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荷兰这个国家在全世界眼里，总被贴上“开放”的标签，尤其是涉及个人隐私、性交易和政府补贴这些事。说起隐私，荷兰人好像没那么在乎，街头红灯区里那些橱窗展示就够直白的，性工作者站在那儿，路人随便看，谈价格也直接。

荷兰这个国家在全世界眼里，总被贴上“开放”的标签，尤其是涉及个人隐私、性交易和政府补贴这些事。说起隐私，荷兰人好像没那么在乎，街头红灯区里那些橱窗展示就够直白的，性工作者站在那儿，路人随便看，谈价格也直接。

性交易合法化后，从业者得注册纳税，政府还管健康检查啥的。更特别的是，政府给残疾人补贴，让他们能买性服务，这事儿听起来挺新鲜，但其实有历史背景。

比利时最近也跟上，2022年把性工作去刑事化，2024年让从业者签合同拿养老金啥的。全球其他地方很少见这种操作，荷兰算领头羊。

早在中世纪，荷兰性交易就没完全禁过，当时是为了保护普通妇女不被侵犯，妓院得开在城外或指定地方。16世纪受西班牙和加尔文教影响，一度禁止，但实际执行松散。

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文学画作里常出现妓女形象，社会容忍度高，只要不闹事。18世纪中产阶级兴起，道德观严了点，但妓院还存在。1810年拿破仑占领时，强制注册和体检，红卡当工作许可。拿破仑走后，荷兰继续类似政策。

19世纪，反对声浪大，宗教团体、女权主义者、社会党人联合，1911年禁了妓院和靠妓女赚钱的行为，但卖性本身没违法。20世纪中叶，地方政府默许妓院存在。

1988年，性交易正式定为合法职业。2000年10月1日，妓院合法化，需要领牌照，从业者可当雇员或个体户，工会也接纳他们。目的是让行业透明，减少黑市。

合法化后，规矩一大堆。从业者得去市政厅注册，带照片和号码的通行证，客户必须查验，广告上得标明注册号。2009到2010年，法律提过把最低年龄升到21岁。2022年1月起，如果客户知道或怀疑性工作者被逼迫、剥削或贩运，得罚款。

疫情时，2020年3月15日妓院关门，7月1日重开，2021年5月18日全面恢复。没注册的从业者拿不到政府援助，只能偷偷干活。阿姆斯特丹红灯区是典型，性工作者多来自东欧、拉美、非洲，行业规模大，估计有5000到7000人。

政府设诊所专门为他们体检，减少性病传播。合法化本意是保护从业者，但问题没少，贩运案子还时不时爆出，警方加强打击跨境贩运。

隐私这块，荷兰人态度松。红灯区橱窗里，性工作者公开站着，路人直接议价，没啥遮掩。社会氛围就这样，男女谈性不扭捏，咖啡店卖大麻也合法，街头吸的不少。

2001年同性婚姻全球第一个合法，2002年安乐死通过，但条件严：病人得受不了痛苦，医生评估，家属同意。隐私不注重，但不等于没底线，政府强调同意和安全。比起其他国家，荷兰更注重个人选择，不爱管闲事。

政府补贴残疾人性服务这事儿，源于1992年一个法庭案。一个残疾男子打官司赢了，法院说残疾人也有性权利，政府该出钱。荷兰把这当基本人权，残疾人可申请福利金，用来付性工作者费用，每年最多12次。

不是随便给，得填表证明需求，社工审核。资金从社会保障体系出，覆盖全国。有些地方叫“Hookers for the Handicapped”计划，残疾人找专业性助理，服务包括按摩、亲密接触。德国也类似，但荷兰更系统。

补贴不是鼓励卖性，而是承认残疾人需求，帮他们过正常生活。批评者说这像用税款买性，但支持者觉得公平，残疾人别被边缘化。实际效果，黑市少了，从业者安全点，警方好管。

Nina de Vries就是这领域的代表人物。1961年1月21日她生在荷兰，父母政治活跃，爸是老师，妈是主妇。小时候接触大赦国际和反越战示威。16岁时妈自杀，这事影响她一生。17岁看电视报道“性帮手”，触动她。

1980年代学护理和治疗，1990年搬德国柏林，后去波茨坦。1990年代中开始探索残疾人亲密需求，1997年开工作室，提供性助理服务。起初给普通客户做按摩，1999年后专注智力残疾男性。客户常有唐氏综合征、自闭症或脑损伤，沟通靠笑或皱眉。

2003年收费一小时80欧元，在机构110欧元。德国医保不报销，但福利局偶尔帮穷人付。她不避讳“妓女”标签，但自称“性助理”，强调是助人自助。

Nina区分性助理和代理伙伴。性助理不是替身伴侣，而是个性化关系，不追求治疗，只帮残疾人决定性事。自决权在前头，客户想啥就啥，哪怕一小时只把手放肚子上。她觉得这不像妓业，得和客户及照顾者建深层联系。

2002年她在德国残疾自决研究所培训首批性助理。2003年受邀去苏黎世培训，但赞助机构遭抵制，捐款掉，项目停。2003年11月新组织成立，2004年1到6月她训6女4男。

从2004年起，瑞士德语区提供类似服务，2006年8月宣布扩展。她视客户为老师，强调平等，不怜悯。当前客户多重残疾、自闭或痴呆，她还管养老院和残疾设施。

德国不像荷兰那么开放，荷兰从1970年代就有性帮手，德国还没有，但她在变这情况。移居后，她在柏林和波茨坦生活工作，常出差教人。培训强调质量标准，学员学怎么温柔接近，找出客户真想啥。

荷兰政策没大变，但调整多。2000年后，旅游爆棚，阿姆斯特丹红灯区挤，居民烦噪音和治安。市政府缩区，关部分橱窗，加监控。

2010年代提高从业年龄到21岁，2020年代提案辩论。从业者最低工资、假期啥的纳入劳动法。反贩运加强，警方查跨境案。补贴继续，每年审申请，证明需医生签。

效果是登记人数升，黑市缩，但担心吸引外来人口。比利时更激进，2022年去刑，2024年从业者享医疗、失业保险、产假。政府说承认了才管好安全。

Nina还在波茨坦干，2020年代上采访，教在线课。她的工作推进行业标准，影响欧洲。荷兰社会辩论没停，支持者说自由是文明，反对者忧传统丢。国际上，有人学荷兰，当先锋；有人当反例，警过度风险。政策不是放任，得不断调边界。

荷兰的宽容从战后开始，二战后社会变，年轻人要自由，政府学妥协。1950年代青年文化涌，嬉皮士聚会，留长发喊爱和平。1960年代，阿姆斯特丹街头涂鸦，学生抗议，警方克制。1970年代成国家标签，游客注意红灯区和咖啡店。

21世纪，自由标签带麻烦。红灯区游客多，经济好但乱。市政府限游客进咖啡店，淡化宣传。性行业管健康、防贩运。补贴传闻有时夸大，其实限残疾福利。

毒品政策收紧，禁外国游客买大麻。婚姻平权和安乐死继续，医学法律界提新问题，如防滥用、平衡宗教。荷兰形象鲜明，有人赞先锋，有人警风险。

这些实践秀，法律改制度，人心难变。德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步步试底线。开放是冒险实验。荷兰人知，自由有代价，既掌声也麻烦。红灯区咖啡店是表，里头是治理课。矛盾推政策上风口。争论远没完。

来源：源先生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