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摘要：跨国民意调查兴起于20世纪中叶，历经几十余年发展，凭借技术和方法的持续改进与创新逐步走向成熟。它不仅帮助各国政府和公众精准把握国际舆论动态，也为社会科学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本文从发展历程与方法反思两个维度对跨国民意调查进行述评，着重分析了该领域在
作者简介：张昆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刘晓敏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2022级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跨国民意调查兴起于20世纪中叶，历经几十余年发展，凭借技术和方法的持续改进与创新逐步走向成熟。它不仅帮助各国政府和公众精准把握国际舆论动态，也为社会科学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本文从发展历程与方法反思两个维度对跨国民意调查进行述评，着重分析了该领域在西方文化预设、可比性、反应偏差、透明度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跨国民意调查中国本土化探索的实践特点与未来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机构及团队开展跨国民意调查提供有益参考。
//目录
一、引言
二、跨国民意调查的发展脉络
三、测量困境及方法反思
（一）西方本位与文化预设：测量的隐性暴力
（二）比较陷阱：跨国调查中的可比性难题
（三）民意调查的隐忧：反应偏差
（四）打开黑箱：数据生产的透明度诉求
四、本土探索：跨国民意调查的中国实践
（一）本土跨国民意调查的特征
（二）未来发展方向
五、余论
一、引言
当前，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国际体系正从传统的“后冷战体系”向东西方力量相对平衡、世界多极化基本稳定的新型国际关系演进。在这一背景下，跨国民意调查作为全球性的民意收集工具，其重要性越发凸显，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关键数据来源。一方面，跨国民意调查帮助政府和社会精准把握国际舆论脉搏，优化外交政策与传播策略，为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研究公众舆论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跨国民意调查正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有助于通过系统比较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来理解社会现象，并推动研究人员识别因果关系、检验并发展社会理论。
近几十年来，跨国民意调查在世界范围内显著增加，西方国家涌现出一系列包括欧洲价值观调查、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在内的各种探究不同背景下公众态度或行为的调查项目。不仅如此，跨国民意调查正从西方国家扩展到拉丁美洲和后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拓展现有调查项目和开展新的调查项目，跨国民意调查的全球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然而，目前绝大多数跨国民意调查项目仍由西方主导，西方国家所聚焦的议题与调查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被统一推广至文化、历史及地缘环境迥异的国家，由此衍生出一种新型的“殖民化”形式。在当今国际形势下，部分西方国家擅长将跨国民意调查“工具化”和“武器化”，在其中不断设置他国议题，利用所谓国内或国际“民意”对他国发起舆论攻击，企图对竞争对手进行政治打压和战略遏制。鉴于国际舆论斗争的长期性及复杂性，对此我们应高度关注与科学应对。
基于上述背景，国内一些学者呼吁建立健全中国本土专业、科学、权威的跨国民意调查研究体系。目前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已经走在前列，为认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打开了一扇窗。但遗憾的是，我国主导开展的跨国民意调查项目仍是凤毛麟角，相较于欧美来说，国内各界仍存在着对国际民意主动或被动的忽视，政府部门、媒体机构、学术界调查国际民意的意愿、能力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落差”较为显著。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直接的关键问题亟须得到回答：第一，相较于早期的探索，当下跨国民意调查的延续与拓展如何体现？第二，在国际形势越发复杂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开展跨国民意调查？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源流和方法两个层面讨论跨国民意调查的基本框架，并借此分析本土探索的特点和方向，力求更为清晰地呈现跨国民意调查的实践过程及重要意义。
二、跨国民意调查的发展脉络
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民意的采集测量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深刻变革。尽管民意调查自20世纪30年代后才成为主流且权威的技术手段，但其发展脉络可谓“历史虽短，渊源悠长”。在人类社会早期以氏族为生存单位的原始社会中，就已存在民意调查的雏形，那时氏族成员常常以会议讨论和表决的方式决定氏族大事。城邦制度下的希腊奴隶民主制以口头方式直接进行全民性民意采集，堪称古代社会重视民意的典范。中国最早的“民情探访”与“民愿采集”可追溯至周朝，当时的“太师”专司舆论搜集，政府设立的“行人”在外出采诗、征战或访问邻国时，同样承担着采集社情民意的职能。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部当时的民情汇编，周天子正是通过各地采集的民谣，才得以了解诸侯国风情、地方施政状况以及民心向背。
现代意义的民意调查孕育于西方社会。19世纪初，美国出现了由新闻界发起的专以搜集民意为目的的民意测验，它们旨在预测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总体来说既不系统，也不科学。学界普遍认为1935年是民意调查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年，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在完成一系列民意调查实验后，正式创立美国舆论研究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这标志着科学化民意调查的开端。随后几年中，得益于市场研究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社会科学资助的持续增长，民意调查被美国政府及学术界广泛使用。该方法不仅在美国迅速普及，更是在短期内传播到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第一期对不同国家民意的报道与1947年世界民意研究协会（WAPOR）的成立便是例证。一个成熟且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调查研究团体逐步形成，为后续开展跨国民意调查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跨国民意调查是指在两个及以上国家或地区，采用相对统一的调查设计方法、问卷结构与数据收集程序，对公众在特定议题上的态度、价值观或行为倾向进行测量的系统性研究方法。总体而言，跨国民意调查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前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之前）。在这一阶段，尽管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科学系统的国际调查体系，但部分国家已开始尝试通过非结构化的方法探知他国民意。这些方法主要包括特定人员对公开言论进行收集与分析、深入某地区进行实地观察等，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战争决策提供情报支持，但也为后续跨国民意调查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第二，早期探索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1972年左右）。此阶段的跨国调查项目由少数研究人员发起，调查范围有限，且大多为一次性研究，通常围绕特定主题展开。例如，威廉·布坎南（William Buchanan）和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于1948—1949年在9个国家进行的“国家如何看待彼此”的调查研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与西德尼·韦尔巴（Sidney Verba）在1959—1960年开展的五国公民文化研究等。这些调查虽然确为跨国合作，但大多集中于欧洲地区。同时在这一阶段，专业化的调查组织与机构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舆论研究所在十余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国际研究协会也在世界多个国家建立了本地调查研究机构，科学化、系统化的国际性调查网络逐渐形成。
第三，拓展阶段（1973年至2000年左右）。在这一阶段，跨国民意调查的数量迅速增加，涵盖的国家与地区范围不断扩大。跨国民意调查经历了由零星、一次性的研究到常规、持续性调查项目的转变，其组织形式也从由少数研究人员主导，逐渐转变为由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组成的合作团队主导，甚至有正式的国家联盟（如欧盟）参与其中。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欧洲晴雨表”的出现，该项目起源于1970—1971年的欧洲共同体研究，后逐步发展为涵盖更广泛主题的常规性调查项目，随着欧盟组织成员国的增加，其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该项目是一项跨国性的重复横截面调查研究，呈现可持续性的特征，可对多年数据进行纵向比较。此外，类似的跨国调查项目也相继涌现，如欧洲价值观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国际社会调查计划以及全球晴雨表（Global Barometers）。
第四，全球化与标准化阶段（21世纪初至今）。进入21世纪，跨国调查研究已然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设施，其规范性显著提升，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跨国民意调查数据采集和处理的效率大幅提高，覆盖范围从传统的西方国家逐步拓展至亚洲、非洲及其他非西方地区，并且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更加成熟。欧洲社会调查项目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进程的规范化。与其他跨国调查项目不同，欧洲社会调查项目纯粹由学术驱动，旨在描绘和解释不同人群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同时致力于测量方法的改进与创新。该项目在数据质量的标准设定、监测与提升策略方面构建了新的优化范式，对其他跨国调查项目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在这一阶段，新的跨国调查项目如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东亚联合社会调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等不断出现，主要的跨国调查项目如盖洛普民意调查也纷纷扩大其覆盖范围，跨国民意调查已成为理解全球公众意见、国际关系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工具。
近年来，传统民意调查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似乎正面临基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的民意计算的挑战。民意计算作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前沿技术之一，旨在通过互联网收集公众对特定主题的主观意见、态度以及行为倾向，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民意调查的局限性”。该技术能够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持续追踪人们观点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正迈入全新阶段，借助计算和建模手段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剖析，从网络获取的信息痕迹似乎要比传统民意调查或人口普查更能触及“真实社会”。
民意调查与民意计算可被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前者以结构化问卷为主要工具，依赖概率抽样和人口权重调整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项目时间跨度较长且响应速度较为滞后；后者则以网络平台生成的数字痕迹为基础，虽然具有高频、实时的数据优势，但难以保障样本的代表性，对平台生态与用户特征极为敏感。两者在获取的数据结构与相应分析目标上亦存在显著差别：传统的民意调查数据结构性强，具有明确的变量设定和标准化度量，可解释性强并适合因果推断；而民意计算主要处理非结构化的文本与图像等内容，强调相关性识别与模式提取，更适合动态舆情追踪和趋势分析。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数字平台通常内嵌特定的内容审查机制。该机制可能由平台自身的算法逻辑驱动，或受到外部监管政策的影响，或源于用户的自我形象管理，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数字信息内容的有偏性，基于数字痕迹开展的民意计算难以充分还原公众态度的真实分布。可见，两者在方法和数据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民意调查与民意计算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在后调查时代的背景下，充分理解民意调查与民意计算之间的张力与融合，已经成为民意研究的重要议题。
三、测量困境及方法反思
20世纪以来，民意研究范式发生了微妙且意义深远的转变，民意从民主规范批判的范畴逐渐转变为实证经验模式的研究现象，而民意内外矛盾的问题也在经验研究的发展脉络中不断凸显和扩大。民意调查遭受的批评和质疑始终未曾间断，由于跨文化环境的多样性以及跨语言交流的复杂性，跨国民意调查更是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一些担忧并不新奇，但随着方法、技术和理论框架在不同社会背景中的广泛传播，这些问题的紧迫性越发凸显。
（一）西方本位与文化预设：测量的隐性暴力
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通常被理解为需要在所有国家采取相同方法开展调查。然而，当前多数跨国调查项目起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这导致从西方发展而来的调查议题与方法被不加区分地统一应用于各类国家及地区。若要实现当代方法论的去殖民化，则需要反思性地审视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中隐含的常识性假设、概念及意识形态。
部分学者曾探讨调查与访谈的根源，特别是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框架及潜在意识形态。调查与访谈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本质上是文化的产物，不仅仅是抽离而悬浮的研究技术。与陌生人交流，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感受，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才形成的一种常态。调查与访谈作为由中产阶级主导并发展出的学术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更适用于考察中层群体，对于社会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而言则相对陌生。一系列隐含假设深植于其中，包括默认受访者具备自主表达能力、自我意识以及特定的语言能力，对受访者的专业知识不做预设要求，以及有一个真正运作的（而非仅形式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较为健全的公民社会等。缺少以上任何一项隐性条件，调查都将面临不同程度的障碍。从这一层面来看，将调查研究直接应用于其他文化背景中，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方法的“帝国主义”。
在部分非西方国家开展相同形式的调查时，研究者确实面临诸多挑战，常见问题包括：当地人口普查数据的可靠性抑或时效性较差；在专制甚至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受访者回答敏感性政治问题时存在顾虑；受访者对相应的调查与访谈形式并不适应；语言环境多样化、口头化，难以有效统一；等等。对此，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优化与改进，例如引入配额抽样策略，并构建相应权重以提升代表性；对于敏感问题，采取自填问卷或者实验的形式；起用多语言访谈者或者请当地人员陪同协助。这些措施为在多社会情境中开展跨国调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与方法支持。
（二）比较陷阱：跨国调查中的可比性难题
长期以来，可比性一直被认为是跨国调查项目的核心要求，关系到概念等价、抽样等价以及实施等价等一系列复杂而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常被提出的问题是概念等价。跨国调查中，问卷设计面临的一个持续挑战是核心概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含义是否相同，这远超出了语言翻译的范畴。随着“功能对等”概念的提出，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哪些概念应该标准化，哪些不应该标准化，或者如何标准化，这些都需要在问卷设计中加以考虑。概念等价问题还体现在语言翻译方面，当调查涉及多种语言时，问卷翻译的质量成为决定数据是否具有可比性的关键因素。然而，以往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一问题，翻译被视为需要克服但又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技术性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方法学家们提出了五步“TRAPD”程序、多特征多方法（MTMM）、认知访谈、“锚定小插曲”等方法。但迄今为止，这些方法尚未广泛应用于大规模跨国调查中，在推广与创新方面仍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抽样环节是影响跨国调查可比性的重要因素。从抽样框到抽样规则再到样本量，跨国调查的抽样在各阶段都可能存在着显著差异。例如，一些欠发达国家倾向于在城市地区而非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以规避实地调查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概率抽样通常被认为是最佳策略，但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概率抽样可能难以实施，调查者不得不采取配额抽样等替代方法。虽然这些差异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意味着跨国调查的可比性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
跨国调查的实施方案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它们对测量标准的控制程度有所不同。集中式调查由统一的调查团队负责管理和协调，该团队筹集核心资源，并采用单一性问卷工具，欧盟委员会实施的欧洲晴雨表项目便是集中式调查的典型代表。协作式调查同样由核心团队集中管理，但在实地调查阶段，调查工作由各国的地方机构负责，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即采用这种模式。整合式调查则主要由地方机构负责管理和资助，如欧洲选民研究项目。显然，集中式调查由于其统一的管理结构，能够最大限度确保测量标准的一致性，而整合式调查由于其分散模式，面临着较大的标准化挑战。若跨国调查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资源，且合作团队之间具备紧密的组织架构与高效的决策机制，那么在执行过程中就最有可能确保采用严格且一致的测量标准。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大多数跨国调查项目往往难以具备如此严格的框架。
总而言之，跨国调查研究的完全标准化是一项要求极高的任务。学者们在协调可比性方面提出了两种主要措施：事前协调与事后协调。事前协调主要侧重于统一测量工具，而事后协调则围绕调查者对数据进行二次分析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展开。但由于实施跨国调查仍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进行适当调整，相关问题仍旧无法通过传统方式和现有资源完全解决。
（三）民意调查的隐忧：反应偏差
调查研究通常假定，受访者在填答问卷时会依据问题含义及自身情况如实作答，事实却并非如此。反应偏差指受访者在回答调查问题时，因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或外部情境的影响，偏离其真实想法而产生的系统性误差。在跨国民意调查中，三种类型的反应偏差尤为突出。
第一种反应偏差是社会期望偏差，即个体在回答调查问题时，倾向于提供更符合社会规范和期望的答案，而非其真实想法，该反应偏差在任何调查中都较为常见。第二种反应偏差是类似于“霍桑效应”的礼貌偏差，即受访者倾向于提供他们认为会取悦研究者的答案，而非表达真实意见。例如，当调查由中国研究者主导并发起时，受访者在评价中国时可能会提供比实际态度更为正面的答案。第三种反应偏差是默许偏差，即受访者倾向于对调查问题持赞同态度，而不论问题内容如何。默许偏差通常在时间紧迫或被调查者缺乏批判性思维、受到干扰、填答措辞含糊的中性问题的情况下出现。
反应偏差根植于社会文化，虽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方式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表明，高权力距离国家以及“男性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更容易出现社会期望偏差。礼貌偏差在亚洲尤为常见，且表现出不同形式。例如，日本人在自我评价类问题上，通常选择较为低调的回答，而东南亚国家的受访者则倾向于提供迎合性回答，表达他们认为调查员希望听到的意见，从而避免尴尬和冒犯。此外，研究指出，在集体主义文化较强、个人主义文化较弱的国家，默许偏差的发生率较高。可见，不同国家的受访者在参与调查时可能会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偏离其真实想法，从而影响数据的有效性。
研究者针对反应偏差提出了一系列控制策略，包括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事前控制是指研究者在测量工具的设计阶段或施测过程中，通过特定方法控制反应偏差，主要有直接减少偏差（受访者匿名、增加保密保证）和间接减少偏差（调整问题措辞、随机化方法）。事后控制则指反应偏差出现后，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识别和调整，常见的方法包括使用有效量表测量偏差程度，并通过校正或筛除技术削弱反应偏差的影响。这些策略相互补充，可以从多个角度提升数据质量。
近年来，透明度问题在学术界日益获得重视，但在跨国民意调查研究领域，对透明度的关注仍显不足。
跨国民意调查的特征使其透明度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在数据收集阶段，跨国民意调查通常由不同组织在不同国家独立开展，调查者之间缺乏充分的信息沟通与协调。其次，跨国民意调查数据的记录、整合、授权与保管涉及多个行动者，导致误差的发生率远高于单一国家调查，其中许多数据错误对读者甚至研究者而言都是隐性的。调查过程中任何环节的错误或者未经充分考量的决策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偏误，但调查过程往往缺乏充分的文档记录。
对于致力于提升跨国民意研究质量的学者而言，全面准确的元数据（关于数据的数据）至关重要。元数据涵盖一系列有助于界定与描述跨国民意调查数据的关键信息，如调查问卷、调查实施过程（调查日期、回复率、实地调查程序）以及特定国家及地区的背景变量（教育系统、政党制度、人口结构）等。这些信息使得二级分析者能够在未与数据生产者沟通的情况下，仍能充分了解数据特性，从而根据自身研究需求，对数据质量的可接受程度作出合理判断与区分。
在社会学、政治学及民意研究领域，针对跨国民意调查方法的探讨普遍涉及透明度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规范指南，主要涵盖以下关键内容。一是调查数据基本信息，包括名称、期数以及版本。二是抽样信息。抽样是调查中误差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应提供有关抽样框、抽样规则及样本量的详细说明。三是调查方法。受时间、预算限制以及条件差异的影响，跨国民意调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可能采用不同的调查模式，而敏感问题在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或自填问卷中被问及时会有显著差异，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四是数据代表性信息，包括回复率、无反应、选择性偏差以及分析中使用的加权信息。
总而言之，跨国民意调查是一个复杂且情境化的实践过程，囿于篇幅，本文选择其中四个关键点加以讨论，以揭示其内部的误区与张力。仍有一些其他问题值得关注，比如调查者效应问题、伦理审查问题等，在此不作讨论。
四、本土探索：跨国民意调查的中国实践
上文对跨国民意调查的发展历程及方法进行述评时，主要依赖西方机构主导实施的跨国民意调查与已出版的外文文献。实际上，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跨国民意调查已逐渐进入本土学者的视域。跨国民意调查的本土探索当然呼应了其他文化语境中的学术积累，但在关键议题和核心关注上也呈现出中国特色。笔者将结合上述内容讨论跨国民意调查本土探索的特点，并就其未来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一）本土跨国民意调查的特征
跨国民意调查在西方的历史由来已久，而在中国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跨国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兴起，既是这一研究范式向非西方世界拓展的自然结果，也与国内政策，尤其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塑造国家形象以及增强全球话语权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环球时报舆情调查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新时代国际传播研究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共建）等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民意调查，并发布多篇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梳理跨国民意调查的本土探索实践，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首先，关注议题由政治驱动的单一化逐渐转向学术驱动的多元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持续增强，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成为重要议题。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实施跨国民意调查的机构多带有官方背景或接受官方资助，这些调查通常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关注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这一关键议题。2016年，中国外文局发布《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2015（中英文版）》，环球时报舆情调查中心发布《2016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影响力全球调查（中文版）》，调查内容主要集中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整体国际形象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力、文化、科技等的评价。不过，近几年，国内机构所开展的跨国民意调查所关注的议题范畴不断拓展，如华中科技大学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主导实施的“寰球民意调查”，内容涵盖世界格局认知、文化认同、国家形象评价与政治价值观，更加系统地绘制国际社会的认知观念地图。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主持的中美两国网民调查以及（中、美、德、日、韩）五国网民调查，关注议题则涉及心理基础、政治态度、国家形象等多个维度。跨国民意调查正朝着多元化、纵深化方向发展。
其次，调查项目的架构相对扁平化。西方主导的跨国民意调查项目通常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整合与协同：第一，核心团队通过资助其他国家的机构或要求当地机构自行筹措资金以发起跨国调查；第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联合发起调查，并在后续阶段吸纳其他国家的研究团队参与。在调查的具体实施环节，核心团队或相关跨国研究机构通常负责调查设计，数据收集工作则由当地专业调查机构负责执行。相较而言，国内主导实施的跨国民意调查在组织架构上则有所不同。多数情况下，国内研究机构承担核心的设计与分析工作，数据采集工作则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调查机构（通常为西方商业调查公司）来完成。例如，2019年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开展的关于中美两国公众相互认知的民意调查，委托美国民调机构Prime Group负责数据收集。2023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主持的五国网民调查，则分别委托Dynata公司与Epanel公司负责国外与国内的数据采集工作。
再次，民意动态信息收集序列具有波动性与非规律性。以往，国内主导的跨国民意调查多集中于重大国际事件或与中国利益紧密相关的议题和领域，旨在评估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实际状况，尚未实现常规化和持续性的民意动态监测。例如，2022年和2023年，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与中国人民大学专业团队合作开展了两次全球民意调查，重点考察全球民众对于阿富汗战争以及日本核废水排海问题的态度；2024年美国大选前夕，环球时报研究院在中美两国同步进行“中美互视”民意调查。在现有调查中，华中科技大学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所开展的寰球民意调查相对而言展现出较为显著的持续性与系统性。至今，该系列调查仍在持续开展，为跨国民意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与系统的观测框架。
最后，开放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有待推进。在跨国民意调查蓬勃发展的当下，西方学术界所能获取的宏观与微观数据，已逐步演变为相互依存的社会指标生态系统。研究者通过整合多项调查资源提升数据的完整性与可用性。世界价值观调查、国际社会调查计划以及欧洲社会调查等一系列公开的社会指标序列，已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几代学者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之中。然而，受多种因素制约，国内机构主导实施的跨国民意调查在数据共享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在多数情况下，相关机构仅对外发布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而调查问卷、原始数据、技术报告等关键文档未向公众开放。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信息安全，却不利于数据资源的广泛交流与充分利用，致使跨国民意调查数据难以在更广阔的学术领域发挥其应有价值。
（二）未来发展方向
如何在跨国民意调查中全面且精确地测量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看法和态度，把握国际舆论演变的趋势与规律，同时使其成为研究全球社会转型与发展的重要资料来源，助力学界深入理解全球社会变迁，是国内相关领域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国内机构及团队在开展跨国民意调查时应对以下几方面予以特别关注。
第一，建立健全多学科支撑体系，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国内开展的跨国民意调查的学理支撑体系主要包括新闻传播学、外国语言文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学科，着力点通常集中在对外传播、议题设置、国际竞争与合作等领域。相关研究机构与团队多依托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如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官方媒体（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时报》）以及官方对外传播机构（如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然而，在当前国际局势日益复杂以及通信技术快速迭代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单一学科支持模式难免力有不逮，跨国民意调查领域亟须吸纳心理学、社会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学术力量与研究成果，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研究需求。
第二，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数据生态系统，探索民意数据分级管理制度。大型跨国民意调查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其高昂成本通常由纳税人承担。但在中国，跨国民意数据却呈现碎片化、保密化和私有化的特征，原始数据、问卷、技术报告很少经过整理后公开发布。为此，应探索实施跨国民意数据分级制度。具体而言，数据生产者可对民意数据进行清洗与整理，并根据收集时间、机密性划分不同的访问等级，以便根据申请者身份开放相应数据。二级分析者在申请数据时应提供个人信息，并签署数据使用协议，承诺不向外泄露数据。若发生泄密事件，初级数据生产者应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即在“安全环境”内共享数据。此外，各跨国民意调查研究团队与机构可联合成立跨国民意数据档案馆，专门负责国内跨国民意数据的存档与共享工作，进一步促进各研究机构与团队之间的数据和技术交流，并为目标一致的新组织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第三，关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平台的民意动态，将传统民意调查与基于数据挖掘和算法分析的民意计算有机结合。民意调查具备问题意识引导下的规范性与解释力，民意计算则提供了实时性、动态性和高维信息的挖掘能力，在议程设置、情绪波动检测与异常意见识别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适用于传统方法难以覆盖的群体或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互联网用户在有意无意的情况下，持续生成海量的、非结构化的私人及公共信息，并留下可被实时收集、存储和分析的数字痕迹。民意计算依托这些数字痕迹，能够在没有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自动且持续地识别和预测个体的意见与行为模式。在物理层面上，民意计算具有非侵入性，不需要受访者参与，可有效降低研究者的成本，这使民意计算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民意调查的局限性，如低回复率、反应偏差以及样本代表性不足等，从而成为现有民意数据生产、收集与分析的重要补充手段。在数字化与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不少西方学者主张将传统民意调查的结构化优势，与民意计算在数据规模、实时性方面的拓展能力相结合，构建“混合民意研究范式”，从而实现对民意的全面、动态把握。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在这一方向的探索较为有限，将两种方法加以整合的研究较为稀缺，民意调查与民意计算通常各自为政，科学的融合机制尚未形成。
五、余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家间关系乃至人类未来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民众对国际社会各个行为主体（国家）的认知判断和情感投射。在民主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今时代，通信技术与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公众意见在国际事务中越发重要，在某种情况下，其影响力堪比甚至超过专家观点与官方态度。作为致力于呈现公众意见真实面貌的研究工具，民意调查的实施过程极为复杂，并面临着两大挑战：其一，如何通过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来准确代表公众意见；其二，如何在一系列互动、场景和技术因素相互交织的背景下有效测量个体的真实态度。在跨国情境下，这两个问题尤为凸显，跨国民意调查也因此招致了诸多学者的批评，然而，这些批评未能阻挡其发展。
基于对跨国民意调查的历史演变与当前进展的梳理，本文探讨了其测量困境及相关方法，并对本土实践的探索进行了学术审视。本文目的并非提供一套标准化的跨国民意调查模板，而是推动相关学者将跨国民意调查作为具有学术想象力的工具，用以描绘个体的社会认知图景，从而进一步夯实中国社会科学的数据基础，而非仅仅将其作为国家博弈与民意探查的生硬技术手段。中国的跨国民意调查方兴未艾，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许多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一方面，应充分借鉴国际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与技术方法，另一方面，应始终立足中国现实，将国际关系、国民交往以及全球治理等核心议题纳入研究范畴。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学术实践，中国的跨国民意调查应突破地缘政治藩篱，回应全球共同关切，搭建文明互鉴的桥梁，在延伸既有学术脉络的同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人类福祉与世界和平贡献学术智慧与数据资源。
GB/T 7714-2015张昆,刘晓敏.跨国民意调查：源流、方法与本土探索[J].现代出版,2025(6):22-32.
CY/T 121-2015张昆、刘晓敏：《跨国民意调查：源流、方法与本土探索》，《现代出版》2025年第6期，第22页至32页。
MLA张昆,刘晓敏."跨国民意调查：源流、方法与本土探索." 现代出版.(6)2025: 22-32.
APA张昆,刘晓敏.(2025).跨国民意调查：源流、方法与本土探索.现代出版,(6),22-32.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