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十年前，中华民族以3500万同胞的伤亡为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胜利，是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更是无数仁人志士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今年，正在上海大学钱伟长图书馆举办的“丰碑永驻”专题展览中，一幅幅泛黄的照片
八十年前，中华民族以3500万同胞的伤亡为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胜利，是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更是无数仁人志士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今年，正在上海大学钱伟长图书馆举办的“丰碑永驻”专题展览中，一幅幅泛黄的照片、一段段滚烫的文字、一个个鲜活的名字，串联起上海大学这所“红色学府”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的壮阔历程。
从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火种播撒，到抗战烽火中的挺身而出，再到科学救国的矢志不渝，上海大学的师生们用行动在民族危亡之际书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爱国史诗。
红色基因：风雨中的革命学府根基
1922年10月23日，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上海大学在各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于右任担任校长，邵力子任副校长。这所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创办并实际领导的第一所正规大学，从诞生之初就注定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办学宗旨，如同一盏明灯，在乱世中照亮了无数青年的救国之路。
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西摩路校舍。
彼时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更是革命青年向往的最高学府。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关心学校建设，或担任校董，或亲临指导；瞿秋白、邓中夏、陈望道等“红色教授”在这里三尺讲台育桃李，满腔热血播真理。瞿秋白主讲的《社会科学概论》，用通俗的语言解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堂常常座无虚席，甚至有学生自带小板凳挤在走廊听课；邓中夏执掌教务时，力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理念，组织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开展社会调查，让革命理论在实践中生根发芽。
五年初创期虽短，却为中国革命培育了一大批栋梁之材。杨尚昆、王稼祥、秦邦宪等从这里走出，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刘华、何秉彝等烈士用生命践行革命信仰，在五卅运动中血洒街头；丁玲、戴望舒、阳翰笙等文艺青年，以笔为刃，在文化战线书写革命激情。“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美誉，不仅是对学校办学成果的肯定，更是对其红色基因最生动的注解。
于右任题《上海大学章程》
烽火淬炼：挺身而出的抗战师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从上海大学走出的师生们，没有忘记母校的教诲，纷纷挺身而出，在抗日战场上书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在浦东泥城，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周大根、郭毅与林钧，这三位曾经的师生与同学，在抗战爆发后重新聚首。1938年，他们组建起“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这是浦东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周大根任中队长，郭毅任参谋，林钧负责统筹协调。1938年12月16日，周大根在阻击日军的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2岁。
郭毅则在另一条战线续写传奇。1939年，他奉命打入伪军丁锡三部队，以政训员的身份创办教导队，暗中培养抗日力量。他利用伪军内部的矛盾，晓以民族大义，成功策反了数百名伪军携枪投奔抗日队伍。1942年，因长期操劳咯血不止，郭毅获准返乡养病，却在途经杭州湾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劫持杀害。牺牲前，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我是中国人，宁死不当亡国奴！”37岁的生命，定格在追寻光明的路上。
林钧的抗战之路同样充满艰险。作为三人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他始终活跃在抗战斗争前线。1938年，他组建川沙边区人民抗日自卫总团第四大队，在川沙、崇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他还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从事情报、策反工作，为敌后战场输送了大量物资和情报。1941年，他奉命前往浙东开展工作，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斗争。1945年5月9日，距离抗战胜利仅剩三个月，林钧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年仅47岁。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英名载入史册。
在正面战场和文化战线，上大师生同样留下了深刻足迹。1923级校友张治中，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担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提出“以血肉之躯，筑成钢铁防线”的口号，率部与日军激战三个月，重创日军嚣张气焰，为沿海工业内迁和战略部署争取了宝贵时间。中文系教师田汉，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呐喊，成为全民族抗战的精神号角。这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曲，在抗战时期传遍大江南北，激励着无数军民奋勇杀敌。1924级校友阳翰笙则创作了《八百壮士》《青年中国》等抗战剧本，用文艺作品凝聚人心，其中《八百壮士》被改编成电影，让“四行仓库保卫战” 的英雄事迹广为人知，成为文化抗战的经典之作。
科学报国：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
在抗战烽火中，有一群知识分子选择以另一种方式报国——用科学的力量为民族复兴铺路。上海大学老校长钱伟长，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上海大学，钱伟长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永远的校长”。
钱伟长
抗战十四年间，他从清华园辗转西南联大，再负笈留学海外，在北美参加相关科研项目，均与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连。抗战胜利后，他毅然归国，矢志报国初心，用一生的实际行动诠释“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归根结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人生格言，成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1931年，钱伟长以文史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可是，刚步入清华园便遭遇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之际，他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毅然放弃文史专业转向物理系。虽然拥有一腔科学报国热情，但钱伟长入学时数学、物理、化学成绩均不佳。他找到清华物理系吴有训教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恳谈，最后吴有训同意其在物理系试读，但需要其保证在学年结束时数理化成绩都要超过70分，否则还是要转系回文学院。
经过持续艰苦努力，钱伟长完成了吴有训设定的目标，成功转入物理系学习。钱伟长晚年在《八十自述》中写道：“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决心‘弃文学理’，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1932年3月，钱伟长为抗日捐款。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时，钱伟长正依靠“清寒教育基金”维持学业，生活十分拮据。但他毅然捐出0.5元，这相当于当时学生月伙食费的1/20。次年，他再次捐出1元，两次捐款合计1.5元。在当时，这笔钱虽不多，却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积蓄。他还积极参与清华学生抗日会的募捐活动，建议“账目公开、师生共参”，提升募捐公信力，带动了更多人捐款支援前线。
1935年冬，在日军入侵华北的压力下，全国学生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钱伟长在北京参加了1935年12月9日和12月16日两次抗日救亡大游行，并参加了12月25日到次年1月15日的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还参加了1936年2月29日、3月18日、6月20日等多次抗日游行示威，也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外围组织。
1937年北平失陷后，钱伟长辗转到天津耀华学校任教。在老师叶企孙的组织下，他与同学林风等秘密研制TNT炸药，还冒险购买铜、钢、无线电零件等物资，设法输送到冀中抗日根据地。这些物资在敌后游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打击日军的利器。
1939年，钱伟长与郭永怀等9位西南联大同学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生，准备赴加拿大留学深造。出国过程一波三折，受“二战”爆发影响，1939年9月第一次留学出行计划被迫终止。1940年1月，当他和同学们在上海集合乘船出发时发现护照上竟有日本签证，中英庚款负责人告知，船过日本时三天没事，可以前往横滨去玩玩，大家当即愤怒拒绝，全体人员毅然携行李下船，直到夏天才重新启程。钱伟长回忆说：“敌国我们不能去，当场就有好多人把护照扔在黄浦江里头了。”这段经历，让钱伟长更加坚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
钱伟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期间参加军方项目关于雷达波的计算，因为保密的原因，二战结束后相关成果才陆续发表。钱伟长在美国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导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与林家翘、钱学森一道，为冯·卡门所看重，成为世界火箭、宇航工程的开拓者。他们以自己的研究为二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6年，在得知国内抗战胜利消息后，钱伟长谢绝冯·卡门挽留，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冲破阻力，义无反顾地回国效力。这段跨越时空的征程，映照出以钱伟长校长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国之所需，吾之所向”的赤子之心与家国情怀。
八十年岁月流转，烽火硝烟早已散尽，但上大师生在抗战中铸就的精神丰碑，始终熠熠生辉。今天，在上海大学校园，一代代师生仍在持续讲述着那些感人的故事。在民族危亡之际，那些从上海大学走出的师生挺身而出，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后方战线，他们用行动践行自强不息精神，书写道济天下情怀，为保家卫国、争取民族独立贡献着青春与力量，展现着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和不屈意志。这些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上大学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抗战精神。
来源：文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