三个月下来便能独立处理简单故障。尹怀市嘴里“三句不离夸”，外人看来是师傅疼徒弟，可熟人细瞧便觉不对——眼神暧昧，肢体距离越来越近。修莉年纪小，察觉慢，一次次被拍肩、捏手腕时，只是羞赧躲闪。等她明白“敬而远之”的必要，已是半年后。

店铺关门的黄昏，尹怀市借故“讲接地线原理”从身后包围住修莉。那天，修莉狠踩了他一脚逃出店门，心慌意乱跑回家。一连数晚，她想过报警，也想过退学，可想到父母“不要给人添麻烦”的叮咛，又把话咽了回去。没想到她的沉默，被尹怀市解读为“默认”。

就在这段胶着期，一个叫张华的年轻工人带着电视机板子上门。维修过程中，张华发现修莉细致、耐心，两人说上几句便熟络。之后，他隔三差五拎只坏收音机登门。几番接触，朦胧情愫生根发芽。尹怀市看在眼里，嫉妒如火上油，表面却风平浪静，心里暗暗盘算。

1990年春，修莉提出“学成出师另开门面”。当晚，尹怀市装出“师徒情深”的委屈赶去修家，说徒弟要走，店里损失大。老实巴交的父母怕背“忘恩”骂名，劝女儿再干几个月。修莉没法拒绝，再度回到那间窄店。此时尹怀市已摘下面具，直接威胁：“不顺我，就散布你勾引有妇之夫的丑闻，看你往哪儿躲。”

修莉慌了。名声于一个18岁女孩意味太重，她只得每天硬着头皮上班。屈辱积攒到顶点那天，她产生了极端念头——与其任人揉捏，不如一劳永逸。于是毒鼠强被买回，倒进尹怀市的菜汤。气味刺鼻，计划落空。反而，小巷里关于“女徒诱师”的流言满天飞。

流言传到张华耳边只是时间问题，对父母的冲击更是立竿见影。修莉被逼至绝境，仇恨集中在一个人——尹怀市。她认定：毁掉尹怀市的最狠方式，就是在他心口剜一道血痕。1990年12月，尹怀市年仅八岁的女儿放学，一双稚嫩小手被“漂亮姐姐”牵走。僻静巷口的惨剧只持续两分钟，却终结了两个家庭。

案发当天，修莉主动留在现场，平静接受逮捕。审讯中，她交代动机、过程，毫无迟疑。警方调取她购买毒鼠强的记录，以及尹怀市师徒关系的多个证言，案情明朗。故意杀害未成年人，上海中级法院判处死刑，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宣判那天，她低头听完整个裁决，只说了一句：“能早点执行吗？”法庭记录员抬头愣了愣——被告的口气像在请求一颗安眠药。回看卷宗，其实案件没有悬念，悬在众人心头的是：为什么杀了无辜孩子？法官在判决书里写下“报复心理扭曲”，却知道这六个字填不满社会对女性被侵害后的无助与愤怒。

临刑前的那场要求体检，正是修莉最后的倔强。她害怕尹怀市抛出的“勾引”流言继续发酵，害怕自己在父母乡亲眼中从此戴上“放浪”标签。她用极端方式证明：自己没有与任何人苟合。医生的检查报告送到囚室，她握在手中嚎啕，狱警在值班日记淡淡写下一句：“被告阅读报告后情绪激动，持续三分钟。”仅此而已。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距离她出生只过了21年零8个月。法律终结了她的生命，却终结不了人们对“如果”的追问—— 如果第一次骚扰时，她勇敢报警？ 如果父母能够多听女儿而非师傅的一面之词？ 如果社会对性侵害的敏感度再高一点？ 没有人知道答案，但可以确认：法律从不缺位，缺位的是遭遇时的及时求助。

尹怀市此后被控“猥亵、强制猥亵”另案调查，虽获刑多年，却失去女儿和家庭。他常在牢中自语：“要是那天我没动手……”这句没说完的话，注定得不到回应。

把目光移回1991年的行刑场，一位年轻女孩请求检验贞洁，背后是对污名深深的恐惧。她用最惨烈的方式抗争，又在最后一刻，仍企图守住“清白”二字。悲剧已经无法挽回，但它提醒后来人：当面对胁迫、骚扰、暴力，每一步求助都比沉默多一分生机；每一份证据都比谣言更有重量。那张报告，不是为证明她无罪，而是给世人留下警示——别让受害者再活在被误解的阴影里。

来源：好玩的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