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 年 12 月 17 日,北京的冬日褪去了寒意,晴空如洗,阳光透过层云洒在首都博物馆的琉璃瓦上,折射出岁月沉淀的光泽。我怀着对古都文明的敬畏之心踏入馆内,一场名为 “北京通史展” 的盛宴正等待揭开面纱。这并非一次普通的文物观赏,而是一场穿越三千年的时空
一部建都史:藏在王朝更迭里的中华文明演进密码
—— 观北京通史展有感
2024 年 12 月 17 日,北京的冬日褪去了寒意,晴空如洗,阳光透过层云洒在首都博物馆的琉璃瓦上,折射出岁月沉淀的光泽。我怀着对古都文明的敬畏之心踏入馆内,一场名为 “北京通史展” 的盛宴正等待揭开面纱。这并非一次普通的文物观赏,而是一场穿越三千年的时空对话 —— 从史前人类的篝火到元大都的中轴线,从燕蓟古城的夯土到紫禁城的金砖,每一件文物、每一段史迹,都在诉说着北京作为 “都城” 的成长史,更暗合着中华文明演进的深层规律。
一、从 “人居” 到 “建城”:文明曙光里的根基奠定
展览以 “时间轴” 为脉络,八个单元如同八扇通往历史的门,层层递进地铺展北京的文明轨迹。开篇第一单元 “文明曙光”,便将时间拉回 70 万年前的周口店 —— 这里展出的北京猿人股骨化石、打制石器,以及用火遗迹的炭屑标本,并非孤立的 “远古遗物”,而是中华文明 “早期聚落文明” 的实证。
考古学家在周口店遗址发现的灰烬层厚达 6 米,证明北京猿人已掌握稳定的用火技术 —— 这是人类从 “生食” 到 “熟食” 的跨越,更是文明启蒙的关键一步。而 1 万余年前的东胡林遗址出土的骨针、陶器残片,则进一步说明,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已从 “迁徙采集” 走向 “定居农耕”,开始构建最初的 “生活秩序”。这种 “定居” 与 “秩序”,正是后来 “城市” 诞生的土壤。
紧随其后的 “建城之始” 单元,将历史锚定在西周初年。展柜中,两件青铜重器 —— 克罍与克盉静静陈列,器身上的铭文 “王令克侯于燕”,清晰记载了周成王分封召公奭之子克于燕地的史实。这并非文献中的传说,而是 1973 年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 —— 考古学家在琉璃河遗址发现了燕都城墙、宫殿基址与贵族墓葬,证实了 “燕蓟” 作为北京建城之始的真实性,也标志着北京从 “部落聚居地” 正式升级为 “区域政治中心”,纳入中原王朝的礼乐文明体系。
从 “用火” 到 “定居”,从 “部落” 到 “封国”,这一阶段的北京史,实则是中华文明 “从蒙昧到文明、从分散到聚合” 的缩影 —— 当其他地区仍在探索生存方式时,北京已凭借 “中原文明辐射” 与 “北方地理枢纽” 的双重优势,迈出了 “建城” 的第一步。
二、从 “重镇” 到 “都城”:政权更迭中的文明融合
若说 “建城” 是北京的 “童年”,那么 “北方重镇” 到 “建都之始” 的转变,则是它的 “青年”—— 这一过程,恰是中华文明 “多民族融合” 与 “政治中心北移” 规律的生动演绎。
第三单元 “北方重镇” 聚焦秦汉至隋唐五代,展墙上的 “幽州城示意图” 与出土的汉代 “广阳国丞” 铜印、唐代幽州节度使印,勾勒出北京的 “军事枢纽” 角色。汉代时,北京是抵御匈奴的 “北方屏障”,汉武帝在此设涿郡,将中原的农耕技术与制度引入北方;唐代的幽州(今北京)更是 “丝绸之路” 北线的起点,胡商云集,突厥、契丹等民族与汉人杂居 —— 展览中展出的唐代三彩胡人俑、波斯银币,便是 “胡汉交融” 的直接证据。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以幽州为基地起兵,虽动摇了唐王朝统治,却也加速了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深度碰撞 —— 这种 “碰撞”,为后来北京成为 “多民族王朝都城” 埋下伏笔。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第四单元 “建都之始” 的辽金时期。辽代将北京定为 “南京析津府”,作为陪都;金代则于 1153 年正式迁都北京,改称 “中都”—— 展览中复原的金中都宫殿遗址模型,其 “前朝后寝” 的布局,完全沿用中原王朝的都城规制,而殿宇上的 “鸱吻” 装饰却融入了女真族的图腾元素。这种 “中原制度 + 民族特色” 的融合,并非偶然:金世宗时期,女真贵族推行 “汉化” 政策,同时保留本民族的 “猛安谋克制”,北京作为都城,成为 “汉化与民族传统并存” 的试验场。正如考古学家宿白所言:“金中都的营建,是北方民族政权‘认同中原文明、同时保持自身特色’的开端,也是北京从‘区域重镇’跃升为‘全国性都城’的关键。”
三、从 “大都” 到 “京师”:都城规划里的文明传承与创新
当历史进入元、明、清三代,北京的 “都城史” 迎来了成熟阶段 —— 这一时期的都城建设,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 “天人合一” 的规划理念,更暗藏着 “制度传承” 与 “科技进步” 的文明密码。
第五单元 “大都肇建” 聚焦元朝,展厅中央的元大都布局沙盘令人震撼:以 “万岁山”(今景山)为中心,中轴线贯穿南北,街道呈 “棋盘状” 分布,水系(通惠河、金水河)与城墙、宫殿精准衔接。这种规划并非随意而为 —— 郭守敬主持修建的通惠河,将江南漕粮直接运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展览中展出的元代漕船模型与 “通惠河闸口” 石构件,印证了 “都城建设必须与经济命脉结合” 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元大都的中轴线设计,从永定门到钟鼓楼,贯穿了此后明清北京的城市格局,这种 “轴线传承”,成为中华文明 “延续性” 的核心标志之一。
第六单元 “都城典范” 讲述明代永乐迁都的故事。1421 年,明成祖朱棣正式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紫禁城的营建成为重中之重。展览中展出的明代 “紫禁城金砖”(产自苏州,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太和殿脊兽” 残件,不仅展现了明代手工业的精湛技艺,更反映了 “皇权至上” 的制度文明 —— 紫禁城 “外朝内廷” 的布局,对应着 “君臣之礼” 与 “家族秩序”,而天坛、地坛的修建,则体现了 “祭天祀地” 的儒家礼制。这种 “建筑即制度” 的设计,使北京成为 “儒家文明具象化” 的载体,也让 “都城” 从 “政治中心” 升级为 “文化中心”。
到了第七单元 “京师繁华” 的清代,北京的文明包容性达到顶峰。展柜中的 “前门商业区复原模型” 里,票号、绸缎庄、茶馆、戏院鳞次栉比,印证了《光绪顺天府志》中 “京师商贾云集,四方之货毕至” 的记载;而雍和宫的藏传佛教法器、牛街清真寺的阿拉伯文碑刻、王府井教堂的铜钟,则共同构成了 “多元宗教共存” 的图景。康乾盛世时期,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枢纽,更是文化融合的舞台 ——《四库全书》在文渊阁编撰,京剧在三庆园诞生,这种 “繁华” 并非孤立的 “盛世景象”,而是中华文明 “兼容并蓄” 规律的必然结果:当一个王朝能够包容不同文化、整合不同资源时,其都城便会成为文明的 “集大成者”。
四、从 “古都” 到 “破晓”:思想解放中的文明转型
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 “古都破晓”,将目光投向民国时期。这里没有帝王的金戈铁马,却有思想的激荡澎湃 —— 展墙上的《新青年》杂志原件、北京大学红楼的照片、五四运动时期的传单,诉说着北京从 “封建帝都” 到 “近代思想策源地” 的转变。
1919 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北京大学的学生高举 “民主”“科学” 的旗帜,从红楼出发,走向街头 —— 展览中展出的学生领袖李大钊的手稿,字迹遒劲有力,写下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的呐喊。这一转变并非偶然:北京作为古都,承载了数千年的传统文明,但当西方列强入侵、封建制度衰落时,它又率先成为 “打破传统、拥抱现代” 的前沿。正如历史学家陈旭麓所言:“北京的‘破晓’,是中华文明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缩影 —— 它不再是帝王将相的舞台,而是平民百姓、进步知识分子推动历史的战场。”
这种 “转型” 在文物中随处可见:民国时期的人力车模型与早期电车模型并列摆放,象征着 “传统交通” 与 “现代交通” 的碰撞;西装料与长袍料的样本同处一柜,反映了 “服饰文明” 的新旧交替。北京的 “破晓”,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新生,更是中华文明在 “危机与机遇” 中寻找新方向的开始。
五、观展之思:一部建都史,一部中华文明演进史
走出展厅时,夕阳已为首都博物馆镀上一层暖金。回望这场展览,那些跨越千年的文物 —— 从周口店的石器到红楼的传单,从燕蓟的青铜到紫禁的金砖 —— 早已超越了 “器物” 的范畴,成为中华文明演进的 “活化石”。
有人说,“一部北京建都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的盛衰史”,但从展览中所见,这背后更藏着中华文明的深层规律:
融合规律:北京从 “燕蓟” 到 “京师”,始终是中原文明与北方民族文明的 “融合带”,辽金的 “胡汉交融”、清代的 “多元共存”,证明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在于 “兼容并蓄”;
传承规律:元大都的中轴线、明代的紫禁城、清代的礼制,代代相传,证明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并非 “守旧”,而是在传承中创新;
转型规律:民国时期的 “思想解放”,证明中华文明并非 “封闭僵化”,而是能在危机中突破自我,走向现代。
如今的北京,早已不是 “城头变幻大王旗” 的古都,但其建都史中沉淀的 “融合”“传承”“转型” 精神,仍在滋养着当代文明。这场展览让我们明白:都城的意义,从来不止是 “权力的中心”,更是文明的 “容器” 与 “引擎”—— 它承载着过去,也指引着未来。
曾祥裕撰于京城 2024.12.17
来源:曾海亮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