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1年，盐城龙岗中学的办公室里热闹得不讲理。门外还有孩子们闹着要打乒乓，室内一派紧张氛围。年轻人站得笔直，旁边母亲捏紧了手里的毛巾，神情又紧张又希冀。老师清清嗓，翻出文件，说：“嘉庚，你成绩这般好，学校要保送你去北大！”母亲一听险些高兴得要流泪，赶紧追问是

董加耕：那个拒绝了北大的人

1961年，盐城龙岗中学的办公室里热闹得不讲理。门外还有孩子们闹着要打乒乓，室内一派紧张氛围。年轻人站得笔直，旁边母亲捏紧了手里的毛巾，神情又紧张又希冀。老师清清嗓，翻出文件，说：“嘉庚，你成绩这般好，学校要保送你去北大！”母亲一听险些高兴得要流泪，赶紧追问是不是认真的。“老师，这是真的吗？我儿子真的能去北京？”一屋子的温度都因为这句话升了几度。

可嘉庚的面色没什么变化，声音平平淡淡：“老师，我不去。”屋里人全都愣住了。老师的笑容僵在嘴角，母亲则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青年不慌不忙：“我想在农村种地。”

说实在的，这种事要搁邻里乡亲们评头论足，谁都得觉得不对劲。一个村儿里能考上北大，这可是十里八村的稀罕事。母亲没吭声，老师也没吭声，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走廊擦黑板的声响。那种冲突感，一下子把人拉回现实——命运，真不是一根线那么简单。

后来呀，种地这事真不是嘴上说说。有一年腊月，盐城的农场里，嘉庚挑好了两头耕牛，却摸摸口袋才想起钱没带够。当时农场长还以为来了个大客户，忙前忙后，突然听青年说要打欠条，脸色立马拉下来，如同冬天的北风。“没钱买啥牛？”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但这小伙不卑不亢，解释半天，又掏出张介绍信，最后农场长低头一瞥信件，脸唰唰地换了颜色，激动得快拍肩膀：“你是董加耕？”一语惊人。董加耕，原本叫董嘉庚，后来改名加耕，据说为了表个决心——一辈子扎根土地。

农场长态度一下变得热络，不光耕牛说借就借，还非要留人讲报告。董加耕一头雾水，结果就这么被“扣”在农场里，天天喊着各路农民来听他讲种地的事，七八天才得脱身。你说，要是一般人，哪有这待遇？董加耕，倒像是种地里的明星，各地公社都抢着请他。

其实他“火”起来是1964年那阵子的事。报纸、电台，一个劲地讲这个不去上大学的知青，连话剧也拿他当主角。组织上还真不赖，盖章、上选，弄成了团中央委员。年底，他又成了盐城地区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进京开会。

说实话，进京那会儿谁不激动？会后服务员让他别走，还以为是自己迟到了。回头一看，王进喜、陈永贵、邢燕子也站在旁边。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道这算啥事。不多会儿，周总理亲自过来了，领着他们进了小宴会厅，里面满是他敬仰的领导，这种场合，腿都能抖几下。

菜上桌，气氛还算轻松，可董加耕看见毛主席进门的时候，心跳得几乎听得见。更让人意外的是，主席让他坐在左手边，还提到盐城出一堆人才。吃饭的时候，毛主席一句：“你年轻，要多吃。”董加耕觉得自己不是在开会，是在做梦。

名气大了说不上是什么好事。从北京回到盐城，他就成了“风云人物”，有的人羡慕，有的人看不惯。大家嘴里都说：“董加耕做了啥大事，能让主席请吃饭？”其实，讲到这儿，很多人更关心故事前头——他为啥拒了北大的事。

再往前，董加耕出生在盐城的一个小村子，家境真不宽裕。日子苦，每天为了吃饭都得想法子。小时候读书，他是村里数得上的尖子生，考高中、报师范，争气得很。但阴差阳错，师范名落孙山。他没丢下努力。龙岗中学三年，他是班长，团支书，考试总能考九十几分——要说这是天分也罢，是吃苦也罢。

好吧，老师要保送他去北大，家里人都美滋滋，只有他坚决摇头。母亲哭劝——那可是北大，书读得再好，终归是为了跳出农门嘛。可他说了一句让母亲泪也收了：“妈，您还记得爸爸吗？”长久的沉默，无需多言。

说到底，是因为小时候家里饥荒，饿过肚子。那年春天，家里没什么能吃的了，大人们摘了茨菇，说是毒但实在没法。父亲自己先吃，怕孩子中毒。结果父亲中了毒，临终咬断了汤匙。董加耕十几岁，一个细节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常说：“人得不挨饿。”

就这样，他放弃了大学，回来种地。女朋友离开了他，村里人也有不少埋怨——“读书好孩子，回来干啥？”但他倔脾气，改了名字，把“嘉庚”换成“加耕”，下地比谁都拼命。土壤改良、干田沤田、种小麦，哪样都是自己带头干。他堂姐曾在村口跟人聊天，“我那弟弟真就是死心眼，村里哪有几个会天天早上喊大家去试田？”

但日子真不是闹着玩的，村里粮食一点点多起来，改革慢慢有成效。报纸写、广播讲，“董加耕事迹”一下成了全省知青效仿的榜样。

风头不是永远的。后来他当了副乡长，又又升了局里副局长。说实话，那副局长也不是啥清闲差事，听说要找他采访，厂里找不到人，夜里在他家蹲守，才遇上。

名气摆在那里，生意人追着他想用他的名号，争着给点好处让他挂个名字。董加耕一概不理，觉得自己这辈子就两件事——种地、帮人。

退休那年房子分得也大，但他只留下小套房住，家里人都没意见。感情方面他也有倔脾气。很多姑娘主动来找他，他挑来挑去，还是觉得邻村的女教师郝鸿鸾合适。他母亲有点不乐意，郝鸿鸾家也是穷苦农民，“儿子都出名了，不能找个城里的姑娘？”但他坚定，两人结了婚，过得也是踏踏实实。

郝鸿鸾老实，人又温和，婚后生了三个孩子。家里虽然清苦，夫妻俩还是没改变捐助贫困生的习惯——退休金大半都送去了乡村助学。老董常常对孩子们说：“咱家不富，但总得多帮一点。”

日子过得平静。董加耕不愿图虚名，几十年来扎根农村。儿女们也学了他的样，成了老师，勤勤恳恳，清清白白。

现在呢？董加耕和郝鸿鸾两口子，住在那个不大的房子里，天晴了在院里种种花草，周末看着儿女孙辈回来，老董有时候还逗逗小孙子：“你再闹啊，爷爷就带你下地去割麦子。”

想想看，从北大的校门到盐都的田埂，人生的路能有多少种选择？大多数人都愿意奔头向前，能跳出去跳出去，哪有人甘心留在土里。可董加耕非要仔细种那一亩三分地，倔得让人生气，也让人敬重。

人生其实很难说明白，“一心一意”到底值多少分。董加耕选的是哪一种？你要说错吧，好像也说不出口。人活一回，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