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驹集》全称《白驹集：从古至今中国诗》，它长长的英文名字早已将它的选编范围圈定了出来——The White Pony: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潮新闻客户端 谭夏阳

《白驹集》全称《白驹集：从古至今中国诗》，它长长的英文名字早已将它的选编范围圈定了出来——The White Pony: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从先秦的《诗经》，一直到民国时期的诗歌，每个时期一章，选编的时间跨度非常大，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古今诗选。

白驹集，资料图

书名“白驹”，取自《诗经·小雅》中的《白驹》一诗。

《白驹集》1947年出版，选编者为英国作家、汉学家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翻译阵容空前强大，都是来自西南联大的学者，也是研究诗歌的专家。

白英1911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一个造船师家庭，二战期间，曾在英国位于新加坡的海军基地服役。服役期间，他遇到了曾任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主任的著名学者叶公超。

在两人的交往中，叶公超向白英讲述了中国的抗战情况，这吸引了白英。

叶公超（1904-1981），曾任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主任。资料图

1941年，在叶公超的引荐之下，白英来到重庆，并作为战地记者亲历了长沙会战，在西方主流媒体《泰晤士报》上报道中国的战况，并辗转于桂林、衡阳、湘潭、长沙等地。1943年，白英抵达昆明，受聘于西南联大，直到1946年离开中国。

离开中国之后，白英前往美国生活，以教书和写作为生，七年后入籍美国。白英在华多年，著有多部关于中国的游记和报告文学，如《永恒的中国》《重庆日记》《中国日记（1941—1946）》等。

白英虽然讲授英美文学，但对中国文化十分着迷，特别仰慕唐宋诗词。

林语堂（1895-1976），当时是文化界明星。

在西南联大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朋友，与林语堂、闻一多、卞之琳、沈从文等同事私交甚笃，经常参加冯至家中的教授沙龙。那时杨振声、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梁宗岱等人常常聚集于此，形成一个讨论文学的沙龙。

这些人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对中国诗颇有研究，有些自己也是诗人，为此他们建议白英多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不妨选编一些英文集子。在他们的鼓动与帮助之下，白英编译了《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白驹集》《当代中国诗选》三本译集，并于1946—1947年在海外出版。

这些西南联大学者在与白英的交往中，深深地影响了他，成为他深入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桥梁。他们常常用英语交流，展开关于中国、印度与西方文明等跨文化问题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白英渐渐意识到东西方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层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闻一多（1899-1946），当时任教于西南联大。

在白英眼中，中国人勤勉，注重家庭，追求生活乐趣，并且对朋友重情重义。“中国人热爱太阳，但对阴影没有热爱，以至于他们绘画时没有阴影——所有东西被置于正午之中透视。”至于拿中国人与印度人比较，白英认为前者所具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不及后者——印度人深爱黑暗，“而中国人是正午的孩子，他们从燃烧的太阳中看待世间万物”。

尽管有些看法失之偏颇，然而难能可贵的是，白英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智慧的一面，觉得他们从容达观，胸怀一切，懂得在白云、流水、溪谷、桃花源等自然的事物当中提取生命的意义，从而悟得生活的真谛。

在白英看来，东方的孔孟圣人犹如西方的耶稣或普罗米修斯，不过，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一种和平思想，而不仅仅是那种受难精神。这个概括，似乎说到了点子上。

在西南联大授课期间，白英常给学生布置翻译唐诗的作业。而他自己，早在重庆时，就开始了中国诗的翻译。《重庆日记》里收录的古今译诗共有三十多首，都是个人的零散译作。后来，他更多的是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

汪曾祺（1920-1997），当时与许渊冲等人是西南联大学生。

《白驹集》与《当代中国诗选》两本选集是同时进行编选的，后者可看成前者的一部分。西南联大的师生组成了翻译《白驹集》的基本阵容：中文系的浦江清译杜甫；哲学系的沈有鼎译屈原《九歌》；外语系的杨业治译陶渊明，俞铭传译屈原（部分）、苏轼，袁家骅译岑参，金堤译白居易。翻译参与者还有汪曾祺、袁可嘉、李赋宁等青年诗人、学者。

入选《当代中国诗选》的九位诗人中，有六位诗人的作品被收入《白驹集》的《中华民国》一辑，分别是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俞铭传、艾青和田间。除此之外，该辑还收入两首旧体诗，作者分别为八指头陀和毛泽东，其中毛泽东入选的是《沁园春·雪》。

白英负责最后的选编和译文修订工作。选集中，唐代的作品收录较多，共选取了近三十位唐代诗人的诗，清代诗歌比较少，明代诗歌一首也没选，这当然和白英以及中国译者偏爱唐诗有关。白英在序言中如此写道：

“这正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在众多优秀作品中该如何选择？唐代至少有2200位诗人写下了48900首诗。这些诗作得以保存，但还有一百多万首其他作品失传了……鉴于他们的辛劳和我们自己极大的无知，有时候我们必须继承他们的事业，知其不可而为之。因此，本书仅是一种尝试：从对中国诗最粗浅的探索中显现其无限性。”

朱自清（1898-1948），当时任教于西南联大。

据曾在西南联大学习的翻译家许渊冲回忆，浦江清和闻一多两位教授负责选诗，白英负责把控译文的选编，即诗歌翻译成英文之后是否合适在英美语境下传播，这得由他来判断。

在译文的选择和编辑上，白英尽量突出诗歌的中国元素，比如强调典型的中国式意象，保留中国诗的韵律感等。他相当清楚自己的定位，“我的职责仅仅是一个编者和修订者，因为我的中文知识不足以裁决如何去翻译中文诗歌的那些微妙之处”。由此他这样操作：“中国学者的译文由我修改，修改后再呈递给他们，直到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

编译这两本诗选时，正值抗战时期，故在题材上对战争有所偏向。对于《当代中国诗选》，他们的初衷是编一部“抗战诗选”，后来才把时间推前至“五四”时期。在《白驹集》的序言中，白英这样谈述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国土的捍卫：

“值得提醒我们的是战争永远在中国诗里留下了印记。即使今天，中国学者有时夜半醒来，会寻思那些在甘肃西北边境涌至玉门关的年轻人怎么样了；这些边陲之地对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凡，绝不可能让任何外来者攫取。

“那些战争爆发在数千里外一个陌生的蛮荒之地，却难以磨灭地印刻在中国人心中。壮丽和荒凉的意象几乎总是从这些偏远的疆域浮现上来——西北埋葬着昭君的青冢、漫漫黄沙的平原、大雪和阴山。即使现在，还有那鬼魅般的红鬃马驹与铁马骑兵的队伍在荒漠之路上跋涉。

“我们听见马蹄的声音，我们看见雕龙镶金的旗帜；较之曾守卫英格兰要塞的兵团军，大漠上的骑兵队更加可见可感，因为诗赋予他们永恒的形象。在某些未知之地，沿着青海之滨或在遥远的费尔干纳，中国人的心灵找到了栖息之地。”

谭夏阳《发明中国诗》，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

面对战争、贫穷和死亡，中国人更加珍惜残存于诗歌中的那些点滴的美，尽管那些美不免简朴与低微。因为贫穷，因为死亡就像衣衫褴褛的鬼怪一样挥之不去，他们只能竭尽全力地去享受生活残存的美丽，去磨砺其感觉，直至一瓣桃花也能像君王的救赎一样耀眼，正如白英所概述的那样：“一枚花瓣的飘落比帝国的倾覆还要响亮。”

看到这一点的白英，无疑是怀着巨大的同情心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那种情感亦深藏在中国诗歌内里，需要他传达给西方读者。

（本文摘录自学者、诗人谭夏阳的新书《发明中国诗》（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第三章《翻译中国诗》第四节《〈白驹集〉与〈葵晔集〉》，本书讲述了西方现代诗人翻译、模仿、创作中国诗的故事，展现了近两百年西方现代诗歌发展中，中国古诗词产生的深远影响。潮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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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