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朝的马蹄声，一开始可真不怎么“留情”。你要是穿越回去，到了北方乡下，大概还得琢磨怎么把田地藏起来。蒙古人发家靠的是刀枪和骏马，原本根本懒得搭理泥泞农田和小麦苗。有些贵族甚至琢磨着，干脆把汉人的地都清空，让草长莺飞、牛羊跑得痛快——人算什么，地才是牧场的底气。
元朝的马蹄声，一开始可真不怎么“留情”。你要是穿越回去，到了北方乡下，大概还得琢磨怎么把田地藏起来。蒙古人发家靠的是刀枪和骏马，原本根本懒得搭理泥泞农田和小麦苗。有些贵族甚至琢磨着，干脆把汉人的地都清空，让草长莺飞、牛羊跑得痛快——人算什么，地才是牧场的底气。
所以，元朝刚翻开历史的新篇章那会儿，农耕民族的日子别提有多难。杀伐铁骑横扫过中原，农田破成废墟，比最极端的“开发商拆迁”还要狠。杀人、驱赶、盛行奴役，被波及到的老百姓，除了哀嚎和流浪，选择真不多。贵族、王爷们那时候“抢地”跟咱们打麻将似的随手一抓，占上千亩地，却懒得种上一粒黍子——都是养马放羊的天下。那些年，不夸张地说，春天播种喊口号、秋天收获起哀声。
而这些祸害，不只是“民生噩梦”，它还把两个文明的老矛盾抖落得干干净净。一个是逐水草而居、习惯自由的蒙古草原人；另一个，愿意守着四季节令打理土地的汉族农耕者。冲突一来，最先遭殃的就是农田，紧接着是人心——谁愿意在有马队随时横冲直撞的地方安心耕种？
想想看，别人受苦、地荒了，朝廷收上来的钱和粮食自然就少。元代前期，人口锐减、耕地一大片一大片成了荒地。老百姓，有的被抓去做壮丁，有的死于战乱，有的干脆流离失所。常年的刀兵动荡，人们学会了随身携带耧耧（小型工具）：跑得快、栖身无所、田园随时说再见——一朝天下变，锅都捞不回来。
你说战乱都够惨了，偏偏天公也不作美。气候三天两头闹脾气，雹灾、蝗灾、旱灾、霜灾，轮番上演，整个北方的田，像是天神惦记着“不许你们好好过年”。这一年地里收了个寂寞，明年可能连播种的粮，都得靠借。老百姓眼里，田已成“奢侈品”；政府账上，粮仓空空，连赏赐将士的口粮都捉襟见肘。
可就是在这种逼仄绝望里，元朝的“主角”忽必烈，似乎突然换了剧本。说老实话，他再能打，坐到中原地界，发现光靠养马是玩不转的——想要皇位坐稳，也还得“会种地”。他也聪明，没上来就乱砍政策，反倒开始主动请教汉地的智者，跟儒生们泡茶嗑话，琢磨着要用点“汉法”来管事。
别小看这些“招贤纳士”的动作。蒙古人自己有自己的规矩，什么王爷、贵族的特权多得让人咋舌。一转头却得照汉人的章程来——一边设农官，一边又怕草原老习惯丢了。官职设了又撤，撤了又设，劳心伤神，倒也热闹。各地劝农司、司农司、提刑按察司、巡行使，各种名头满天飞，职责和权力却没法理清。你看，这乱中又添乱，时不时还来个“监察”——就像饭馆开多了，厨子乱串岗，最后厨房反而更乱了。
帝王们讲求“中原行汉法”，背后还得应付自家亲戚和部下的“不乐意”。有的贵族不甘草肥地瘦、权分人多，偶尔又耍点小聪明。朝廷想“安抚流民”、禁私杀、屯粮屯田，说得挺好听，落实下去难如登天——上有政策，下边拦着；财政再怎么收拾，灾年到了，粮仓还是见底。
实际操作起来，那些“农桑诏令”你一封、我一封，刚下来没多久，隔着几道衙门，就成了“橡皮筋”。有的官员早就学会了“新招”：账上不缺，仓里没粮。把本来应当救助老百姓的常平、义仓搞成摆设。灾年来了，“仓储救急”四个字写得漂漂亮亮，百姓却抓瞎。有人还靠这事中饱私囊，官运亨通；百姓却一颗心冷到脚。
如果细想起来，一个朝代的几大毛病：机构重叠、官员互抢功、推卸责任、贪腐成风，在元朝是全都有。吏治一烂，整个“国家机器”卡得嘎吱作响。朝廷越想严加管理，地方越难服帖。有些本该是农田的地，几年下来又光秃秃变回了草场，几年间就如同没发生过文明进步，真让人唏嘘。
当然，蒙古王庭并不全然抗拒汉人的农耕技艺。有些跟汉地接壤的蒙古百姓，甚至学会了轮作、养蚕。可一转头，天高地阔的草原，大伙照旧逐水草、放羊马。半农半牧，听起来有些妥协又有些混乱，日子却也就这么凑合过着。
转过头看元朝后期，画风完全变了。国库一年比一年空，贵族和权贵们还在官帽子里捞钱。等雨下得再大，田荒得彻底，谁还能收拾残局？即便朝廷下诏设多少救助粮仓，贪腐和内乱、天灾人祸交织在一起，说到底，也不过是几行叹息。
曾有人说，农民就像朝代的根。元朝这棵树，根早已虚了。贵族的马队最终还是撒向田地，皇帝的号令在泥土里打滑。我们常说，历史似乎总能回头是岸，可那些兵荒马乱下的呻吟、和无数无家者的背影，在后来的史书里，哪一个不让人揪心？
究其根源，还不是因为两个世界，想要混在一起，却总有隔阂。你说败了嘛，又似乎没败到底；混合嘛，又混得不清不楚。这或许才是元朝最难解的尴尬——不是不想长治久安，而是不知道要把褪色的草原和深厚的农田，怎么好好缝在一起。
等到最后，元朝一分为多，马队散了、田地又迎来新主人——仿佛一切可以重来的样子。但在很多人心里，那疼痛的缝隙，恐怕永远都难以抹平吧。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