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韭黄切得细而均匀，荠菜的清气从肉里往外钻，榨菜末在牙齿下一响，我像被什么轻轻拍了一下头顶。

雨后的风从河埠头拐过来，吹得灯罩轻轻晃，摊边的塑料帘子发出细碎的响声。

我端起那碗馄饨，第一勺舀起时，汤面上薄薄一层猪油泛着月光一样的亮。

胡椒不是呛嗓子的辣，而是一种慢慢铺开的暖。

韭黄切得细而均匀，荠菜的清气从肉里往外钻，榨菜末在牙齿下一响，我像被什么轻轻拍了一下头顶。

我停住了勺子，盯着那只馄饨，心跳得比雨夜的电门跳闸还重。

舌头分出更多的细节，骨汤不是清水熬的味，应该是鸡骨架和猪脊骨打底，里面隐约有一星点的鲫鱼鲜。

那句很多年没在耳边响起的话忽然从胃里冒出来，而不是从脑子里冒出来。

“葱放七分，姜水十七下，皮子要擀到能见字。”

我听见自己轻声说了一句：“这是妈妈的味道。”

卖馄饨的女人手停了一下，抬眼看我，眼里浮了一层潮，嘴角有一条很浅的刀口旧印，像被线沿划出来的痕。

她按住自己的围裙，犹豫了一瞬，说：“小伙子，慢点吃，烫。”

我的手却有点发抖，我差点没拿稳筷子。

我把勺子放下，抬头问：“阿姨，你这句……‘葱七分，姜水十七下’，谁教你的。”

她低头，又抬头，像在脑子里赶猫，被风吹乱了顺序。

她说：“我师傅说的，他说是他家老一辈传下来的，做馄饨，良心第一，手艺第二。”

风又把塑料帘子吹响了，我看着她的手，手背的一颗褐色小痣，离手腕的地方有一个半弧形的淡褪印子。

我的耳朵里嗡的一声，有东西往外冲，又被我咽回去。

我没有再问，我埋下头，一勺一勺把那碗馄饨喝完，汤底露出白瓷，碗沿上印着裂了纹的蓝花。

汤的热气像一层薄雾，把十五年的路都热了一遍。

我起身的时候，腿有点软，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阿琴打来的电话，屏幕上显示“妈”。

我按了拒接，指腹发紧，像在按住两条不同的路。

第1章 余味里的童年

我八岁以前的记忆里，夏天是潮的，冬天是湿的，白天有卖鱼的人在河埠头吆喝，晚上街口的灯总是小母鸡一样低头。

我家住在一条弄堂的里头，一推开木门，左边就是灶间，灶前面挂着一排擦干的白布巾。

我妈叫许梅，姓像一片叶子，名像一朵花，她的人就像一碗热汤，端起来有温度，放下仍有香。

她的馄饨皮用擀面杖一下一下擀出来，擀到薄得能透字，再搁在手背上抖一抖，皮子像蝴蝶翅膀在她手掌上呼扇。

我爸叫许长河，他在码头装卸，一身的力气，回到家就蹲在门槛上抽两口烟，说：“你妈的手啊，是金子手。”

我坐在木凳上，脚悬空够不到地，跟着数她手上的动作。

“葱放七分，姜水十七下，”她一边喃喃，一边把姜汁慢慢挤进肉里，手顺着一个方向划圆，“肉要醒三刻，皮要擀见字，汤要滚三回不开花。”

我问她什么叫不开花，她用筷子在锅里敲一下说：“不开花，就是心不散。”

那时候的我觉得她说的是馄饨，也是人。

夜里有时候下雨，屋檐滴水，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床被窝里，我在中间，我妈给我讲她跟我爸怎么认识的，她说：“他在河边打了个喷嚏，我递给他一张手绢，他借此说我手小。”

我看看她的手，指节上有轻薄的茧，掌心有一颗小痣，挨着手腕的位置有一个月牙形的白印，是小时候摔了碗被烫到落下的。

她说那是命给她的印，提醒她没事不要端太满。

后来我知道，人的手掌上，总有命给你的印。

我八岁那年，春天来得晚，雨水多，河里有时候浮起青苔，码头上滑，我爸说人容易摔，他就加倍小心。

那天我妈去集市买骨架和小鲫鱼，准备第二天换个鲜法子，说“汤里有一点鱼，就有了家”。

我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个男人拦了，他笑眯眯地说：“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叔叔带你去买，给你带回去给妈，糖有两斤。”

我当时捏着一个用手绢包的橡皮筋，犹豫了一下，抬头看他，他个子不高，脚下的鞋尖翘得厉害，他嘴里有股薄荷的味儿。

我说我不去，他说：“你妈让我带你回去，她忙。”他说这话很自然，像真的。

他拉住我的手，上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河埠头，我妈正在对着晨光晾面，她抬起手的时候，抹了一下额头，指尖的水在阳光下亮了一下。

我以为我马上就能回家，带着糖敲一敲灶台叫她名字，我以为她一转身就会见到我。

车开了，爬过堤坝，出了城，风从车窗缝里跑进来，带着泥味。

我心里有一点害怕，我说想尿尿，男人停了车，带我去路边，他回头瞟了一眼我，眼里有一闪而过的紧。

那闪过去的东西像河里突然露出的鱼背，划破了我把世界当作一张完整桌布的平静。

那之后的几天，我换了两辆车，过了好几座桥，桥下的水都不是一条熟悉的河。

我记住的是他给我吃的糖是陈的，咬起来像打湿了又晒干的纸。

我记住的是夜里他让另一个女人抱着我坐火车，火车的玻璃上起了雾，我用手指写我的名字，又被擦掉。

我记住的是有一次快要到一个什么地方，他把我的小书包丢了，说：“过去的东西，丢了就丢了。”

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梦里用尽力气去追一个蓝格子书包，书包上系着我妈帮我扎的红绳，红绳头上两个结被风吹得打纹。

我追不上。

那一年春天，我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书包。

第2章 山那边的名字

后来我在西南的一座小县城里醒来，空气里有煤烟味，巷子里的路是上坡，一到雨季就有泥水从台阶上流下来。

他们给我起了个新名字，林川。

林是树，川是水，字简凡，不带我原来的影。

他们说：“这以后就是你家。”

男人叫林国平，个子高，眼皮子下垂，眼睛里常常藏着喝酒后的红，他做砖厂的活，脾气像窑火，烧起来就热，灭了就冷。

女人叫林琴，村里都叫她阿琴，声音不高，衣服永远洗得干净，做菜不放太多盐，她笑起来有一颗虎牙，不笑的时候也不吼人。

那年我八岁，她抱着我的时候，手在我背上拍了好久，像拍一块粗粝的木头，想让它慢慢顺。

她问我：“你以前叫啥。”

我看着她，不说话。

她拿出一块糖，糖质地比那路上的强，包着纸，上面画的是一条鱼，她说：“你叫啥都行，先吃糖。”

我那时候的舌头已经学会把味道藏起来，糖融化在舌面上，我也不告诉她我叫许野。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会梦到我妈手上的那颗小痣，醒来时枕头湿了，阿琴不问，给我换枕巾，晾在窗外，风吹得晾衣杆吱嘎。

我叫她“阿琴”，不叫“妈”。

她也不逼我，她说：“叫啥不重要，肚子里有个盼头就行。”

过了一个月，林国平来了一趟，他带来的袋子里有些腊肉和酒，吃饭时他一杯一杯地往下咽，他说：“男孩子要硬一些，哭什么哭。”

阿琴夹了一块豆腐给我，说：“孩子小，嘴巴要软，给他吃软的，慢慢长大。”

她的眼神往我这边挡了一挡，挡住了那杯酒朝我来的路。

那时候我常常在放学后跑到坝上的小修理铺里看人修东西，修理铺是县里最早的一家，老板姓杜，大家叫他老杜。

老杜手不多话，他焊条往上一点一点黏，火花像夜里的星星，他说：“东西坏了，不是就不能用，有的东西修一修还能用很多年。”

我在那儿学会了用手打锤，学会了拆开风扇再装回去，学会了摸着铁件的温度判断它的脾气。

我也在那儿学会了另一件事。

人有时候是可以修的，有时候又修不了。

我读书读到初中，就有点坐不住，县里的学校里教材上的世界离我的手太远，我的手已经习惯工具的重量，我告诉阿琴说我要去跟老杜学。

阿琴没拦，她给我缝了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一些工具和一个旧的笔记本，她在扉页上写了四个字：“手有良心。”

她写得歪歪斜斜，但我抚了很久。

后来我跟着老杜跑工地，去砖厂修皮带，去粮站修烘干机，去山里修一台年年坏但村里舍不得换的新式脱粒机。

我们睡过桥洞，也跟人喝过工地旁边的茶水，喝完嘴里发苦，但胃里温。

每年过年，阿琴都会做一碗馄饨，她的馄饨皮买的，买来的皮子边儿干，她用水掸一掸，肉馅也做得干净，但味不是那样的味。

她说：“我也想学你说那种做法，可这边没人做法子，有机会你去外头看看，看看那些好手艺。”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有一小点光，像一只缓慢振翅的萤火虫。

我那时候已经不梦到我妈那么频繁了，但我吃到馄饨时，心里总会有东西挪动一下，像石头底下的水，悄悄换了个位置。

我在老杜那儿学了五年，二十岁那年，我和几个伙伴去沿海打工，说那边机会多，老杜给我装了一个小焊机，说：“人在外头，先把心焊牢。”

上车的时候，阿琴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有她做的干菜，和两双袜子，她把手放在我肩上，轻轻按了一下说：“不管你在哪里，想回就回。”

她这句话像一根软绳，被我系在心里，走到哪儿，绳尾都跟着我。

第3章 味道里的坐标

三年过去，我换了两个工地，做过船厂的焊，修过厂区的蒸汽管，晚上睡在集装箱改的宿舍里，夏天热得像蒸，一个晚上能出几盆汗。

我学会了用手机定位，也学会了在地图上找路，某一天，工地停工，我一个人骑着共享单车在城市的老街晃，路面是青石板，石板的缝里长着一小缕一小缕的草。

那条老街我以前来过一回，跟工友一起，为了吃他念叨了半年的一碗豆花。

这一次，我停在了一个小摊前，摊前挂着一个布幌子，写着三个字：“梅家馄饨”。

“梅”那个字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心口，水面上起了圈圈。

我坐下来，点了一碗荠菜鲜肉，小声跟自己说：“吃碗就走。”

那一碗出来，我舀第一勺的时刻，我就不是我了。

味道像一只手把我从三年、五年、十年里捞起来，放回那间小小的灶间，放回那句口诀里。

我说出“这是妈妈的味道”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好为什么要说。

摊里的女人听到“葱七分，姜水十七下”时抬头的那一瞬，我看到她眼里的震，像被风一推的烛火突然跳了一下。

她姓许吗。

她是我妈吗。

我不敢问，我怕问是把那层薄薄的东西揭开，里面是空的。

我强压着心里的乱，问她：“阿姨，你师傅是哪里人。”

她擦了一下手，说：“我们这边人，河那边的老街，姓许，开过店，后来店没了，就把手艺带出来了。”

我问：“他有几个孩子。”

她不说话了，端着碗的手微微晃了一下，便退到后面去提一桶骨汤。

我坐着，听背后传来的汤滚三回的声音，心里开始冒汗。

我付了钱，她找钱的时候手指尖轻微地一抖，我看见她手腕上的那道半弧形的白印，像一枚月牙。

我端着那个找回的一堆零钱走出去，阳光贴着墙根往里爬，我走了几步，又听到一个人从后头跑出来喊我：“小伙子，你的零钱多找了两块。”

她把那两块塞回我手里，掌心里有热，我的手却像刚从冷水里捞出来的，冻得麻。

我走到拐角停下，靠在墙上，手机又震了一下，这回是一个工友发来一个视频，是某个节目播的“团圆行动”，上面一个中年妇人说她等了十五年，她说：“孩子，你要是看见了，就回家，妈不怪你。”

我盯着屏幕上那个“妈”字，看着它在光里闪。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写着“梅家馄饨”的布幌子，它在风里轻轻摆动，像一只手在招。

那天晚上，我翻了一夜的手机，我搜“河边许姓馄饨”，搜到了一个很旧的帖子，发帖的人叫“野草一茎”，内容说“寻子许野，八岁时失踪，特征手腕月牙烫痕，母亲许梅，父亲许长河”。

我的手发冷，肩膀上有一阵阵酸。

下面有很多人的回复，有人说看到孩子了，也有人说“别灰心”，有人说“孩子可能改名了”，有人问“还有没有别的特征”。

发帖的时间是十五年前，更新停在八年前，最后一行写着“今日又去派出所做了登记，李警官说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

“李警官”的名字像一条细线，横在那上头。

我呼吸了一下，我的鼻尖疼。

我知道自己不能靠在墙角想天明，我需要把乱糟糟的线一点一点理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那个摊前，摊子刚支开，女人低头排列碗勺，有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抽一口自卷烟，低声说：“梅子，难搞的日子都过去了，你要信，终会有消息。”

我听到“梅子”两个字的时候，腿像被绊了一下，但我装作一个早起吃早点的人，坐下来，点了一碗。

女人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我端着碗，心里鼓足了勇气，吃到第三个的时候，我放下筷子，轻声说：“阿姨，我……我妈妈也做馄饨，她教我说‘葱七分，姜水十七下’。”

她手里的勺子在锅里顿了一下，她抬头看我，眼里很快压下了一层潮。

她说：“小伙子，你多吃一碗，吃饱了好说话。”

她给我多下了五个馄饨，而我嘴一次次开合，没吐出那个我压在舌头下十五年的字。

我吃完，走到旁边的一个台阶上坐下，想到那个帖子里最后的日期，想到“李警官”，我掏出手机，打了114查询，问那个派出所，还在不在。

我走了过去，派出所的门槛很低，里面的墙上贴着“反拐宣传”。

一个三十出头的民警接待我，他胸牌上写着“李泽”。

我说出我的事，他沉了一下，说：“你等一下。”

他翻出一叠厚厚的资料，一页一页找，翻到一页的时候停下，用手指点了一下，说：“这个是十五年前的。”

他抬起头，尽量温和地说：“做个血样吧，我们上报平台，匹配到，会通知你。”

他又问我：“你现在叫什么。”

我说：“林川。”

他说：“你小时候叫什么，你记得吗。”

我觉得自己像站在两个名字的交界，脚掌两边都压着石头，我说：“应该叫许野。”

他说：“记得就好，等。”

我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更高，我站在树下，看树影在地上的斑驳像被风掀起又压下的布。

我给阿琴打了个电话，她那头在炒菜，油锅咕嘟，她一边用肩膀夹着电话一边问我：“川，吃了没。”

我吸一口气，说：“妈，我……我可能找到我以前的家了。”

电话那头停了一秒，然后她很小声地说：“哦。”

油锅里爆了一声，她赶紧关小火，回过来，声音里带了点急，“你慢慢说，不着急，甭管答案是啥，妈都在。”

那刻我才把一直憋着的泪，从胸口一点一点挪到嗓子口，又忍回去。

我说：“我先去查清楚。”

她说：“去，妈不拦你，你要是找到了亲妈，记得好好叫一声。”

她这话轻轻的，像在我额头上抚了一下。

我挂了电话，坐在派出所外面的小台阶上，我看着对面的墙，墙上的标语写着“让每个流失的孩子回家”。

风把旗帜吹动，旗声和我胃里的空响混在一起，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了一个坐标。

第4章 石头上的名字

等待是细水滴石。

我把血样留了，走出派出所，整个人像被人掏空了一部分，又被塞回去一半，剩下的空处在风里晃。

我又去那个馄饨摊前吃了三天，第三天中午，摊边来了两个人，一个个子矮一点的穿着志愿者的红马甲，胸前别着一个牌子，写着“寻亲志愿者 小赵”。

他站在摊前跟许梅打招呼，说：“梅姐，今天又有两位要登记寻人，我们下午帮他们做照片处理。”

他目光瞄到我，笑了说：“小兄弟，你是新面孔。”

我点头。

他眼睛有点快，看人像是在翻一个小本子，他递过来一张名片说：“我们有微信群，有线索可以一起交流。”

我接过名片，上面的字印得淡，但那枚红色的印章很扎眼。

那天晚上，寻亲群里，志愿者们在讨论一个孩子的眼角痣是不是特征，又有人转发了一个媒体报道。

文字里有很多陌生的名字，我读到一个熟的“许梅”，群里有人说“许梅家的摊最近生意好了，媒体拍过她，她还是那样，做着做着就抬头望路口”。

我合上屏幕，把脸埋在枕头里，窗外有人关门，门声把一层安静敲碎又慢慢复原。

第四天，我接到李泽的电话，他在那头控制着语气的平缓，说：“初步比对，有可能，但需要你母亲这边也采样核验。”

“你母亲”，这三个字被他放得很轻。

我说好，手心立刻冒了汗。

下午，我绕着老街转了半个圈，走到那个摊前，许梅正低头和面，她抬眼看了我一眼，停了一下手。

我在她对面的小凳上坐下，我说：“阿姨，有个事。”

她轻轻嗯了一声。

我说：“派出所那边，让您也去做一个检测。”

她的手停在了面上，她抬头看我，那眼神里有一个又一个岁月叠上去的影子，她没有问太多，直直地说：“你等我收摊，咱一起去。”

她转身的时候，我看到她挂在脖子上的那个钥匙链，金属片上刻着“野”，那“野”字被摸得发亮。

我呼吸乱了一下。

我们在派出所的走廊里等，白墙上挂着宣传画，画上的孩子笑得很红，嘴角干净。

许梅坐在我旁边，她手里捏着一张纸巾，纸巾被她捏成一条细细的绳，绳的两头卷成两个小圈。

她看着对面墙上的钟，一秒一秒地走，她的眼里偶尔闪过一点光，像鼓起又被浪打平的水。

采样很快，只是抽一点血。

李泽送我们出去的时候，低声说：“消息出来快则三天，慢则一周。”

许梅点头，说了声“谢谢”。

我们一前一后走到门口，她停下，转过来，放低声音说：“孩子，不管结果是什么，我们都不着急。”

她说“孩子”的时候，眼里就没撑住，水从眼里掉下来，顺着脸颊，滴到她围裙的角。

我把头扭过去，盯着门外一个人提着两个西瓜从我面前过去，西瓜的皮上有泥巴，一条条水痕。

回去的路上，我们不说话，走到一个拐角处，许梅忽然停了，她抬手在脸上擦了一下，问我：“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我点头，“嗯”。

她又问：“有工作吗，吃得习惯吗，晚上睡得着吗。”

她一连串问，我每一个都用“嗯”答，她笑了一下，说：“我问这些，像个絮叨的人。”

我说：“不絮叨。”

她说：“那你有空，常来吃馄饨。”

我说：“好。”

我们就这样慢慢往回走，风把树叶吹出一层层响，脚下的影子被夕阳拉长。

那几天我像在两岸间摆的木桥上走，一边是老街的馄饨摊，一边是工地的生活，阿琴的电话时不时响起，她说：“川，别忙到忘吃饭。”

我说：“好。”

第五天，李泽打电话来，让我们去一趟所里。

那天我出门的时候踢到一个石头，石头滚两下停了，我低头看，石头上被人用笔写过字，早被雨水洗淡，看不清了。

我脚下踩着这个我们常说的“石头上的名字”，又觉得，那真叫名字的，是放在心里那块不动的东西。

第5章 两个妈一碗汤

李泽把两份报告并排放在桌上，黑白的纸上密密麻麻地排着数字和标注。

他抬头看我们，先看我，又看许梅，点了一下头说：“母子关系，符合。”

那几个字像是从一个很高的地方落下来，砸开了我胸口里那块硬的东西，里面全是软的，是水。

许梅摁住自己的嘴，以免自己发出声音，她肩膀上像被谁一下按了下，又一下，再一下。

我站起来，想伸手，手抬到半空，不知道要放在哪儿。

李泽拿出一盒纸巾，递给我，我才接过来，抽出一张，又递给许梅。

她哭得一点都不响，眼泪却止不住往外流，像一个被拖延太久的雨季，终于来了。

她抬头看我，声音在抖：“野……野，我叫你一声。”

我以为我练了十五年的忍，现在应该学会了，但我在她叫我名字的时候，胸口像被谁一拳轻轻捶了一下，掰开了一道缝。

我说：“妈。”

这个“妈”字在我喉咙里出的时候，像一粒石子在水里叮的一声碰到另一粒。

许梅伸手把我的手握住，她的手掌还是那样暖，掌心的那颗小痣还是在那儿，靠近手腕的那道月牙也是一样，只是颜色淡了。

她的掌纹比我记得的更深，一条一条往下延，像干涸了又起立的小溪。

李泽走开了一下，给我们留了空间，他在隔间里倒了一杯水，站在窗边看着院子里的两棵槐树。

我和许梅在那间屋里坐了很久，彼此话都不多，我们的很多话都藏在看过去的眼睛里。

许梅说：“你爸……你爸没等到今天。”

她说这句话时候，手抖了一下，“他那年冬天去外地找你，听人说在某个火车站见过，说一个孩子跟你像，他就去找，没找到，回来时感染了风寒，后来……”她顿了一下，“后来身体就垮了。”

我把唇轻轻咬了一下，牙齿上有一丝铁味，我知道那是我咬破了自己的心。

许梅看着我，眼神里有悔也有力，她说：“我再没改嫁，我本来开过一家小店，后来关了，就在这儿摆了摊，一边做，一边等，一边寻。”

她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本小册子，边角磨得发毛，里面夾着一些剪下来的报纸和照片，有的照片已经发黄，照片上的小男孩笑得露出两颗门牙缺着边。

那是我。

我指尖抖了一下，沿着照片上的脸圈了一圈，心里那个十五年未散的雾气，被一阵风卷起一角，露出里面还亮着的灯。

走出派出所，许梅说：“回去吧，回家吃碗馄饨。”

回到摊子的后面，是她借的一个小房子，桌子上摆着几盆洗净的菜，窗台上有一盆快要开的栀子。

她把围裙系好，说：“你坐着。”

我说：“我来帮忙。”

她笑了一下，说：“那你去洗一下手，洗干净了再摸面。”

我学着十五年前的样子站在她旁边，她和面的时候，我就扯下一小块皮试着擀，擀到能透字的时候，我抬头看她，她点一下头。

她说：“葱放七分。”

我说：“姜水十七下。”

我们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找回共同的语言，像两个人在一条河两岸，向对岸抛绳，一次一次抛过去，不断试出一个正好的力度。

那晚我们吃了三碗馄饨，我吃了两碗，许梅吃了一碗，吃着吃着她眼眶又红，我说：“不哭了。”

她说：“不哭了，怕汤里太咸。”

我说：“我有个妈。”

她说：“我有个儿。”

我把手机递给她，给她看阿琴的照片，她看了很久，她说：“她照顾你这么多年，她是好人。”

我说：“是，我叫她妈。”

她点头静了一下，慢慢说：“你也带她来，坐这儿，吃碗馄饨。”

她说得很认真，像在说一件工序。

两天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琴，她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处理油锅里突然窜起来的火。

她说：“我想见见她。”

我就去给她买了车票，车在第二天一早，阿琴一手拎着一个小布包下车，鞋上沾了点泥，她看见我，眼睛里先是放了一点光，随后又把那点光收敛起来，她笑说：“瘦了。”

我带她到摊前的时候，许梅正在和面，她抬头一见阿琴，身体轻轻一震，然后围裙上的手下意识地揩了一下。

她站直，走出来，伸手，阿琴也伸手，两个女人的手握在一起，谁也没有使劲，手心紧紧抵在一起，像一碗盛得满满的汤，互相扶着不要洒。

许梅说：“谢谢你。”

阿琴说：“不谢，不谢，他也给我活了一场。”

他们坐下来，许梅亲自下了两碗馄饨，一碗放在阿琴面前，一碗放在我面前，她自己也坐下，端起碗，在碗边上放了一只瓷匙。

阿琴尝了一口，含进嘴里，慢慢咽下去，她的眼睛立刻热了，她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自己的眼角，说：“真好吃。”

许梅笑了，小心翼翼地问：“你也会做吧。”

阿琴摆摆手，“不会，我做菜马马虎虎。”

她忽然又说：“我这个人，运气不多，唯独这件事，我运气算好，留住一条命。”

她说着，眼神落在我的脸上，像落在她家屋外那棵老柿子树上，年年都结，年年都被风吹，风吹过她就拿绳子吊起来，慢慢晒，晒成柿饼，给我们冬天蘸着热水吃。

许梅把一个小碗放在我们中间，里面是炸油渣，她说：“你小时候喜欢这个。”

我拿了一小块，咬在嘴里，油香从齿缝里溢出来，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谈我换了几个工地，谈许梅这些年做馄饨，谈阿琴家的新屋子，窗户朝东，早晨光打在她家墙上像铺了金纸。

谈到最后，许梅看着阿琴，说：“孩子他爸那件事，法院给的说法是意外，我没怪谁，我怪自己看得不够紧。”

阿琴忙摇头，“别这么说，这事怪恶人，我……我以前也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那时候，只想有个孩子。”

沉默压下来，谁也没再多说一句责备的话，责备在这桌子上没有余地。

最后我们端起碗一起喝了口汤，谁也没把碗放得太重。

第6章 人情与法律

许野被拐案的案卷，被李泽从铁柜里拖出来，纸张边缘发黄，上面盖着旧的红印。

志愿者们也开始帮忙倒腾线索，老杜知道了，也从西南那边给我打电话，声音里带着烟焦味，他说：“找到了就好，别怕。”

李泽根据当年的描述走访了老街的几个老邻居，找到一个曾经摆过烟摊的老头，老头说：“那时候我在门口看着，看到一个鞋尖翘的男人牵个小娃，说是去买糖。”

那句“鞋尖翘的男人”，像一把钉子，又钉了一次。

几天后，李泽通知我去做笔录，他把当年我们住的弄堂地图摆在我面前，手指在上面划来划去，最后按住一个点说：“他当时可能也在这里蹲点。”

再过了一个星期，跨省的警情会合，有个被捕的购婴案指向了一个中间人名字，这个名字在我们的案卷上也出现过。

通知阿琴的时候，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她说：“国平说他不是买，他说有人把孩子放在他门口。”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难以描摹的碎裂感，像一个多年不动的盘子上裂开一条细纹，只有把它放在光下才能看见。

我说：“妈，您去一趟派出所吧。”

她去了，回来后她给我回电话，声音发哑，“那年，他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寄养几天，后来就没有人来认领，我问了两次，他吼我，说‘天下那么多孩子’，我就不敢问了。”

这件事从一边的口子顺到另一边，总算露出全貌，法律也从这边开口。

林国平被带走，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立案，虽然年头久远，虽然他有抚养事实，但法律的尺度不能因为时间而擦掉痕。

阿琴坐在派出所外的小长凳上，手握着她的手绢，手绢被她捏得变形，她看见我，眼里闪过一丝难堪，也闪过一种苦涩的松。

她说：“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我不该不问，我更不该默认。”

我蹲下来跟她平齐，看着她说：“妈，谁都逃不过自己的账，清了就清了。”

她点点头，眼里的水终于落下来，落在她膝上的布包上，晕出一小块颜色。

许梅在旁边，她没有看阿琴的眼，她看着街口来来往往的人，眼神很深又很浅，她说：“法是法，人是人，我们都要对得起自己的心。”

几个星期后，法院开庭，林国平出庭。

他低着头，整个人像瘪了气的口袋，声音很小，说：“我错了，我那时候想要孩子，心糊了，没想那么多。”

我坐在旁听席上，手指死死地扣着椅子的边，胸口像压了块石，呼吸浅浅。

法庭上，法官念案情，公诉人出示证据，辩护律师提及他的抚养事实，法官敲锤，判处他缓刑，责令每年参加一次反拐宣传，赔礼道歉。

我知道有的人会说轻了，也有人说，十几年的抚养，不是没有感情，这样的判是考量过多个维度的。

我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一个曾经给我出过学费，也曾打过我屁股的人，在法律面前低头。

散庭的时候，我走到他跟前，他不敢看我，他说：“我……我知道我无脸见你。”

我说：“你知道就好。”

他点点头，“你妈……琴，她好人。”

我说：“是。”

他说：“你去吧。”

他走的时候步子有点浮，像在一条摇晃的桥上，我忽然想到，桥的这头和那头，都是人，桥是法，只有踏在桥上，我们才不至于掉下去。

新闻媒体来采访，他们写了“十五年寻亲”的报道，网上有人骂，也有人说“宽容”，我不去看那些，我去摊边帮许梅擀皮。

志愿者小赵说：“你要不要来做志愿者，我们一起去发单，去医院采样。”

我点头，说：“行。”

我看见一批一批的父母来，手里拿着孩子的照片，照片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家的故事，那些故事像风里晾着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第7章 手艺与明天

我开始在许梅的摊上搭把手，从挑肉开始，学会辨别哪个部位的肉做馅更合适，学会把姜切到多细不会抢了葱的香。

我们把做法一点一点写下来，不是为了神秘，而是为了标准，让手艺留得久。

李泽介绍了食品检验所的人，帮我们做了一次汤底的检测，看看微生物指标，许梅听说要检测，紧张得晚上没睡好，我安慰她，“这是好事。”

我们买了一台小冰箱，用来放荠菜和肉，冰箱的温度调到合适，不冻硬但保鲜，我在冰箱门上贴了一个表，写着“什么时候入，什么时候出”，许梅看了看笑，我说：“搞得像工地。”

她说：“你是技术人嘛。”

我又去找了一个小工坊，订了一批坚实点的碗和勺，碗底印上“葱七分姜十七”，印上那句我们家的话，许梅摸着那几个字，眼睛亮亮的。

渐渐地，我们开的那个摊，成了一个起点。

人来得多了，我们把摊搬进了隔壁租的一个店面里，门头上写着“野梅馄饨”，名字是我和她一起定的，我笑说：“像人的名字。”

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公益活动，每天出十碗免费的馄饨给附近的老人和环卫工，许梅说：“手艺要带着良心，吃一口热的，是一份好意。”

阿琴来住了两个月，她在店里帮着洗菜，三个人之间的默契慢慢搬出一些新的位置，我叫她“妈”，转头叫许梅“妈”，她们一开始都不太会回，应声总接不住，后来慢慢习惯了。

阿琴说：“我以前也做过点小生意，卖过烤地瓜，冬天手冻得红紫红紫的。”

许梅看她手上的茧，说：“都是一双手，我能做的你也能做，你做的我也能做。”

我在后厨装了一套抽烟系统，用的工地上淘来的旧风机，清洗后装上，油烟不再满屋子荡，阿琴站在下面吹了一会儿风，笑眯眼说：“你这孩子，手有用。”

我也开始做视频，拍如何和馅，如何“醒肉”，如何把皮擀薄，我在视频前面说：“葱放七分，姜水十七下。”

有一天，一个网友在下面留言，说他在新疆的一个小城里看到了这个视频，他爸也这么说过，他说想起来一个老旧的味道。

我把这个评论转给志愿者小赵，他说：“你看，技术不是冷的，它可以热。”

我们店里贴了一张寻亲墙，大家把要寻人的照片贴上去，有时有人来看，看到自己的孩子的眼睛和另一个孩子像，哭一阵，笑一阵，我们送一碗馄饨，让他坐下，热气熏着眼睛，眼泪也像热给蒸发了。

后来有电视台来拍我们，也拍我和两个妈，记者问：“你们怎样相处。”

阿琴说：“就像三个人炖汤，有人放盐，有人看火，有人盛出来，我们各干各的。”

许梅在旁边笑，她说：“这孩子有两碗汤，喝得完。”

记者又问我：“你现在怎么看买孩子的人。”

我说：“每个案件都有具体的情况，但所有借口都不能去遮一只哭过的心，该受到法律处罚的必须受，心里的那一课也不能不补。”

有人问我改不改名字，我说：“我还叫林川，也叫许野。”

有的人听了说两头不得罪，我笑笑说：“我不是为了不得罪谁，每个字都和一个时期绑着，我不切哪一个。”

老杜有一次来城里，他坐在我们的店里，吃了一碗馄饨，把汤喝干了，他抬头看我，说：“你把两个手艺都学了，一个是铁，一个是面。”

他抽一口烟，又说：“还有一个手艺，是做人。”

我点点头，我看他的手，他的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黑，黑像一种荣耀。

那年冬天，我们做了一件小事，我们把“姜水十七下”的水弄成一个标准杯，一杯就是十七掸，许梅看着说：“以后我要教徒弟，就容易了。”

我说：“这是传承。”

她看着我，摇摇头，说：“这是良心。”

第8章 灯火可亲

第二年的冬天，我和许梅一起回了一趟西南，去看阿琴。

县城的风还是带着煤烟味，街边小摊的围裙上油花像一个个小小的地图，指向哪一个过日子的手。

阿琴在院子里晒棉被，见我和许梅，乐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赶紧把被子翻个面，拍了两下说：“晒一晒，晚上不冷。”

她带我们去看那台村里老掉牙的脱粒机，说：“野，你看看能不能修修，过几天就要用。”

我把机盖打开，一看里面的皮带已经裂了，齿轮上全是灰，我回去拿了工具箱，半天工夫，机器就又响了。

声音“哒哒哒”，像一只脚步急促的小鹿，绕着院子跑。

邻居们围上来，拍我肩，说：“这小子厉害。”

我笑，说：“凑合。”

傍晚，我们在院子里生了一个小炉子，吃火锅，阿琴把她晒的柿饼拿出来，许梅在一边把菠菜洗了三遍我才放到锅里，她说：“叶子要干净。”

吃到一半，阿琴忽然拿出一本账本，她说：“店里的钱，你们算算，我不会。”

我说：“妈，这些算我。”

她说：“那也要我看着，你们两个也不要为钱争，我这个人看着，心安。”

许梅笑了，说：“我们不争，钱在明处，人心也在明处。”

那夜我躺在阿琴的屋里，窗外有风，风吹到窗子上，发出“嗒嗒”的响，我翻身，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水渍像一块大陆，边缘不规则，似乎时刻要淹没墙角的灯。

我的手机亮了一下，是李泽发来的消息，他说：“今天又有两个孩子和父母碰上了。”

我打了一个“好”的字，又想起了那天我第一次在摊前说“这是妈妈的味道”的时候，我的舌头上有多颤。

第二天我们去看林国平，他因为配合法律工作，没有被关押，但被要求参加社区的反拐宣传，他站在一个广场上，拿着小喇叭，声音低低地说着自己的事。

有一两个不知内情的人指指点点，我看着他，他看我，眼神里穿过来一个意思：“我知错。”

我点一下头，这一刻不跪不拜，不放不拉，我们在一个恰好的距离站着，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担。

春天的时候，我们把老街店面的门头换了新的，字仍旧是那四个字，但颜色更深一点，木板边给处理了一个斜角，看起来既旧又新。

许梅说：“不怕变，不怕旧，我们怕没良心。”

我笑说：“妈，你这辈子怕什么。”她想了想，说：“怕孩子饿。”

阿琴来帮忙的时候，跟客人聊天，说起我小时候的事情，大家笑，她说我偷拿过她的白糖去喂蚂蚁，许梅在旁边插嘴说：“他小时候也偷过我刚炸好的油渣。”

两个“我小时候”交织在一起，像两条线绕成一根绳。

我把那根绳子挂在墙上，旁边贴了一张黄色的纸条，上面写着：“灯火可亲。”

这四个字是老杜教我的，他说：“人活一世，谁能保证自己不糊涂，关键是夜里你要有一盏灯。”

那盏灯不是光，它是温。

每年的清明，我们去给许长河扫墓，坟头的草年年要除，花年年要换，许梅在墓前放两个馄饨，她说：“河，你看，孩子回来了。”

阿琴站在一边，看着，眼里有一路走来所有的风。

我蹲下，摸了摸土，土是暖的，手心又粘了一点泥，我忽然觉得，人和土地之间的亲，是怎么也挥不掉的。

店里越来越忙，我也开始教两个年轻人和面、醒肉，其中一个叫小范，来自外省，他说：“师傅，我学会这个，回去想给我妈做。”

我拍他肩膀，说：“好，回去的时候，记得告诉你妈，葱七分，姜十七下。”

他笑了，笑出一口白牙，眼睛闪得像玻璃擦过之后的窗。

有时候晚上收摊得晚，街上灯一盏一盏灭，最后只剩我们门口这盏，我关门前，总要回头看一眼，像对谁说晚安。

我知道我的两条路不会完整合到一起，他们在某个地方并行。

阿琴在西南，许梅在江南，我在两地之间摆着，像桥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人活一世，没有哪一碗汤是轻松入口的，总有一点辣，一点咸，一点烫，喝下去，胃里才有味道。

我又端起一碗刚出锅的馄饨，给许梅，给阿琴，给自己。

我们碰了一下瓷碗，瓷音清亮，像十五年之后的一个春天。

我想起第一次在那条老街的风里，我端着一碗馄饨，愣住的那一刻。

那一刻把我十五年的路从冬夜带回了灶火，那一刻把我的名字从丢失拿回了手心，那一刻，我在一碗汤里找到了两盏灯。

来源：手工坊体验匠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