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AA制45年，我妈临终前将2套四合院留给舅舅我爸取钱时却笑了

摘要：细密的雨丝像是从天上垂下来的珠帘，将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愁绪里。灵堂内外，亲戚朋友们的哭声、叹息声与淅淅沥沥的雨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送别的哀歌。

母亲的葬礼，是在一个阴雨天里办的。

细密的雨丝像是从天上垂下来的珠帘，将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愁绪里。灵堂内外，亲戚朋友们的哭声、叹息声与淅淅沥沥的雨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送别的哀歌。

我爸，赵卫国，没有哭。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灵堂门口的一张小马扎上，背影佝偻，像是一座被风雨侵蚀了千百年的石像。他手里夹着一根燃了半截的烟，烟雾缭绕，模糊了他那张布满沟壑的脸。前来吊唁的人们，路过他身边时，都会放轻脚步，拍拍他的肩膀，说上一句“节哀”。他只是木然地点点头，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口黑色的棺木，仿佛想用眼神穿透那厚重的木板，再看一眼那个与他纠缠了一辈子的女人。

葬礼的流程繁琐而漫长，我忙得脚不沾地，几次回头，都看到父亲维持着同一个姿势，一动不动。直到暮色四合，宾客散尽，我才终于得了空，走到他身边，轻声说：“爸，进屋吧，外面凉。”

雨已经停了，但空气里依然弥漫着湿冷的寒意。父亲缓缓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声音沙哑得像是两块砂纸在摩擦：“小航，你说……你妈她是不是早就盘算好了？”

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只能沉默。

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自己：“那2套四合院，她说给就给你舅了。嘿，好家伙，45年啊，到头来，我老赵家倒像是个外人。”

他的话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和自嘲。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母亲李秀莲临终前，当着律师和我们所有人的面，立下遗嘱，将她名下那2套位于北京二环内的祖传四合院，全部留给了她的亲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李建军。

消息宣布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舅舅一家更是又惊又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我爸，当时就愣在了原地，脸上的表情复杂到了极点，有震惊，有不解，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失落。

他没有当场发作，甚至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他只是在律师和亲戚们都离开后，一个人在母亲的病床前坐了很久很久。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能感觉到，母亲这个决定，像一把刀，插进了他心里。

“爸，妈也许有她的考虑……”我试图安慰他，但话说出口，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

父亲却像是被我的话勾起了什么开关，他掐灭了烟头，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一丝遥远的光。

“考虑？她李秀莲这辈子，什么时候给别人留过考虑的余地？”他哼了一声，嘴角却牵起一抹苦涩的笑意，“你还小，不知道。我和你妈这辈子，就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来，坐下，爸给你讲讲。”

他拍了拍身边同样冰冷潮湿的石阶，示意我坐下。我知道，他要开始“算账”了。这笔账，他可能在心里已经盘算了几十年。

“我和你妈，是相亲认识的。”父亲的故事，就从这句话开始了。

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赵卫国二十六，李秀莲二十四。在那个年代，这都算是“大龄青年”了。经媒人介绍，两人在一家国营饭店见了面。

我爸说，他当时对我妈的第一印象，就是“俊”，还有点“凶”。俊，是因为我妈年轻时确实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柳叶眉，杏仁眼，皮肤白净，梳着两条油光锃亮的大辫子。凶，则是因为她从头到尾都没给我爸一个好脸色。

“媒人把我们俩夸得天花乱坠，说我是厂里的技术骨干，老实可靠，说她是街道的先进个人，勤劳能干。我听着都脸红，她倒好，眼皮都不抬一下，就盯着自己跟前那盘花生米，一颗一颗，吃得嘎嘣脆，好像那花生米跟她有仇似的。”

我爸模仿着我妈当时的样子，惹得我忍不住想笑，却又因为场合不对，硬生生憋了回去。

那顿饭，基本上就是媒人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我爸想找个话题，问她：“秀莲同志，听说你在街道办工作，平时都忙些啥啊？”

我妈头也不抬，回了三个字：“瞎忙活。”

我爸又问：“那你……有什么爱好吗？”

我妈终于抬起头，一双杏眼直勾勾地瞪着他：“爱好？爱好就是攒钱，行吗？”

一句话，就把我爸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媒人赶紧打圆场，说秀莲同志就是这么个直性子，实在。我爸心里却犯了嘀咕：这哪里是实在，这简直就是个炮仗，一点就着。

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桩婚事最后还是成了。我爸说，是他犯了犟脾气。他觉得，这姑娘虽然厉害，但眼睛里透着一股子干净劲儿，不像是藏着掖着的人。再说，他一个大男人，还能怕个女人不成？

而我妈那边，后来我从小姨嘴里听说，是外公外婆觉得我爸工作稳定，为人看着也憨厚，是个能托付终身的人，硬是劝着她点了头。

就这样，两个从一开始就八字不合的人，稀里糊涂地开始准备结婚了。

可想而知，这准备过程，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从买家具到订酒席，两人就没停止过争吵。我爸想买套新潮的组合沙发，我妈非说不实用，不如打两张老式木椅来得结实。我爸想在饭店办得风光一点，我妈坚持就在院子里摆几桌，说饭店的菜又贵又难吃，纯属浪费钱。

每一次争吵，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我妈上手，我爸挨着。

“你别以为她就是轻轻推我一下，”我爸撸起袖子，指着自己胳膊上一块早已淡去的疤痕，“那次为了买个暖水瓶，她抄起旁边一根晾衣杆就朝我抡过来了。嘿，那叫一个准，正中我这儿。我当时火气‘噌’地就上来了，真想……”

“想什么？还手？”我问。

“不，”我爸摇摇头，眼神里有一丝复杂的情绪，像是怀念，又像是无奈，“我就是气得跳着脚骂街。我能骂的话可难听了，把她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我们那条胡同的邻居，都搬着小板凳出来听，跟听戏似的。可她呢？她就叉着腰，等我骂累了，冷冷地来一句‘骂完了？骂完滚去把暖水瓶买了，就买那个红色的，听见没？’。你说，我能怎么办？只能灰溜溜地去了。”

就这样，在一场又一场惊天动地的争吵和街坊邻居的围观中，他们结了婚。所有人都觉得，这俩人肯定过不长久。可谁也没想到，这一过，就是45年。而婚后的战火，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婚后生活的导火索，是一次借钱事件。点燃这根导火索的，是我的小姨，也就是我妈的亲妹妹，李秀云。

那是我出生后不久，大概一岁多的时候。一天下午，小姨哭哭啼啼地找上了门。原来，小姨夫做生意亏了本，急需一笔钱周转，不然就要被告上法庭。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我爸在工厂里当技术员，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我妈在街道办，工资更低。两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攒下了一百多块钱，准备给我攒着，以后上学用。

小姨一开口，就要借一百。

我爸当时正在院子里修理一张吱呀作响的藤椅，听完小姨声泪俱下的哭诉，二话不说，放下手里的工具，进屋就要去拿钱。

“卫国，你干什么去！”我妈的声音像是一道惊雷，从屋里劈了出来。

她抱着还是婴儿的我，站在门口，一张脸冷若冰霜。

我爸停下脚步，回头说：“秀云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能不帮吗？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我妈冷笑一声，抱着我的手紧了紧，“赵卫国，你睁开眼看看！这是你儿子！他马上就要上托儿所，要交学费，要买吃的穿的，哪一样不要钱？你把钱借出去了，儿子怎么办？喝西北风去吗？”

“钱以后可以再挣，亲戚的难处是眼下的，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爸的犟脾气也上来了，声音高了八度，“再说了，那是你亲妹妹！你怎么忍心？”

“我亲妹妹？”我妈的火气彻底被点燃了，她把怀里的我往旁边的小床上一放，几步冲到我爸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就骂，“赵卫国，你少在这儿跟我装大方！我妹妹的难处是难处，你儿子的前途就不是前途了？这一百块钱，是咱们俩辛辛苦苦攒下来的，是给儿子的！你要借，行啊，把你那份借出去，我这份，一分钱都别想动！”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我爸气得脸都红了，“什么你的我的，结了婚就是一家人，钱放在一起，还分什么彼此？”

“我就是不讲道理！”我妈的声音尖利得刺耳，“今天你要是敢把这钱拿出去，我就……我就跟你没完！”

说着，她竟然真的动起手来，一把推在我爸的胸口。我爸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这辈子从不还手，只是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妈，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院子里的争吵声，早就惊动了邻居。小姨站在一旁，看着这阵仗，吓得脸色发白。她大概也没想到，借个钱会引发一场“家庭战争”。她囁嚅着说了句“姐、姐夫，我……我不要了”，然后连招呼都没打，就捂着脸跑了。

小姨跑了，可家里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那天晚上，两人吵得天翻地覆。家里能摔的东西，几乎都摔了个遍。最后，我妈哭着喊出了一句彻底改变了他们后半生的话。

“赵卫国，我算是看透你了！你就是个打肿脸充胖子的窝囊废！行，既然你觉得一家人不用分彼此，那从今天开始，咱们俩就分得清清楚楚！你挣的钱归你，我挣的钱归我！家里的开销，吃穿用度，包括以后养儿子，咱们俩一人一半，AA制！”

“AA制”，这个在当时听起来无比新潮刺耳的词，就这样，像一颗钉子，被我妈狠狠地钉进了这个家的根基里。

我爸当时也气昏了头，怒吼道：“好！AA就AA！谁怕谁！”

一句气话，谁也没想到，竟然成了一辈子的契约。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真的实行了“AA制”。

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就成了家里的“结账日”。我妈会拿出一个小本本，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这个月的所有开销：买米买面多少钱，水电费多少钱，给我买奶粉、买布料花了多少钱……她会把总数算出来，然后除以二。

“赵卫国，这个月总共开销三十二块六毛八，一人一半，十六块三毛四。我的我已经出了，你的那份，拿来吧。”她会把账本和小算盘往我爸面前一推，公事公办地说道。

我爸每次都气得吹胡子瞪眼，但他是个要面子的人，话已经说出口，就拉不下脸反悔。只能从兜里不情不愿地掏出钱，拍在桌子上。

但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虽然嘴上说着AA制，可实际上，我爸大部分的工资，最后还是流进了我妈的口袋。

我妈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小航要上学了，得存一笔教育基金，这笔钱我们一人一半，你那份先放我这儿，我统一保管。”

“家里要换个大件，买台电视机，咱们得一起攒钱，你那份先给我。”

“人总有生老病死，得存一笔应急的钱，万一谁病了呢？你那份，我帮你存着。”

我爸虽然一百个不乐意，嘴里骂骂咧咧，说她“霸道”、“不讲理”、“简直是周扒皮”，但每次还是会把钱交出去。因为他心里也清楚，李秀莲虽然嘴巴厉害，手也黑，但她确实从来没有乱花过一分钱。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爱买新衣服，爱烫头，爱吃零食。她的每一分钱，都像刀刃一样，花在了最需要的地方。家里的日子，在她的精打细算下，虽然争吵不断，却也过得井井有条，甚至比周围邻居都宽裕一些。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奇特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习惯了父母之间永无休止的争吵，习惯了他们像两个合伙人一样每月对账，也习惯了父亲嘴上抱怨、行动上却从不反抗的“懦弱”。

这种“AA制”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我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都没有改变。他们就这么吵吵闹Bao、算计着过了一辈子。直到几年前，母亲病了。

先是腿脚不便，后来渐渐卧床不起。得了老年痴呆，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清醒的时候，她还是那个厉害的李秀莲。她会指着床边的我爸，对我complaining：“你看你爸，给我喂个饭都能洒我一身，笨手笨脚的，没一点用！”

糊涂的时候，她会把我爸错认成她早已过世的父亲，拉着他的手，像个孩子一样哭：“爸，我不想嫁给赵卫国，他是个犟驴，我跟他过不到一块儿去……”

每当这时，我爸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总会露出一丝我看不懂的温柔。他会轻轻拍着我妈的手，用哄孩子的语气说：“好好好，不嫁，咱们不嫁给他。”

父亲承担了照顾母亲的所有责任。喂饭、擦身、端屎端尿，从不假手于人。那个曾经连暖水瓶都懒得买的男人，那个曾经被骂“窝囊废”的男人，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不离不弃。

我们都以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再硬的冰也该化了。可谁也没想到，母亲在最后，还是给了父亲，给了我们所有人，最沉重的一击——她把那2套价值不菲的四合院，留给了舅舅。

我爸坐在那冰冷的石阶上，讲完这些陈年旧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小航，你说，她是不是还在记恨我当年要借钱给你小姨？”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迷茫，“可都过去四十多年了啊……她把房子给了她娘家人，也行，就当是我赵卫国，欠他们李家的，这辈子，我还清了。也算是……给了他们家一个交代吧。”

他说得云淡风轻，可我分明看到，他的眼角，有晶莹的东西在闪动。

母亲的葬礼，就这么在一种复杂而压抑的气氛中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