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书在厘清京都与城市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比较、多维空间的方法与视角，从“首都—陪都”的基本关系入手，对宋朝陪都的建立与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宋朝陪都的设立都遵循“实用至上”的原则，并未有统一的“京都之制”，然而唐、五代以来的府制及其属县地位的提

宋朝陪都及其经济研究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

何强 著

2025年6月出版

138.00元

978-7-5732-1674-8

内容简介

本书在厘清京都与城市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比较、多维空间的方法与视角，从“首都—陪都”的基本关系入手，对宋朝陪都的建立与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宋朝陪都的设立都遵循“实用至上”的原则，并未有统一的“京都之制”，然而唐、五代以来的府制及其属县地位的提高仍是宋王朝构建其“京都意象”的重要标准；宋朝各陪都在拱卫首都安全及分担首都政务上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权力构建陪都的地位与功能一样，各陪都经济的发展亦深受政治权力的影响，作为第二权力中心的陪都参与并支撑着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的“全国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各陪都是宋王朝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衰都与大宋王朝的兴亡息息相关。

作者简介

何强，1988年生，甘肃临洮人。现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宋史、医疗社会史、西北区域史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主持及参与省部级项目2项，主持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1项，参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甘肃卷》等的编撰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古代文明》《暨南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历史教学》《宋史研究资讯》《国际儒学（中英文）》《中国科技史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近20篇，其中3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全文转载，1篇被《历史与社会（文摘）》摘录。

目 录

序言（徐规）

绪论

第一节 意义、概念与方法

一、选题意义

二、相关概念辨析

三、研究方法与视域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第三节 主要观点及创新

第一章 唐宋都城体系的变迁

第一节 唐五代都城体制概述

一、唐朝都城体系及其变迁

二、五代的“多都”体制

三、唐五代都城体制的影响

第二节 中唐五代开封地位的变迁

一、“安史之乱”后开封地位的变迁

二、五代时期开封的地位变迁——以洛阳、开封首都之争为中心

第三节 宋都开封及其地缘格局

一、五代格局与宋都开封

二、从“侍兵”到“以城”：宋都开封守御之策的转变

三、“德守”与士大夫道德

第二章 北宋陪都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宋朝陪都的设立原因及经过

一、宋承周制与西京洛阳

二、“兴王之地”观念下的隐秘：陪都南京之设

三、“无限恐惧”与“有限理性”：北京大名府的设置

第二节 陪都“京都意象”的构建

一、府制变迁与唐宋“立都意识”

二、陪都实体的营建

三、京都意象的构建

第三节 北宋都城功能体系的形成与演变

一、如何理解首都与陪都的关系

二、陪都与首都安全体系的建构与演变

三、“分邦政务”：陪都与首都政务

第三章 “空间”视域下的陪都经济（上）

第一节 中国古代城市的本质与特点

一、古代城市的权力起源

二、西欧中世纪城市的重新起源

三、“城”：中国古代城市的“本质”

第二节 城墙与城市经济的空间界域

第三节 陪都的城市空间结构

一、西京洛阳的城阙与坊市

二、南京与北京城市空间结构比较

三、陪都所见唐宋城市空间的“常”与“变”

第四节 陪都的城市经济——以城市空间结构为重心

一、在城空间的经济发展

二、城外空间的经济

三、陪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地位

第四章 “空间”视域下的陪都经济（下）

第一节 陪都区域财经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一、地方财经体系

二、原额主义财政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陪都地方经济与财赋调配

第二节 陪都诸镇与路分经济

第三节 陪都与“全国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一、“全国市场”概念及“开封模式”

二、开封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三“经济力量”与全国市场——以果品流动为例

四、多核支撑：陪都与全国市场

第五章 宋室南渡与陪都建康

第一节 宋室南渡与高宗驻跸之所

一、南渡维扬

二、临安与建康之间

三、从温州到临安府

四、驻跸地中的建康府与临安府

第二节 “直把杭州作汴州”：定都临安过程中的亲征之行

一、高宗再驻临安与宋金和战

二、高宗平江总师抗金、齐

三、张浚北伐刘豫与高宗驻跸建康

四、淮西兵变与高宗回銮定都临安

五、临安“行在所”的意义：从现实政治到观念史

第三节 建康府的“陪都建制”与“陪都叙述”

一、建康府的“别都”之议及陪都建设

二、皇帝诏、敕等文书中建康府的“陪都叙述”

三、其他官、私文献中建康府的陪都书写

第四节 建康府的权力配置与经济发展

一、建康府的政军机构与军、民人口结构

二、建康府城的城市经济发展

三、建康府的财经政策与府域经济发展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节选）

秦汉以降，作为天子之宅的“京都”无疑是诸帝制王朝统治秩序中的一种重要存在。以现今“首都—陪都”理论看，可以皇帝常居者为首都，以都而不居者为陪都。就唐宋时期来讲，其至少发生了两点重要的变化：其一为东北亚少数民族政权中“京都”现象的确立及五京制的发展，其二为中原王朝首都东移及多都制的稳定发展。就此问题进行系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似还有足够的空间与必要。本书就在努力厘清唐、五代都城体系发展演变的基础上，集中讨论宋朝首都的鼎定、陪都的建立及其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现将主要观点摘要如下：

第一，承秦汉以降之势，唐前期仍以洛阳、长安东西两京为主要的都城体系。“安史之乱”中，玄宗与肃宗的权力斗争逐渐形成了五京制，而此前作为“京都”建制的府制也随即扩大，并成为设都立制的重要标准。唐后期频繁的都城置废尤其是“都废府存”现象的发展，造成了府制的扩大。为示区隔，也为了进一步突显有京都之号府的地位，遂将有京都之号府的附属县级别定为赤县与畿县，无京都之号的府属县定为次赤与次畿，府为次赤府。五代后唐时期，有京都之号的府制亦进一步分化，在邺都兴唐府和北京太原府出现了“次府”之称，以示与京兆、河南二府的区别。若用贯通的视角看，北宋景德三年升宋州为应天府之举实与京都问题无涉，属县级别亦清楚地标示着其与唐代的次赤府处于一个级别，这也可进一步说明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崇道与设立南京的直接关系。而庆历年间，为应对辽朝威胁设立的北京，其府属县的地位直到神宗熙宁时期还处于次赤与次畿的级别。南宋虽以临安为“行在”，但事实上临安即首都，其属县亦循“安史之乱”以来故事称“赤县”。建康府作为陪都，其附郭县地位亦为次赤县与次畿县。宋朝设都立制与府制关系的疏离，无疑是府制进一步扩大的结果，而宋人在设都立制上更强调所谓的“浩荡皇恩”，这集中说明了宋立都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变化，提升府及其属县级别是一种“低成本”的运作。

第二，五代时期，开封在与洛阳首都地位的竞争中最终胜出，与唐末五代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及其斗争重心东移有密切的关系。宋承周制，继续定鼎开封，“因节以建号”，随着统一形势的发展，宋进一步发展了“藩镇为国”的体制，这一格局深刻影响了宋朝的发展。为守御处于四战之地的开封，宋朝在开封“以兵为险”，在全国构建了以首都为核心的防御体系。西京、南京是京西与京东重要的战略支点，而随着北京的建立，以及在河北的政治军事地位的发展，西京、南京等在首都战略安全上的作用有所降低。与此同时，这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聚兵于唐河防线的格局，新建立起的四路安抚使制度，进一步稳固了首都在黄河北岸的防线。随着北宋中后期改革浪潮中禁兵的自我瓦解，北宋末腐朽政治及开封“德守”思想的发展，在金人第二次南下攻破开封外城后，北宋君臣的心理防线最终崩溃，北宋投降。而此时作为“屏蔽河南”的河北政治军事指挥中心的北京依然坚守，这深刻揭露了严密的带状防御体系，与北宋“城守”之策的根本冲突。

第三，南宋的首都临安及陪都建康的确立是极其特殊的。南宋首都临安的确立，是在绍兴八年高宗幸临安，不复移跸后形成的。陪都建康府的建立亦无相关诏书，然而其作为南宋陪都则无疑义。不论在皇帝诏敕还是文人士大夫的书写中，都有称其为“陪京”“陪都”及“留都”者，更为重要的是其在系列制度上亦多有陪都建制。而从临安与建康的关系方面看，高宗都临安而称“行在”的行为，心存北归开封之意自然不假，但从更为现实的角度而言，堵住南渡臣僚中建都建康府的呼声或为重要考量。因为从高宗即位开始，“建都论”一直是一个臣僚们颇为关注的话题，也提出过诸多方案。也就是说，高宗南渡以后，建都问题在臣僚中是一个并不讳言的话题，像宗泽坚定主张回銮开封的人在南渡臣僚中几乎没有。而在众多呼声中，建康府无疑是最为臣僚所认同的，绍兴七年高宗在伪齐兵退、战争胜利后还移跸建康府就是一众臣僚不断催促的结果。高宗移跸建康府后，还曾下令修缮宫城、建太庙等，这使得主张建都建康府之大臣喜出望外。然而，高宗终究还是返回了临安，故此称“行在”的行为，显然是为了堵住建都建康府臣僚的悠悠众口。若从建炎以来“建都论”的角度而言，称“行在”则更多是搁浅了这一颇具争议的话题。这也显示了南宋初年高宗应对颇为复杂政治局面的权谋与政治妥协。

第四，宋代设都立制时遵循“实用至上”原则，因此并无标准而统一的“京都之制”。但是宋人也确实在设立陪都后曾致力于京都意象的构建。这种构建很大程度上结合了地方特色，从而形成颇具特色的京都意象，也遵循着“实用至上”原则。这种原则精神也决定了宋朝在各陪都城市空间层面上的因循主义，南京还严格实行如唐朝般典型的坊制。从国家权力施为的角度看，北京是国家重点的关照对象，在城防及城市管理上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河北整体的发展趋势一致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西京、南京虽都是一方政治经济中心，但发展格局却也不尽相同。由于国家层面的关注，西京在京西经济整体落寞的境遇中仍保持了相当高的比重，南京的经济发展在发达的京东地区并不突出，与京东的区域联系反而不如与首都开封紧密，也因与首都太近，其经济发展的光辉被首都开封所遮蔽，属于首都经济圈的范畴，是典型的“孔道经济”。南宋首都临安与陪都建康的形成亦是实用至上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

第五，政治军事权力是陪都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府及其属县的建制与地位是唐宋设都立制的重要标准，也即府属空间是“京都”的基本规模，也是一级完整的财税核算单位。而宋代财政属于典型的“原额主义”，在两税法体系之外，大量依靠征榷、和籴、和买等。用“财经”的视角看，这些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并利用了“市场”，从而刺激并带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层面上，首都开封的发展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在以其为核心的市场整合中，出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性与市场性物流，但这种流通的动力机制无疑都是以政治军事为代表的权力促成的。彻底摒弃“西方中心”的看法，以政治军事为代表的权力因素无疑是我国古代城市产生与发展的本质，宋都开封的城市及其经济发展可以说既典型又通常。为摆脱这种脆弱的单一结构的发展模式，作为国家第二权力中心的陪都无疑能够为此提供多核支撑，在北宋末期确实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但是这一趋势随着北宋的灭亡戛然而止。南宋时期，最大的特点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合一，政治军事力量的加入极大整合并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而与临安相近，且被称为其“北门留钥”的建康府亦多有受益，其与江南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