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壮大个人声望、逃避公共讨论的话语样态，胡说八道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泛滥威胁着日渐稀薄的沟通理性。本研究通过三项彼此关联的调查或实验（N = 400），依次考察了中国网民对伪深刻话语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伪深刻媒介话语接受度的领域间差异以及哪些系统性手段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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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一种壮大个人声望、逃避公共讨论的话语样态，胡说八道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泛滥威胁着日渐稀薄的沟通理性。本研究通过三项彼此关联的调查或实验（N = 400），依次考察了中国网民对伪深刻话语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伪深刻媒介话语接受度的领域间差异以及哪些系统性手段能够实时增强人们对胡说八道的识别能力，发现中国网民的胡说八道接受度相对较高，直觉信念和表演性精致降低了其对胡说八道的敏感度，市场经济偏好带来的话语怀疑被规避不确定性而接受伪深刻的文化权威服从机制部分抵消。人们对经验议题、广告和回避型胡说八道的识别能力相对较好，但在特定议题下无法区分机器生成段落与人类作品。研究对运用公共问责写作任务和阻塞厌恶激发降低伪深刻媒介话语接受度的效果和条件进行了探讨，为避免胡说八道污染公共话语的途径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作者简介

杜璇，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刘于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5G时代新闻传播的格局变迁与研究范式转型”（项目编号：21AZD143）的研究成果。

一

引言

2015年8月6日，美国政治评论节目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创造并使用了“胡说统治”（bullshitocracy）一词，矛头直指美国权力机构频繁通过混淆和谎言来维系其统治的荒诞做法，并表示这些故意令常人难以理解的胡说八道将对理性、可对话和可信任的政治生活产生难以磨灭的伤害。此前，关于胡说八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与哲学层面（Frankfurt，2005；Postman，1969）。2015年开始，有关胡说八道的经验研究开始涌现（Pennycook et al.，2015），标志着作为研究对象的胡说八道开始正式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场域。近年来，一系列算法驱动的胡说八道生成器的诞生与流行使得对胡说八道的认识、分辨和抵抗开始成为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质疑并挑战着主流话语中的伪深刻表达。大规模的戏仿甚至冒犯的言语行动不仅挑战着所谓“后真相”时代建立在空洞、故弄玄虚、顾左右而言他的废话地基之上的堕落话语秩序，也传达了一种因大规模机器生产文本泛滥于公共话语空间而产生的人类能动性恐慌。目前针对公众胡说八道敏感度和伪深刻接受度（receptivity）的经验研究以西方样本为主（Bainbridge et al.，2018；Čavojová et al.，2019；Erlandsson et al.，2018；Littrell，Risko & Fugelsang，2021）。仅有一项在中国的实证研究关注了胡说八道接受度与其他政治心理变量的潜在关联（Beattie，Chen & Bettache，2022），但这一变量并非该研究的核心变量，难以从中窥见中国公众对伪深刻媒介话语的总体感知水平及其受到何种因素影响的确凿因果关系。

有鉴于此，本文借鉴既有研究中的成熟测量工具，通过中国网民构成的配额样本（N = 400），围绕其胡说八道接受程度和可能的影响因素开展了三项探索性研究。研究1调查网民总体的胡说八道敏感度及接受度情况，并纳入直觉信念、表演性精致、市场经济偏好和不确定性规避等文化心理变量，对其中存在的差异进行解释；研究2通过一项混合设计的三因素实验，探索经验与超验领域、新闻与广告的不同制度领域以及回避或说服型胡说八道在影响网民的伪深刻接受度上具有何种独立以及交互效应；研究3在实验因素中加入关乎胡说八道实质的阻塞厌恶激发，以及以公众认可或专家认可为目的的评论写作任务，探索这些干预因素的存在是否以及将在何种条件下提升人们对伪深刻媒介话语的辨别能力。上述三个方面的结论将有助于增进现有胡说八道研究对东方世界的解释力，探索在当前中国的赛博空间中改善公共讨论质量的社交媒体系统性因素，避免大而无当的伪深刻话语蚕食公共空间和沟通理性。

二 文献综述

一个被共同认可的定义将关系到如何开展关于胡说八道的研究并判断其社会后果的严重性，且有助于避免对文化和认识多元论的破坏（Wakeham，2017）。实证研究中对胡说八道的定义大致可归结为三种主要视角。第一类为动机视角，强调胡说八道者对真实情况故意的漫不经心和欺骗。这类概念聚焦胡说八道者本身，认为其不仅缺乏对真相的关注（Frankfurt，2005：33），还因知晓受众不愿追究其责任而故意虚张声势（Kelly，2014）。人们是否愿意在善意和恶意的辩论、政治身份和煽动、沟通和策略行动、理性和非理性话语之间依然努力使话语真实准确，构成了评判陈述是否为胡说八道的关键标准（Roberts-Miller，2015）。然而，有学者认为胡说八道是一种脱离真相的言辞，解决对胡说八道理解的分歧要点在于区分“故意歪曲事实”和“难以澄清的不一致性”（Christensen，Kärreman & Rasche，2019）。这一观点转向了理解胡说八道的第二种视角：目的式理解。表演和说服是胡说八道的一类关键目的，持有这类目的的胡说八道者常使用流行语，故意含糊其辞，从而掩盖意义的缺失（Čavojová et al.，2019）。这也与Pennycook等人（2015）的研究揭示的“模糊即深刻”如出一辙。然而，需要承认的是，即便的确如Pennycook等人所说，存在胡说八道者故意通过模糊或回避清晰度来故作复杂巧妙的可能，也不能排除特定话语本身晦暗不明、难以澄清的情况（Cohen，2006）。而在这两种情况之外，胡说八道的另一类关键目的逐渐显现：回避矛盾。在这种动机下，胡说八道是人们被指出不一致时的一种回应策略，表现为空洞和误导性的语言游戏（Spicer，2020），并会剥离理性论证的可能。这时，应当考虑行动者到底想通过胡说八道来逃避什么事实，这种逃避最终会对胡说八道者有利还是有害，亦或只是一般的胡说八道（Cruz，2020）。强调目的的胡说八道定义将界定标准从胡说八道者的善恶动机转向其在受到质疑时的行动逻辑（Walton，2008：167）。基于说服型和回避型胡说八道的关键区别（Littrell，Risko & Fugelsang，2021），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胡说八道将首先构成本文试图比较伪深刻话语接受度的信息差异变量。

界定胡说八道的第三种视角为情境式理解，意在强调胡说八道的后果可能因领域而异。不同群体的认知标准存在差异，由此产生的谅解和制度之间的隐晦关系使“胡说”“废话”等形态在艺术声望奖励领域成为一种可接受的低成本战略，但胡说八道和后真相政治入侵科学、技术与社会间的基本规则却令人深恶痛绝（Holman，2020）。若干实证研究关注并考察了特定制度领域内的胡说八道接受度，如科学胡说八道（Littrell，Risko & Fugelsang，2021）、政治（Petrocelli，2022）、营销和商业胡说八道等（Spicer，2020），但少有研究比较媒介话语内部胡说八道接受度的制度领域间差异，如新闻和广告。面对后真相时代二者之间日渐消弭的界限，受众对两个制度领域内的胡说八道接受度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将通过实验设计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此外，Pennycook等（2016）在后续研究中发现，具有超越性和审美性的宏大叙事更容易被感知为深刻，这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熟悉领域内更可能识别出胡说八道（Pennycook & Rand，2020）。相对于日常生活中可能频繁体验的经验性题材，超验性议题总是充斥着更多的胡说八道，使人们难以辨别其中无法检验的伪深刻叙述（Čavojová，Brezina & Jurkovič，2022），这种由经验或超验性题材带来的胡说八道感知差异，以及此种经验领域、前述制度领域和胡说八道目的类型影响伪深刻接受度的交互效应，也将被纳入本文后续的经验分析。

尽管胡说八道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可能难以避免，但个体对胡说八道的敏感度有所不同。近年来对个体胡说八道判断和识别能力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能力式理解和社会认识论两大类。然而，人类社会漫长进化过程催生的“心诚则灵”（Pennycook et al.，2015）和“信源集体信念代理人”（Wakeham，2017）等本能性心理机制时刻挑战着人们的胡说八道辨别力。伪深刻接受与启发式偏见、本体论困惑、宗教信仰、超自然信念、阴谋论思维、补充和替代医学以及纵容这些观念驰骋的直觉信念密切相关（Čavojová et al.，2019；Pennycook et al.，2015）。作为分析性思维的大敌，直觉的危险性在中国被警惕的程度始终有限，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将直觉信念列为个体胡说八道敏感性差异的可能解释变量，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考证。

与能力性视角相对照，胡说八道敏感度的社会认识论视角认为，个体差异形成并受制于个人之外的因素，如社会制度、机会结构、现有文化类别和分类、对可信度和权威的文化理解、物质和意识形态利益的影响等（Wakeham，2017）。相关研究验证了一系列道德直觉对胡说八道认知直觉的约束性，如民粹主义（van Prooijen et al.，2022）、政治保守主义（Sterling，Jost & Pennycook，2016）、经济平等主义等（Nilsson，Erlandsson & Västfjäll，2019）。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研究中，市场经济偏好作为政治保守主义的组成部分（Sterling，Jost & Pennycook，2016），被认为降低了人们对胡说八道的辨别能力，但在中国，这一观念更多被视为社会变革而非保守性力量（Beattie，Chen & Bettache，2022），因此可能对伪深刻话语接受产生迥异于既有研究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胡说八道者在受到质疑时通常会表达出比实际情况更高的确定性（Meibauer，2016），这或许将使胡说八道接受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不确定性规避这一中国社会的关键文化特征所解释。在具体的影响路径和方向上，中国网民对伪深刻媒介话语的宽容程度既可能因总体较低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而被从认知层面上系统提升（Hofstede，Hofstede & Minkov，2010：164），也可能因个体认为“差异即危险”的权威服从特征而遭到压抑。进一步说，如果对特定领域知识的过度声称代表了一种虚张声势和不懂装懂（Pennycook & Rand，2020），这种社会心理特质和自欺自擂一道降低了人们对胡说八道的有效认知反应（Littrell，Risko & Fugelsang，2021），那么，自我评价高度依赖于社会反应的中国网民对伪深刻话语的接受程度也将与其表演性自我提升特征产生明确的内在关联（Kowalchyk et al.，2021）。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将通过直觉信念、市场经济偏好、不确定性规避和表演性自我提升等对理解中国社会伪深刻话语接受具有特殊社会文化意义的个体差异变量来预测中国网民的胡说八道敏感度及其接受程度。

也有学者为胡说八道宽容的合理性辩护，认为对废话的容忍体现了人们的社会角色脚本（Cruz，2020），反映出良好的礼貌和社交技能。在社交媒体上存在着垂直等级秩序，意见领袖中的胡说八道者需要借助伪深刻话语来发挥动员和策略制定作用（Christensen，Kärreman & Rasche，2019）。普通用户往往“看破不说破”，这种由礼貌、稳重和机智构成的戈夫曼式道德秩序解释了为什么胡说八道在社交媒体时代被放大。较之面对面沟通场景，人们在中介传播环境中对信任与合作的潜在期望更强，因此更加不愿公开表达认知警惕（Wakeham，2017），而社交媒体的级联效应则放大了胡说八道这一“自我生成信号”给言论自由和社会信任带来的破坏（Tuchner & Gilboa-Freedman，2020）。因此，有必要通过调适社交媒体平台特征来提升个体对胡说八道的警惕性（Kupferschmidt，2022），遏制胡说八道在社交媒体上的泛滥（Spicer，2020）。

既有研究发现，当人们需要公开判断胡说八道时，社会问责条件的出现会通过激发网民的自我规制来降低其胡说八道比例（Petrocelli，Watson & Hirt，2020）。在涉及权力或权威时，社交礼貌道德秩序可能会产生新的动态（Wakeham，2017）。因此，本文将模拟社交媒体评论环境，通过写作任务来激发用户的自我规制（Petrocelli，Watson & Hirt，2020），并比较以获取更多公众认可或专家认可为目的的评论条件是否能够降低人们对胡说八道的感知深刻程度。既有研究还发现，在被提示存在深度伪造技术的情况下，人们对虚假信息的识别情况会变得更好（Iacobucci et al.，2021）。可以推断，这种信息启动效应可能有助于网民更好地辨认伪深刻话语。亦有学者将胡说八道比喻为“公共领域的动脉硬化”（Rice，2015），认为公民有责任对一切事务发表意见的基本假定既是胡说八道兴起的可能原因（Frankfurt，2005：64-65），又是遏制胡说八道的必要条件。受这一隐喻的启发，胡说八道辨别力可能通过对公共对话阻塞的厌恶促进亲社会行为（Erlandsson et al.，2018）。本研究将阻塞厌恶的激发与否纳入实验设计，将其作为被试阅读和评论胡说八道前可能接触的社交媒体规范提示，进一步考察阻塞厌恶激发和评论任务对促进伪深刻媒介话语识别的可能作用。

三 研究设计与发现

（一）研究1：中国网民对伪深刻媒介话语的接受度及其解释因素

1. 研究目的。当前对于胡说八道接受能力及其伪深刻程度感知的实证研究多在西方世界开展，而在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中，互联网用户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包装成“名言警句”的胡说八道，认为这些看似充满玄机实则无实质内容的言语是深刻的？个体的哪些结构和心理特征能够解释其对伪深刻话语接受程度的差异？本文首先通过一项配额抽样的在线调查，借鉴伪深刻话语接受度的成熟测量工具，考察当下中国网民对胡说八道的感知深刻度在总体分布和个体差异上的大致情况及其可能解释。

2. 研究设计与执行过程。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于2022年5月间，委托专业互联网调查公司问卷网在其800万受访者样本库中，按照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发布的网民学历分布进行配额抽样，共回收有效问卷400份，样本结构与当前中国网民结构大致相符（表1）。

3. 变量测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胡说八道接受度。测量借鉴以往研究中的成熟量表（Pennycook et al.，2015），共包括“无形超越了新的永恒”等20个句法适当但无意义的陈述，使用5点计分法，询问受访者对每个陈述深刻程度的评价。该量表具有较好的跨文化适应性（Čavojová et al.，2019）。胡说八道接受度的得分范围、均值与标准差和信度见表2。量表信度较高（α = .92），中国网民的平均胡说八道接受度得分为3.34（SD = .68），高于该变量在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青年样本中的得分（M = 2.87）（Čavojová et al.，2019），也高于在加拿大大学生样本（M = 2.62）和亚马逊在线样本库中的得分（M = 2.56）（Pennycook et al.，2015）。

采用同样的量表出处、题干叙述和测量点数（Pennycook et al.，2015），研究1结合普通陈述量表和激励引语量表，进一步评估受访者的伪深刻易感性和胡说八道敏感度。其中，普通陈述量表评估了个体是否有普遍的反应偏见，可用作伪深刻易感性的测度。量表包括“新生儿需要持续关注”等共10题，信度良好（α = .75），样本均值为4.12（SD = .53），在5点量表中处于较高位置，亦高于Čavojová等（2019）（M = 2.63）和Pennycook等（2015）（M = 1.54）的研究结论。胡说八道敏感度这一变量由个体对激励引语的感知深刻度与前述胡说八道接受度的差值构建而来。激励引语量表包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等10个题项，信度值在可接受范围内（α = .68），样本均值（M = 3.94）亦高于Čavojová等（2019）（M = 3.87）和Pennycook等人（2015）（M = 3.05）研究中的该变量得分。依照胡说八道敏感度构建公式计算后，本研究中受访者的胡说八道敏感度得分在-1.95到2.35之间，均值为0.60（SD = .60）。

本研究对胡说八道接受度的心理观念解释变量包括个体的直觉信念、市场经济偏好、表演性精致以及不确定性规避，均采用5点量表。直觉信念测量使用既有量表（Epstein et al.，1996），共5个题项，信度尚可（α = .70），样本中的中国网民拥有中度偏高的直觉信念（M = 3.49，SD = .67）。市场经济偏好采纳既有研究建议（Sterling，Jost & Pennycook，2016），共包含5题，信度为0.63，变量均值处于中度偏低的位置（M = 2.80，SD = .40）。表演性自我提升测量借鉴既有文献中该变量的表演性精致子量表（Kowalchyket al.，2021），衡量人们如何通过优雅行为的展演来缓解由复杂性带来的不安全感，共8题，信度可接受（α = .69），样本平均得分为3.32，标准差为0.54。不确定性规避测量包括7题（Gries & Jing，2019），信度亦可（α = .70），网民的平均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高（M = 3.97，SD = .54）。

4. 研究发现。如前所述，中国网民对激励引语、胡说八道和普通陈述的感知深刻程度均高于西方样本。其感知深刻度的得分排序也不同于西方调查结果中三者依序递减的情况。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尽管中国网民认为胡说八道（M = 3.34）不如激励引语（M = 3.94）深刻（t = 20.19，p

对研究中的8个主要变量进行零序相关分析（表2）。除不确定性规避与胡说八道敏感度无显著关联之外，其余变量两两之间均在p

从图1的预测系数来看，除了胡说八道敏感度与普通陈述深刻度感知正相关、与胡说八道接受度负相关，普通陈述和胡说八道感知深刻度正向共变三对较稳定的关系之外，四个不同自变量产生的差异化解释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首先，直觉信念（图1左上图）和表演性精致（左下图）的直接效应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解释方向较为相近：它们都降低了人们对胡说八道的判断力，并使其对普通陈述和胡说八道的感知深刻度进一步增加，表明依靠直觉和自我提升展演需求都通过降低人们的判断力来放大了其对各类话语的感知深刻性，其中也包括胡说八道在内。二者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间接效应上：尽管直觉信念（effect = .08，CI =［.04， .11］）和表演性精致（effect = .09，CI =［.04，.14］）都通过放大普通陈述深刻度感知而增进了人们的胡说八道接受度，然而，直觉信念降低胡说八道敏感性的程度被胡说八道敏感性带来的普通陈述感知深刻度上升部分抵消，该路径体现出显著的正效应（effect = .09，CI =［.01，.17］），但表演性精致通过胡说八道敏感度影响其接受度的间接效应不显著（CI =［-.01，.20］），这导致了表演性精致与胡说八道接受度之间仅存在显著的直接正效应（effect = .14，p

其次，市场经济偏好（图1右上图）和不确定性规避（右下图）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产生作用的不同方向也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彼此映照：不同于市场经济偏好显著降低胡说八道接受度（β = -.18，p

（二）研究2：伪深刻媒介话语接受度的类型和领域差异

1. 研究目的。研究2将考虑新闻或广告作为媒介话语对应的不同制度领域，并诉诸经验或超验议题的经验领域，以及目的为回避还是说服的胡说八道类型如何独立以及彼此交互地影响了中国网民的伪深刻媒介话语接受度。延续研究1的主要发现可以推断，首先，直觉信念和表演性精致表征的认知妨碍机制可能导致人们对超验领域的伪深刻话语产生较经验领域更低的判断力；其次，市场经济偏好带来的话语怀疑主义将促使人们对广告中的胡说八道更加熟视无睹；第三，相比于回避型话语而言，说服型伪深刻更可能增强胡说八道者的个人权威，因而在不确定性规避预测的文化权威机制作用下，使人们产生对此类胡说八道更强的接受度。在此基础上，研究2还将进一步回答伪深刻媒介话语的三个内容因素如何交互地影响了胡说八道接受度这一关键研究问题。

2. 研究设计与执行过程。研究2采用2（经验领域：经验题材 vs. 超验题材，被试内）*2（制度领域：新闻 vs. 广告，被试内）*2（胡说八道类型：回避型 vs. 说服型，被试间）的三因素混合设计，其样本来源及线上问卷填写方式与研究1情况一致。两个被试内因素交叉构成了四则主题不同的伪深刻文章主题，依次是经验领域的时政新闻和葡萄酒广告，以及超验领域的元宇宙新闻和作为替代性治疗手段的正念疗法课程广告。其中，广告类刺激物在文章末尾均标明了“戳小程序下单”或“指定课程享受低至7折优惠，详情点击小程序咨询”字样，以示与新闻类刺激物的区别。

每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回避型或说服型胡说八道条件中的任意一组。参考既有研究的建议，回避型和说服型胡说八道依次被操作化为“既避免说谎，也避免信息不足和/或直接回答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可能的伤害，因而选择拒绝直接回答问题的离题式迂回”（Carson，2016）和“使用夸张、修饰和开玩笑等手段，以夸张的积极方式展示自己和管理自我形象，使一个人显得比实际情况更有能力、更聪明、更熟练或更道德”（Littrell，Risko & Fugelsang，2021）。研究材料取自真实文章：说服型刺激物包括“某大学退出国际大学排名”相关时评节选、“最近大火的元宇宙到底是什么”新闻报道节选、某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葡萄酒测评文章节选、某心理咨询网站发布的“正念与幸福”文章节选。与上述主题依次对应的生成器生成文章被用作回避型刺激物。四则回避型刺激物均在文章开头增加了提问形式，以使其内容符合“避而不答”的操作化方式并以此区别于说服型刺激物。研究将实验刺激物的字数控制在581字-586字之间，同时对每名被试阅读的4篇文章顺序进行随机化。

3. 变量测量。本研究的操纵检验测量工具包括制度领域、经验领域和胡说八道类型三项。制度领域方面，向受访者询问其认为该段落更像是一则新闻或是广告的程度，在5点量表上评分（1 = 新闻，5 = 广告）。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对广告类伪深刻刺激物的评分显著高于新闻（F = 548.09，p

研究2的因变量包括人们对伪深刻媒介话语的感知深刻性、感知真实性、框架接受度和分享意愿评价。其中，感知深刻性的测量根据成熟量表改编（Pennycook et al.，2015），使用5点量表向被试询问其认为陈述在多大程度上是“深刻的”“有洞见的”“意义深远的”和“博大精深的”，信度较高（α = .77）；感知真实性同样参考既有测量工具（Čavojová，Brezina & Jurkovič，2022），询问被试认为该段文字是“真实的”“值得赞同的”和“令人喜爱的”之程度（α = .72），其中，“值得赞同的”一项同时作为框架接受度的测度（Wakeham，2017）；分享意愿询问被试认为该段文字值得“与其他人共享”“向其他人推荐”和“通过互联网分享给朋友”的程度（Iacobucci et al.，2021），信度较佳（α = .83）。接下来，研究2将考察胡说八道的三项内容要素对其接受度、感知真实性、框架接受度和分享意愿的独立和共同影响。

其次，在伪深刻话语的感知真实性方面，广告和新闻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说服型（β = .37，p

再次，尽管说服型目的仍然有效提升了伪深刻话语的框架接受度（β = .39，p

最后，在胡说八道的分享意愿上，经验领域的两个水平以及制度领域的两个水平之间皆不存在显著差异，人们同样对说服型胡说八道展现出了较回避型显著更高的分享意愿（β = .36，p .05），而经验性新闻（effect = .69，p

综上，说服性特征在增强人们的胡说八道接受度、伪深刻话语感知真实性和框架接受度以及胡说八道分享意愿方面均产生了显著作用。在新闻和广告媒介领域中，经验性新闻中的胡说八道最易产生上述效应而取得更高的接受度，警示了新闻业中胡说八道泛滥的危害。同时，在广告中采取胡说八道策略使其在感知真实性和分享意愿上能够获得和新闻相当的水平。

（三）研究3：阻塞厌恶激发和评论任务对识别伪深刻媒介话语的积极作用

1. 研究目的。研究3在伪深刻媒介话语阅读过程中引入两项可能的干预性因素，其一是在社交媒体公共讨论系统中引入阻塞厌恶激发和警告，激发此种生理性厌恶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增进网民对不同主题下胡说八道的辨别能力；其二是邀请用户对不同内容的胡说八道进行以公众或专家认可为目的的评论。鉴于说服型伪深刻话语的高接受度可能与胡说八道者自身权威建立密不可分，研究3假设较之撰写专家认可的评论而言，以公共对话为目的的写作任务更能削减人们对原帖中胡说八道的接受程度。

2. 研究设计与执行过程。研究3的控制实验采用2（阻塞厌恶激活：无 vs. 有）*2（评论目的：公众认可 vs. 专家认可）的二因素被试间设计，其被试构成和因变量测量与研究2一致。在考察两个自变量主效应及交互效应的基础上，研究3还将进一步考察阻塞厌恶激活和写作任务两个干预性自变量与研究2中三个内容性自变量的互相调节作用。

在研究2的基础上，研究3增加的关键自变量为是否激发被试的阻塞厌恶，其写作任务的目的是通过对原帖的评论，获得专家认可或更多公众认可。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胡说八道类型、是否激活厌恶和不同评论目的交叉构成的8个实验条件组中的一个，阻塞厌恶激发组的实验条件操纵任务参考既有研究（Rice，2015），无阻塞厌恶组表述为“关于一个典型或日常行为的事件”。在通过写作激发回忆之后，被试需要填答阻塞厌恶激发的操纵检验题项，并完成研究2中的段落阅读。在完成评论任务、填写对每段伪深刻话语的感知评价前，无厌恶激发组不收到任何提示，而阻塞厌恶激发组的被试将收到如下系统提示（Rice，2015）：“请注意，答非所问或使用空洞的辞藻是一种对他人傲慢的漠视姿态，可能会像‘动脉硬化’一样，阻塞互联网话语空间中的有效交流”。之后，被试被要求完成公众或专家认可的写作任务，形式为对四段伪深刻话语的评论。写作任务目的参考既有研究的操作化（Petrocelli，Watson & Hirt，2020；Turpin，2021）。

3. 变量测量。阻塞厌恶激发的操纵检验通过“现在我感到恶心”“现在我感到厌恶”两个题项，令被试在5点量表上作答（Clifford & Wendell，2016），信度值较高（α = .80），阻塞厌恶激发组的厌恶状态显著高于无厌恶激发组（F = 277.52，p

进一步分析显示，评论目的或阻塞厌恶激发对胡说八道分享意愿的主效应不明显，但二者的交互效应对其具有显著的直接预测力（β = -.21，p

阻塞厌恶激发对伪深刻识别的效果同样在不同的胡说八道内容条件下有所差别。由于阻塞厌恶直接关乎胡说八道的目的类型，即伪深刻者究竟试图通过话语操弄来回避问题还是说服他人，厌恶激发和胡说八道类型的主效应及其交互效应能够用来预测人们对胡说八道的感知深刻性、感知真实性与分享意愿（参见图4）。

四 综合讨论

社交媒体作为“胡说八道者的沃土”（Tuchner & Gilboa-Freedman，2020），深陷其中的人们似乎落入谎言、胡说八道和伪深刻话语的重重包围之中。通过三项对中国网民胡说八道敏感度和伪深刻话语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初步探索了避免胡说八道的伪深刻话语在中国互联网空间中继续蔓延的若干干预途径和解释机制。

研究1发现，中国网民对胡说八道的接受程度较之西方更加令人担忧。对普通陈述的感知深刻程度高于激励引语和胡说八道，意味着对国人来说“滴水不漏”即深刻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呼应了胡说八道感知深刻性与模糊和政治中立新闻在西方的流行密不可分的结论（van Prooijen et al.，2022），暗示着人们正在用无从辩驳的废话来替代有效公共讨论的现状。个体和社会认识论变量方面，与直觉信念和表演性精致通过降低胡说八道辨别力来增强伪深刻接受度不同，市场经济偏好带来了对不同话语深刻度的同时怀疑。较高水平的不确定性规避则增强了个体对权威的依赖，借助“宁可信其有”的机制放大了对各类话语的感知深刻度。上述变量的解释方向大致符合并加强了既有研究中政治心理因素与胡说八道接受度的内在关联：在中国，民族中心主义、反市场和亲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对系统的正当化程度更高（Pan & Xu，2018），更加依赖权威作出判断，因而表现出更高的胡说八道接受度；相反，尽管拥抱全球公民身份和否思传统的开明主义者被认为对歧义的容忍度较低（Beattie，Chen & Bettache，2022），但由于其同时对自由市场经济有着颇为明显的偏好，反而更可能建立起对伪深刻媒介话语的辨别能力。

在研究1的基础上，研究2进一步发现，经验领域、制度领域与说服性权威等情境性因素在胡说八道话语判断过程中扮演了“信源效应”的角色（Gligorić & Vilotijević，2020），使网民得以借助信息本身，对经验或超验、新闻或广告以及回避或说服的胡说八道作出初步的感知深刻性判断，并产生不同的感知真实性、框架接受度和分享意愿。人们对回避型胡说八道的识别能力更多地体现在经验领域的新闻中，这与当前中国互联网空间中此类话语的普遍性有关，即人们对胡说八道的较高信念是由过度接受弱消息的普遍倾向所驱动的（Pennycook & Rand，2020）。此外，在说服型胡说八道中，经验领域的新闻往往更具体和贴近生活，因此易受胡说八道的侵扰而被认为深刻、真实和易接受，成为最可能被广泛分享的媒介话语。此类新闻的流行不仅是对新闻业及其从业者公信力的消耗，更有碍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良性发展。研究3的结论可概括为，对文化权威的屈从稀释了市场经济偏好带来的话语怀疑主义，而要遏制因服从权威而产生的伪深刻感知，则有必要频繁开展话语公共属性的提示，并诉诸人们的生理厌恶和社会道德厌恶本能。

综上，与既有研究的解释性变量框架总体一致的是（Ferreira et al.，2022），中国公众对胡说八道的接受程度同样是由伪深刻话语的语言特征、个体的真相寻求和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权力关系秩序共同决定的。综合三项研究的结论来看，文化权威在促成中国网民对伪深刻媒介话语接受的过程中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显示出中国网民仍缺乏参与公共讨论所需的自主判断力和理性思考，高度依赖猜测文化权威。

对于在中国开展系统性的伪深刻媒介话语接受度研究而言，本文做出的探索是初步的。随着政治越来越强调审美性（Young，2015），研究并挽救淹没在伪深刻媒介话语中的赛博公共领域仍是十分必要的。一旦胡说八道的危害性与言说者的政治身份相勾连，允许任何人拥有基于胡说八道的权力，都会极大地破坏民主、合法性和社会的体面（Cruz，2020）。在政治领域，如果制定具体政策建议的回报减少，只讲无害或似是而非的废话的回报保持不变，势必将使政治话语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Hopkin & Rosamond，2018）。为避免胡说八道污染公共话语，除诉诸批判性思维外，公众也应当通过核查真实性、质疑假设和询问证据等方式来避免被胡说八道蒙蔽，同时保持坦诚，避免奉承，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自觉避免成为胡说八道者来愚弄他人。上述原则理应成为参与公共讨论的每个公民共同的底线。

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1期。

本期执编/陶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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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