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十年前，中国人民以十四年浴血奋战彻底击溃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用3500万军民的伤亡铸就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丰碑。无数英雄儿女为民族解放慷慨赴死，许多人的名字或湮没于历史尘埃，或仅存于只言片语的记忆中。
八十年前，中国人民以十四年浴血奋战彻底击溃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用3500万军民的伤亡铸就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丰碑。无数英雄儿女为民族解放慷慨赴死，许多人的名字或湮没于历史尘埃，或仅存于只言片语的记忆中。
八十年后，一位日本老人以十六载的执着，为中共抗日英烈追寻历史真相，让正义穿透岁月迷雾——这不仅是对烈士及其遗属的告慰，更是一场跨越世纪的人性对话：当侵略与反抗的硝烟散尽，总有人选择站在真相一边，用执着对抗遗忘，用行动续写和平的注脚。
从福井教室到冰城课堂
2009年8月31日，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迎来一位特殊的留学生。他叫长谷川清司，时年60岁，来自日本福井县。彼时，他已在故乡经营汉语讲习会25年。这位老留学生在一众青春面孔中，格外醒目。花甲之年远赴冰城，他为何而来？显然，这并非一场寻常的留学之旅。这位每天第一个抵达教室开窗透气、擦拭黑板与讲台的日本老人，心中藏着一个跨越世纪、关乎一位中国抗日烈士的秘密。
长谷川的求学生活有着双重轨迹。课堂上，他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专心学习汉语；课堂外，他则像一名历史侦探，奔波于各大图书馆与资料库，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交叉比对着每一条看似无关的线索。从哈尔滨市图书馆到黑龙江省图书馆，他得到了热心人士的帮助；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资料室，工作人员打破常规，耐心协助他一页页翻阅黑龙江省烈士英名录近三小时，这份经他多次来访才获得的支持让他满怀感激。
2009年10月17日，长谷川恩师的独生女儿井芹龙野邮寄到宿舍的一个厚厚信封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信封中56页B5大小的复印件，正是其母刘书卿晚年手写的《备忘录》，她用颤抖的笔触记下二哥刘芳生牺牲前的最后时刻——1937年5月30日，二哥含笑挥手告别，他说“今晚回家再说”，却在《大北新报》报社门前被日伪特务带走，再未归来……
井芹龙野邮寄到长谷川宿舍一个厚厚信封，里面是56页B5大小的刘书卿《备忘录》复印件。
这份手稿，如同一道光，劈开了历史的迷雾，让长谷川得以窥见刘芳生光明而短暂的一生。文中提到的“四一五事件”“哈尔滨法政大学”“哈尔滨大陆学院”“大北新报”等关键词，让长谷川的追寻有了明确方向。
那段时间，他时常会在晚上7时看完《新闻联播》后，坐在留学生宿舍的台灯下，将刘书卿《备忘录》手稿逐字录入电脑，并加以整理和研究。可这项工作远比预想中漫长：白天既要兼顾学业，晚上还得挤出时间来支援赴日打工的中国研修生维权——一些紧急的陈述书翻译、维权报告撰写任务常会突如其来，屡屡打断录入进程。
从“刘芳声”到刘芳生
真正的突破口出现在2010年2月8日。这天，随着农历虎年春节的临近，学生们陆续返乡，裹挟在寒潮里的校园愈发清冷，长谷川的心头却骤然一热——“刘芳声”三个字突然跃入眼帘。这个名字赫然出现在他曾通过百度搜索“四一五事件”时获知的史丁（张劲松）著《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一书的316页：
“……在“四一五”大逮捕时，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将冯策安（中共市委宣传部长）和艾凤林（交通员）逮捕。冯策安被捕后，在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严刑逼供下，出卖了他在道里大陆补习学校时的同事、原哈尔滨法政大学毕业生、中共党员于维范和刘芳声。在逮捕两人时，从他们家中搜出哈尔滨法政大学同学名录和义结金兰谱后，认定是中共地下组织名单，于是，又无故逮捕法政大学毕业生赵魁、关文明等12人，从而制造了‘法政大学事件’。”
长谷川猛然拍了下膝盖，激动不已：“有了！发现线索了！”“声”与“生”同音，文中对“1937年5月被捕的法政大学毕业生”的描述，与刘书卿《备忘录》中的内容高度吻合。他坚信，这就是自己刘老师生前心心念念的二哥。真相，就如解缠的钓鱼线，渐次明晰起来。
为了求证更多细节，他几经辗转，联系上《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的作者、曾任职于辽宁大学的张劲松教授，并利用假期赴沈阳拜访。这次会面，为他打开了更广阔的研究网络。张劲松提供了另外两条关键信息：《日伪暴行》和《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均提到刘芳生的名字；他还建议长谷川务必拜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晓燕等当地学者。在高晓燕的帮助下，长谷川不仅获赠《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等关键史料，还下载到他遍寻各图书馆无果的关沫南《春花秋月集》全文，并发现“哈尔滨私立大陆学院”九个字（《哈尔滨文史资料》第6辑压缩版，1985年），而文中所述“左翼文学事件”，也与刘书卿《备忘录》里的白色恐怖相呼应。至此，多个信息源交叉验证，将刘芳生与哈尔滨大陆学院两条线索拧成一股绳，把调查引向更深处。
是年4月9日，在五十年不遇的大雪袭来前夕，长谷川带着自制的中央大街地图，踏上了寻找“哈尔滨大陆学院”旧址之路。他从学院所在地——西七道街出发，沿中央大街南北行走，逐一向横道确认：为了寻找《备忘录》中记载的“道里第一体育场”（现红星广场），他走过中医街，穿过通江街，一步步丈量着八十年前的痕迹。
“哈尔滨大陆学院四周年师生全体合影纪念”照片（前排正中为井芹贞夫院长）。| 受访者供图
红星广场周围有几棵老树，约八九十年树龄，枝丫舒展如当年。长谷川掏出井芹龙野提供的“哈尔滨大陆学院创立4周年纪念”照片，仔细比对拍摄于此的照片背景中的建筑与树木，隐约觉得有些树影能够重合，却又说不准具体是哪一棵。“这些老树或许是唯一的见证者了。”他不禁感慨，若能向它们发问，该多好。
他拍下广场全貌，从中医街踱回西七道街，看表计时：到大陆学院旧址约8分钟，到学生宿舍旧址约5分钟。恍惚间，生出一种奇妙的穿越感，仿佛看见上世纪30年代的秋日，井芹院长、刘老师带着师生赶往体育场，为秋季运动会做准备……
回到宿舍已是下午3点，他立刻铺开纸笔，根据实地走访的样貌重绘学院旧址地图，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恰似在与历史对话——八十年前的这片土地上，一场侵略与反抗的风暴已在酝酿。
长谷川手绘的中央大街地图（左）、徐晓斌制图（右）。
以血肉之躯践行“马革裹尸还”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据刘书卿《备忘录》记载，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刘芳生一家也被卷入生死离别的苦难岁月。
刘芳生的父亲刘文田留着辫子却思想开明，在那个入学率仅约20%的年代，他坚持让女儿读完4年制小学，并升入市立女子中学；为两个儿子聘请俄罗斯家庭教师教授俄语。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刘芳生17岁，正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读预科，大哥刘世保也是该校学生。这所学校有着浓厚的革命传统，不仅建立了党支部，还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组织。这自然成了关东军的“眼中钉”——日军加强对言论与集会的管控，以“思想犯”“政治犯”名义大肆迫害反满抗日师生。
1932年6月20日，大哥刘世保被日军翻译诱骗赴宴，归家后深夜骤发剧烈腹痛，中西医诊治都查不出病因，针药罔效，翌日辰时竟猝然离世。一家人悲痛欲绝。刘书卿日后推测，大哥恐是遭人下毒。
这份切肤之痛无疑深深地烙印在刘芳生年轻的心灵上，激发了他民族救亡的决心，而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乡，更让他在精神上深受鼓舞。在法政大学接受新思想洗礼后，他毅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如同《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王一民，在隐蔽战线默默耕耘，成为一名与日寇殊死较量的无名英雄。
1934年左右，刘芳生在“中央日满学院”学习日语时，结识了教师井芹贞夫。刘书卿曾回忆：“二哥很尊敬井芹，井芹也喜爱二哥。天长日久，他俩成了亲密的国际师生。”基于这份信任，在刘芳生的劝说下，井芹贞夫于1935年9月在道里中央大街创办私立“哈尔滨大陆学院”（注：即《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316页等文献所指“道里大陆补习学校”，关沫南《春花秋月集》亦称“哈尔滨私立大陆学院”）。
刘芳生负责招聘中国教师和处理学校事务，他引荐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及法政大学同窗于维范、赵魁到校任教，三人分别教授数学、英语和国语。其胞妹刘书卿也在此执教，后来与井芹院长结为夫妇。这所学校成了刘芳生开展地下工作的秘密据点——借国际背景作掩护，在此搜集情报、传递信息。
1936年秋，刘芳生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日本人经营的《大北新报》报社，以经济记者的身份开展秘密活动。他自幼学俄语、20岁又随井芹研习日语，精通双语的优势让他备受倚重。而对胸怀反满抗日之志的他而言，这份工作也是绝佳掩护：既能近距离接触日方核心信息，又能借记者身份的便利，以日本人创立的学校作屏障，将情报悄无声息地传递给组织。
1937年5月，哈尔滨上空弥漫着白色恐怖的阴霾。在“法政大学事件”中，年仅23岁的刘芳生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伪哈尔滨警察厅的阴暗牢房里，他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面对非人的折磨，他始终坚贞不屈，用血肉之躯捍卫了党的秘密和同志们的安全，践行了致父亲信中所言“大丈夫当马革裹尸还”的壮绝誓言。
刘芳生烈士相关人物关系图。 | 徐晓斌制图
特务变身“教育先驱”，历史真相不容掩盖
“好个大陆学院，原来是个窝藏反满抗日的地下巢穴！本该捣毁，看在你是日本校长的份上才手下留情……”
面对赶来询问真相、请求从宽处理的井芹院长，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科长冲他恶狠狠地咆哮：“真不识相，想吃耳光吗？还是想进来陪陪你的好教员……快滚！”
直到这时，井芹贞夫才得知这些教员是以“反满抗日”罪名被捕的。
1937年5月31日清晨7时许，伪哈尔滨警察厅的3个伪警和2个日本宪兵闯入刘芳生家中搜查。他们翻遍衣箱、地板、天花板夹层，甚至扒开火炉灰烬寻找证据。而在前一晚，遵照井芹贞夫的叮嘱，刘芳生的母亲与妹妹已将所有相关资料付之一炬。
2023年前夕，当长谷川准备将“哈尔滨大陆学院”的调查情况整理成册出版时，一个新事实浮出水面——他从东京新宿“哈尔滨学院联络处”及其他史料中，基本锁定：当年主导抓捕并审讯刘芳生等人、且对井芹院长出言不逊的日本特务，极有可能就是关沫南笔下的“课长泉屋利吉”。该联络处的负责人还提供了一条惊人线索：泉屋利吉战后在日本创办了私立金泽工业大学。
这个名字，如同惊雷炸响，令长谷川心绪难平。此前，他仅将泉屋利吉视作史料中早已作古的名字，从未想过他不仅活到战后，还以“教育先驱”的面目活跃于隔壁石川县，直至2000年死亡。“若是早二十多年知道，我定会直奔隔壁石川县野野市的那所大学……”长谷川不无遗憾地对本报记者表示。
作为特务科头目，泉屋利吉主导多起骇人听闻的屠杀与镇压，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据史料记载，泉屋利吉直接参与了“三肇事件”“巴木东事件”“左翼文学事件”等多起惨案。1937年的“四一五事件”最为臭名昭著，直接导致刘芳声（刘芳生）等12名法政大学进步青年被捕，其中共产党员于维范、刘芳声、赵魁等7人被刑讯致死（哈尔滨史志网，1937年大事记）。
以此为调查基础，长谷川又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公布的“12名日本战俘自供状”中查明，泉屋的拷打“残酷到连恶鬼般的看守都不忍直视”，其名字在证言中出现23次之多，远超其他凶手，足见其嗜血残暴度。这与中国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板内容形成跨国互证，坐实了日军暴行。
最让长谷川无法容忍的，是泉屋利吉战后的“华丽转身”。1945年日本战败，他未受任何审判便全身而退，回到日本创办私立金泽工业大学，堂而皇之地大谈“人格培养”“教育热忱”，妄图掩盖侵华罪行。
长谷川将调查资料整理成册，并曾尝试联系其后人，希望他们能正视这段历史，但始终未获回应。在挂号信中，他细数泉屋利吉在伪哈尔滨警察厅担任特务期间犯下的种种罪证，更戳破了其自诩战后“十日归乡”的谎言：他并非“得国际友人相助”，而是依靠731部队的关系才得以迅速潜逃回国。
“教育的本质是传递真相和良知。”长谷川认为，“倘若一所学校的创始人都藏着如此黑暗的过往，又怎能培养出正直的学生和高尚的品格？”他期盼加害者后代能正视历史，还日本下一代一个真实的历史。
然而，对方至今保持着沉默。这种沉默，恰似一块遮羞布，掩盖着战后一部分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刻意遗忘与扭曲。但这丝毫没有让长谷川停下脚步。他说：“当这些被隐藏的事实都大白于天下之时，我才能真正完成作为一个发现事实、研究真相之人的职责！”
他坚信，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真正汲取教训；只有直面过去，方能面向未来！
结尾
2025年7月14日，长谷川清司再次踏上冰城土地，在中共党史专家边清山的陪同下，站在哈尔滨法政大学的遗址前。一棵老榆树撞入眼帘，树干粗壮得需三人环抱，标牌上写着树龄153年。那一刻，长谷川恍然意识到，刘芳生当年的求学路上必定每天从此经过。这棵树，不正是见证过他青春岁月的无言证人吗？
长谷川站在树下，望着枝叶间漏下的阳光，忽生一念：若是这树能开口说话，该会告诉我多少关于那个年代的故事，多少关于刘芳生的细节啊。正是因为有过刘芳生烈士那样的抵抗，有过甘愿用生命换取的坚守，才会有今天的和平啊！
边清山在旁感慨不已：“中日友好正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才能让和平的根脉代代相传。”这份沉甸甸的因果，让每一片叶子的沙沙声，都像是在诉说着不该被遗忘的过往……
来源：文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