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荣誉会长，中国神话学会现任会长。出版《中国神话哲学》《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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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简

介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荣誉会长，中国神话学会现任会长。出版《中国神话哲学》《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等专著70多部，多种著述被译成英、法、俄、韩、日等语言在国际出版。译著有《中的民间传说》等7部。

·中国神话绝不仅是民间文学，而是包含了古老文明的历史信息

·三星堆的新发现，其实提供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教育契机。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用事实告诉我们，3000年前以古蜀人为代表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

·研究神话是手段，目标是建构文科的系统文化理论

·关于三星堆，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给神话中国命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山海经》多次描述人面鸟身的神话形象，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首鸟身像，可以说，比《山海经》补画的任何插图都更接近神话的本来面目

·《山海经》讲了天下四五百座山中140处出玉的地方，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类似的记录。它反映的是什么？就是青铜时代到来前的玉文化信仰和寻玉实践

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文化史更是上万年。我们怎样才能在文字出现前的漫长岁月里，找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之谜、信仰之根？

叶舒宪，著名神话学与文学人类学家，敏锐地发现中国神话绝不仅是民间文学，而是包含了古老文明的历史信息。20年前，叶舒宪创造性地提出，学术研究要注重把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民族志和口传文化以及出土实物和图像相结合的“四重证据法”，从而走上一条重返前文字时代的文明溯源之路。

20年来，叶舒宪既在书斋里读“万卷书”，也坚持“行万里路”广泛展开田野调查。尤其是连续17次的玉石之路考察，证明古代丝绸之路以前不仅存在一条玉石之路，还存在一个玄玉时代。系列重大发现，不断从文化大传统新视野角度解释华夏文明的特性和知识谱系。

近日，刚主编了新作《仰韶玉韵》的叶舒宪，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的专访。

叶舒宪接受专访

从神话传说里求解中华文明起源之谜

叶舒宪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工厂钳工到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叶舒宪读起书来特别拼命。这种拼劲，一直在他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延续。

在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后，叶舒宪在教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之余，不断吸收着国际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拓展国际视野。1987年，他主编主译的第一本书《神话-原型批评》，在国内产生了不小影响。此后，他的名字就与“神话-原型批评”连在了一起。

对公众而言，这些学术名词颇为陌生。这是西方20世纪中期的文学批评理论派别之一，其基本思路就是文学的起点和动力源是神话及催生神话的信仰-仪式综合体。如果说只研究神话，那就只局限在文学艺术的范围；而探究神话背后的信仰-仪式综合体，就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范畴。

在以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学者看来，神话是人类最早的一种文学体裁，并非只是虚构和幻想。神话和原住居民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口传神话还是仪式表演行为，都和初民社会最重要的意识建构联系在一起。那时的人们相信超自然力量，于是有了神话的发生。“文学人类学的神话研究创新点，就是通过神话探讨四五千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代。”

叶舒宪想知道，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有神话信仰究竟是怎样的。然而，“要从理论上阐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5000年中华文明的奥秘所在，如果只凭借仅有2000多年历史的汉字书写文献，以及只有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文，必然显得捉襟见肘、缘木求鱼。”他认为，必须要跨越学科，找到更科学、更符合实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工具。

2005年，叶舒宪首次提出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四重证据法”，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近代以前，传统史家常常只是运用文献记载作为唯一的研究历史的证据材料，“这是一种被文献绑架的历史观，也就是司马迁记下来的可以研究，没记下来的就当不存在。”但是，《史记》里一个字都没提三星堆，三星堆却一醒惊天下，证明了这种史学研究思路的局限。后来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不断打破传统，对现代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进行革新，提出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直到2005年，叶舒宪提出了多学科知识整合的“四重证据法”。

在他看来，被文献绑架的史学观必须要被突破。“‘四重证据法’的新方法论，便是参照文学人类学，挣脱学科本位立场的束缚，旨在建立一套新的文化史观和研究范式：从大传统视角，突破文字限制的传统史观，结合考古新发现，把神话学的研究拓展到前汉字时代，找到一个文明最重要的核心信仰。”

叶舒宪对理论方法的创新，紧扣时代脉搏。

20世纪末21世纪初，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继启动。两个重大的国家工程，集中了以考古学为主的多学科专家，恰恰缺少了文学专业的参与。在此背景下，叶舒宪提出从比较神话学的视野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希望调动人文学资源参与学术攻坚，对文明探源工程原有的考古学范式提供补充和支持。”

用神话学视角研究中华文明源流，看上去就有点像神话。没有文字，怎么探源？

但叶舒宪却坚信自己行走在正确的方向。“在前文字时期，先民的仪式留下了他们的道具法器。这些仪式，按孔子的说法就是——礼。而礼上最常见的两种‘圣物’，就是孔子提到的玉和帛。文明起源研究，关注的是新石器时代向早期国家的演进，这个时期没有成熟的文字，也不会有以书写文明为前提的科学和哲学，所以只能诉诸神话传说。那么，对神话传说、神话叙事、神话思维、神话仪式和神话图像等进行综合研究，就能发挥特有的透视角度，给考古材料提供文化观念上的解释线索，最终重建史前神话的信仰谱系。”

叶舒宪三江源考察

发现中华文明密码：玉成中国一万年

2009年，叶舒宪的“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课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A类立项通过。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汉字和文献记载外的上5000年。在这个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团队筛选出来先于甲骨文并延续不断的符号系统——玉礼器；并经过持续的攻坚，重建了万年以来至今未有中断的文化文本编码传承谱系。

从比较神话学的视角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宏大的视野彰显研究者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智慧，客观上也可能造成研究方向的漫无边际。但叶舒宪的思路异常清晰。

他首先重新定义了“文化大传统”，是专指前文字时代的史前文化，以及文明时代后的无文字民族文化传统。然后，采用文化文本的编码和解码理论，将前文字时代的大传统和文字书写小传统，整合为一个持续不断的有机体，期望引发一场当代知识观和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

2019年叶舒宪主编的第10套丛书出版后，有一部研究他的方法论创新的著作《深度认识中国文化：理论与方法讨论集》问世，对如何将人文研究视野放长的千年难题，给出了文学人类学派的解决方案。

在2010年至2020年，文学人类学派相继完成“玉成中国三部曲”，完成了对上5000年文化基因的深度探索。

第一曲“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指出，造成每个文明古国独有特性的是文化因素。第二曲“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阐释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第三曲“玉成中国”，则是在“万年中国”时段，探索中国文明基因的三原则。为配合第三曲的展开，上海交大在2017年成立了全球第一家神话学研究院。

把玉作为史前文化时期重要的一个解码方向，是基于近百年来全国各地至少几十处遗址出土过史前玉器。考古学家据此认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中国还存在一个玉器时代。在这一时期，玉器代表着王权和神权，而它出现在中国境内的时间距今已有一万年。

梳理史前玉文化，叶舒宪发现，其至少经历了3次大的传播。

先是玉文化起源期的北玉南传。玉文化始于一万年前的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渔猎社会，随后不断南下。在距今5300年之际，形成长江下游地区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玉文化高峰。这个缓慢的神玉崇拜认同过程，是精神征服和信仰观念的同化过程，是一种强调友好合作的非暴力理念，“所以中国才有一句老话叫‘化干戈为玉帛’。”

第二阶段大致始于距今5500年左右。此时，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在东部和北部传来的玉文化影响下，出现了玉文化萌芽。第二次运动的结尾期在距今4000年左右，以玉璧礼器成组出现在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地区为标志。

第三次玉文化大传播运动，始于齐家文化的中期，距今近4000年。以齐家文化地区为中介，形成西玉东输新局面：越来越多的西部玉矿浅色透闪石玉料被输入中原。

在一万年的进程中，从吉林白城双塔遗址约一万年前的玉扁珠，到黑龙江小南山遗址9000多年前的玉玦、玉璧和玉管，再到6000多年前东北红山文化的标志性文物玉龙，玉文化于5300年前在良渚文化达到一个高峰。

在距今43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可以看到玉往北方和往南方的传播，陕西石峁、山西陶寺以及更晚时期的三星堆、金沙，都发现了大量玉器。

“所以，玉成中国一万年的说法，是根据考古发现最新的数据来定的。”叶舒宪表示，玉作为通灵、通神、通天的载体，承载的玉石神话信仰，引领着中华认同形成的观念统一作用，至今仍有生命力。“例如，今天的人们喜欢在脖子上戴的平安扣，就是缩小化的玉璧。”

为确认中国万年玉文化的传承过程以及中国玉石的分布情况，叶舒宪带领团队一边学习和追踪史前玉文化考古新资料以及民间发现的玉矿资源情况，一边展开多达17次的玉石之路系列田野考察活动，发表相关论文上百篇，课题成果得到学界高度关注。

叶舒宪不仅确认了中国万年玉文化中，西玉如何东输、北玉如何南传，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前身是玉石之路；在中国玉器时代的中原地区，还存在着一个玄玉时代。对曾出现在《山海经》里的神秘昆仑山所在，也提出基于“四重证据法”的论断……

叶舒宪2017年4月27日（第十一次玉帛之路考察）在宁县博物馆当场鉴定“石斧”应为墨绿色玄玉玉钺

如今虽已年逾七旬，但叶舒宪依然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行。未来，他希望能创建一座中国玉石之路博物馆，把这一份中华多民族先民用血汗浸染而成的珍贵文化记忆，永久留存。

访

谈

三星堆给神话中国命题提供直接证据

在神话中发现中华文明六大文化基因

记者：目前中国神话学的研究，有哪些重要发现？

叶舒宪：寻找中华文明的基因，是我们的重要学术目标。在“玉成中国三部曲”完成后，我们在史前神话信仰中探寻和筛选文化基因的实践中有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先是拓展出“谷米玉帛”四大文化基因说，如今则推演为“熊龙、鸮凤、稷、稻、玉、帛”六大文化基因说。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按时间顺序，来自旧石器时代的图腾动物神话（熊、鸮）在先，新石器时代的农耕作物神话（稷、稻）在后，与稷稻同时出现的玉器生产，都发端于距今一万年前后，只有帛的生物来源——家蚕饲养出现稍晚，但也有约7000年历史。综合来看，六大文化基因没有一个不是中华上5000年的产物。

记者：这六大文化基因是怎么筛选出来的？

叶舒宪：我们研究史前神话，没有文字的时候只能看实物。20世纪80年代，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成功被发掘。除出土玉石女神彩塑头像外，庙中还供奉着真熊头骨，以及被称为玉猪龙（学术界有专家认为猪龙实为熊龙）、玉鸮等各种动物形象的玉器，这就让我们把神话和图腾崇拜联系起来了。

大家知道，中国有龙凤崇拜，它们其实是史前熊图腾和鸮图腾传统的基因变异体。在东北的渔猎社会，森林里凶猛的熊和能自由翱翔天地间的猫头鹰，被当作图腾崇拜就顺理成章了。时至今日，东北兴安岭的少数民族还在讲述熊祖图腾的神话传说。那么，理解了熊、鸮的文化基因的意义，再来看楚帛书所记“天熊伏羲”以及司马迁所记的“黄帝有熊”，就能看懂是什么意思了。

这就是以熊为圣祖的图腾神话信息。熊力量强大，冬眠后又能再生。在史前先民眼里，它就是生命自我赋能和再生的榜样，可以当成图腾崇拜的对象。所以，黄帝叫有熊氏，屈原在《天问》中说鲧的尸体化作黄熊，《山海经》也记载说有一处熊山，有熊穴，走出来的是神人，而且这个穴的特征是“夏启而冬闭”。是不是很多人读不懂？那现在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是不是就能找到答案？

事实上，研究表明，欧亚大陆很多地方都崇拜熊。先民从渔猎社会再发展到农业社会，岁月更迭，这种文化基因就渐渐被遗忘了。大致在殷周更替之际，周人宣扬凤鸣岐山，鸮的崇拜变成凤，熊变成龙。此后，新图腾龙凤彻底取代老图腾鸮熊，其观念影响至今，并催生出“龙的传人”的现代信仰。

当我们把文明探源中最重要的符号解读出来的时候，感觉和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重要遗址一样兴奋，因为它们是伏羲、黄帝圣号背后真实的上5000年崇拜的证物。

历史延续中，有些文明的符号存在着断裂。我们的神话学研究参与文明探源，也就是除了有考古学家在地下挖，还要争取把古籍中没有读懂的内容解读出来。

幸运的是，近百年来，中国丰富的考古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新材料，为我们进行学术和方法创新提供了条件。

川观新闻记者对话叶舒宪（右）

玉石之路比丝绸之路至少早3000年

记者：您研究玉文化长达20年，成果十分丰硕。您曾提出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前身是玉石之路，这是一条怎样的路？

叶舒宪：丝绸之路这个提法，是在鸦片战争的殖民阴影下，德国人李希霍芬到中国为德国做资源调查后的一个提法。但依据中国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完全可以把丝绸之路命名为玉石之路，这条路至少比丝绸之路早了3000年。

李希霍芬为什么不把这条路叫玉石之路？因为他们意识不到玉对中国的意义。对他们来说，玉是石头，而丝绸在罗马时代的西方比黄金还珍贵。

记者：那这条路为什么存在？

叶舒宪：刚才提到了玉文化的第三次传播是西玉东输，也就是为了把西域的玉石送到中原。我们在玉石之路的考察中，学习和追踪史前玉文化考古新资料以及民间发现的玉矿资源情况，勾勒出总面积200万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矿资源区，绘制出西玉东输的线路网。此外，学界在甘肃嘉峪关、酒泉等地，都发现了史前的玉矿，为历史上西玉东输提供了佐证。

这条玉石之路的兴起，最早可以上推到距今5500年左右，甘肃天水当地出土的蛇纹石玉，顺着渭河进入中原。

在大约4000年前，在以甘肃为中心的齐家文化，可以看到他们用的玉已有少部分是新疆和田玉。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玉器，为什么没有和田玉？就是因为在三星堆时代，当时中国的版图还不包括兰州、银川、西宁等地。

在商代，已经可以看到使用和田玉，但当时这条路还没有通，这些玉石来自转口贸易、进贡民族间的交换或战争的缴获等。到张骞通西域，本来想找月氏人联合对付匈奴，没想到对付匈奴的目的失败了，却在新疆找到了和田玉的原产地，把玉石之路拓展到了新疆。

要知道，在当时，优质的玉石就是重要的资源。如果不是新疆有玉矿，汉朝怎么会如此大费周章建立河西四郡？为什么最西边的关隘叫作玉门关？从名字就可以知道，这就是要把新疆和田玉源源不断地向中原运送。

记者：在中国的玉器时代，您为何要特别强调存在一个玄玉时代？

叶舒宪：玄玉时代，指的是中原及西部玉文化发生的第一个时代，时间在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共持续了1500年。

“玄玉”之名，出自《山海经》等古籍，并与黄帝传说密切相关。《山海经》说，黄帝播种出的天下至宝就叫玄玉。今人认为是墨绿色的蛇纹石玉。

这种实物证据到哪里找？

我们在玉石之路考察时，看到了陕西咸阳尹家村遗址20世纪50年代采集的15件石斧。根据咸阳博物院网站的照片推测：这批文物很可能是玉钺而不是石斧。后来，我们多番联系看到实物后，证实这批所谓的石斧，大多是蛇纹石玉器，还有一件透闪石玉钺，所以应统一定名为玉钺。

于是，依据古书提供的本土话语，将其称为玄玉，并继而提出了玄玉时代的说法。

中原地区的玉文化为何起步较晚？就是因为史前用玉一般是就地取材，在什么地方用什么玉。选择的标准，就是筛选出透闪石来。但是，5000多年前的中原没有玉，找不到透闪石的时候，就退而求其次，用了蛇纹石，它毕竟是有色彩的石头并能透光。一直到仰韶文化后期，天水一带以西的马衔山将更好的浅色透闪石玉传播过来，玄玉即蛇纹石玉料才渐渐被取代。

2021年，咸阳博物院发现尘封五千年的国宝文物玄玉玉钺群，5月为咸阳博物院举办仰韶玉韵文物特展，并组织高端专家论坛

《山海经》里记载黄帝播种的天下至宝是玄玉，《庄子》说黄帝丢失的国宝为玄珠，汉代兵书说黄帝的老师叫玄女……以前大多以为这是神话。现在对黄帝究竟处于什么时代还无定论，但至少5000多年前的玄玉先提供了线索。我们把考古学的物证和人类学田野考察相结合，完成了传统文献考据不可能做到的实证研究。

三星堆需要重视解码文物背后的神话

记者：您对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也曾颇多关注。从神话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三星堆这些天马行空的文物有哪些研究价值？

叶舒宪：我们研究神话是手段，目标是建构文科的系统文化理论。2009年，我们提出“神话中国”的概念，就是认为整个中国传统是由神话支配信仰编码，那些呈现出来的礼仪是沟通人神和祖灵的形式。

关于三星堆，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给神话中国命题提供了直接证据。三星堆仅仅是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就出土了17000多件编号文物。但这些文物里没有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东西，它们是什么？是对天国的想象，是与沟通人神和祖灵相关的东西，是神话里的中国。

《山海经》多次描述人面鸟身的神话形象，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首鸟身像，可以说，比《山海经》补画的任何插图都更接近神话的本来面目。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三星堆的新发现，其实提供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教育契机。我们要纠正西学东渐强加给我们的一些思维习惯。例如，西方搞一个什么学科，我们就必须要有，还要在古代中国找出对应的学科。但是，《山海经》里“黄帝种玄玉”这种记载能成为科学地理学吗？这就是中国的神话学，因为我们信奉的是天人合一，敬天拜祖宗。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用事实告诉我们，3000年前以古蜀人为代表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他们如此虔诚，就是要把最神圣的东西全部献给他们心目中的神。

我们对三星堆的关注，除了那些神奇的文物本身，还需要重视解码文物背后的神话。它们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文明的编码。例如，三星堆祭祀坑为什么要把象牙放在其他文物上方？当然，考古工作者已经得出结论说，这是一种祭祀行为。实际上，我们回望历史，河南新郑4万年前的赵庄遗址，就已经把象头供在祭坛上了。

所以，要颠覆以往被书写文献绑架的短浅的知识观和历史观，要引领当代人用科学的眼光重新看待中国的万年文化史。文学人类学现在做的工作，希望能够建构一个深度认知5000年中华文明的理论系统。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山海经》。那么，《山海经》究竟是神话还是地理志？

叶舒宪：21年前，我曾与人合著过一本书，将《山海经》定性为神话政治地理书。把神话放在前面，是因为《山海经》里有很多虚拟现实的内容。为什么跟政治有关？因为要掌握全天下的河山和物产（我们今天叫国土资源），背后一定得有一个大一统的政权的需要，这绝不是任何个人能做到的。

21年过去，我们给《山海经》的定性是“中国玉文化的‘圣经’”，没有“之一”。《山海经》讲了天下四五百座山中140处出玉的地方，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类似的记录。它反映的是什么？就是青铜时代到来前的玉文化信仰和寻玉实践。

《山海经》为什么要记录天下出玉的地方？就是因为万年中国的上5000年，玉文化已从东北传播到珠江流域，满天星斗的文化都有用玉的需求。只不过到了司马迁的时代，距离《山海经》记载的史前文化至少已有2000年历史，他已经看不懂《山海经》，才认为这书不靠谱。

我们现在运用“四重证据法”，结合地下挖出的诸多文物，就能增加对《山海经》的理解，这也是今天人们的认知必将大大超越古人之处。以前，人们常把《山海经》的叙事当成文人的虚构，现在看来，并不全是。相信以后通过实地调研，《山海经》叙事的真相还会不断被揭开。

记

者

手

记

以更宏阔的视野审视中华文明历史

此次采访叶舒宪教授，我的内心一直比较忐忑。因为他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并且近年来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神话，这是我的知识盲点。

如约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碰上上海高温天。叶教授体恤我们在36℃的天气走路太累，开车到学校门口接我们。他的亲和，顿时给了我不懂就问的勇气。

让我没想到的是，调侃自己研究领域小众的叶教授，其实比媒体记者更擅长架起沟通的桥梁。那些我一心求解也代表普通公众的疑问，叶教授或打比方或讲故事，让我瞬间明白，如醍醐灌顶。

我曾有过的疑惑，如黄帝为何叫有熊氏，为何殷墟女将军妇好墓中有以鸮的形象铸造的器物，为何全世界的其他文明大多崇拜黄金而中国人独崇美玉，在叶教授拨云见日的梳理中，豁然开朗。

在采访中，叶教授给我留下了学富五车、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等诸多印象。但最令人敬佩的是，他敢于打通人文学科之间界限的勇气和实践，以更宏观的视野审视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重估以炎黄始祖到禹汤文武的圣王叙事谱系，为文化中国的当代认同提供新的学理证据。发现玄玉时代、提出丝绸之路前身是玉石之路等重要观点，无不基于此。

当下，中国的考古人正在不断证实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5000年的文明史。但考古工作的繁重，也让大家更多专注于对文物和背后历史的研究，尚未有更多精力关注器物背后人的思维观念和精神信仰。如若能更大范围打破学科藩篱，远古的神话或许终将有被破译的一天。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九十五期

执行：杨昕

记者：吴晓铃

摄影：韦维

剪辑：郭雨荷

海报：刘津余

编辑：梁庆

来源：川观新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