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他树立的崇高精神风范、创造的丰富领导经验、总结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在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了陈云对党的作风建设的高度重视，引用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

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他树立的崇高精神风范、创造的丰富领导经验、总结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在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了陈云对党的作风建设的高度重视，引用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同时强调了陈云身上表现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等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可见，陈云不仅在关于执政党党风问题的思想上为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端正执政党党风方面为全党树立了光辉榜样。

陈云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在改革开放时期又担任了9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对党的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有着长期的领导实践和大量的理论著述，形成了既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又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党建思想。其中的特色之一，就是关于执政党党风问题的思想。

“党的作风”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们所创造。但“党风”一词，却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他在延安整风时作的题为《整顿党的作风》演说中，针对当时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提出要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并且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他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由此可见，“党的作风”与“党风”这两个概念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所区别。大体讲，“党的作风”可以形容一个人的作风，也可以形容较多人或一群人的作风；而“党风”一般不会形容一两个人的作风问题，凡用到“党风”一词的地方，无论指歪风还是正风，都是讲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整体中形成的风气；凡提出要整风，也都是指要整掉党内相当一部分人中存在的歪风，在全党树立良好的风气。

用“党风”这个词来形容党的作风，以引起人们对“风”的警觉，就如同说“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句话中的“色”和“味”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运用汉语词汇特有的丰富内涵，形象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张。战国时期的辞赋家宋玉在《风赋》一文中就用“风”来比喻社会差别，其中写道：“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使用“党风”一词，是借用“风”这个字的隐喻含义，提醒全党注意，不要让表现在个别人身上的一些与党的宗旨相违背的作派、行为、习惯，逐渐传染给越来越多的人，从而蔓延成“风”，败坏党的形象。比如，习近平指出：“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他的话表明，之所以要整顿“四风”，就是因为脱离群众的现象已经不仅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个别现象，而是大量存在，已经形成了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堪称为“风”的问题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最初主要针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破坏；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调节范围的不断扩大，针对的主要问题逐渐变为了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等党风问题。他之所以在“党风”前特别加上“执政党”三个字，一是因为党在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二是因为那时党在全国已经执政了很长时间，并且还将长期执政；三是因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广大党员尤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遇到了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环境、新问题，这些新环境、新问题也就是后来所概括的我们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

1983年，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讲了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

1985年，陈云在中央纪委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又指出：“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值得严重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党委和党员干部，对此没有警惕。例如，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指1984年——引者注）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这样那样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以上论述说明，陈云之所以特别强调执政党党风问题，就是因为党在执政后拥有了政权，加上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因此要特别重视党员尤其领导干部的自我约束，特别严格地要求党员尤其领导干部遵守党的纪律。关于这个问题，陈云早在我们党局部执政，即掌握根据地政权时就开始强调了。比如，延安时期，他在陕甘宁边区就说过：“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他还指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可见，陈云特别强调执政党的作风问题，是党在执政前后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有一次，他在和我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时还说过：“党风问题在各个执政党都存在，我们党是个大党，只要我们把党风搞好，就可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这就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与自身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了。

以上论述针对的都是党在执政后容易脱离群众，以及出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的问题。不过，陈云在重点强调这方面问题的同时，对端正执政党党风的其他问题也没有忽略。比如，他经常强调做到实事求是的“关键是要把‘实事’看全面”，这就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指出：“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他还指出：“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针对一些人从过去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走到另一极端，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的问题，他强调：“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大吃大喝，送很贵重的礼品”等消极现象，他一方面指出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另一方面强调：“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他指出：“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去年（指1984年——引者注）第四季度，那些歪风（指党政机关办企业等——引者注）刮来时，不少的共产党员，有些是老党员、老干部也被卷进去了，对这件事我们必须引起警惕。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

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在陈云看来，要端正社会风气，首先要端正执政党的党风；而要端正执政党的党风，首先要做到领导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起模范表率作用；而要各级领导干部起表率作用，中央领导首先要作出表率。比如，当讲到理论学习时，他说：“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当讲到端正党风问题时，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当讲到中央要求北京党政军机关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作出表率时，他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他还要求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老干部要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在这方面“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他特别提醒所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

陈云强调党的高级干部要在端正执政党党风上起模范带头作用，自己率先做到了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党执政和不执政时，在作风上的要求有些一样，有些则不同。例如，无论执政还是不执政，都要深入实际、实事求是，都要坚持党内民主，都要谦虚谨慎，等等。但执政后，由于党的地位变了，有可能出现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以及贪图享受、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因此，作为执政党的高级干部，要端正党风，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利益和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在这两方面，陈云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优良作风的典范，成为全党学习的楷模。

首先，在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利益方面。仅从我在陈云身边工作时经历的一些事例，就深切感到他那时虽然已退出了第一线工作，但对群众生活的关注不仅没有放松，相反更加体贴入微，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挂在心上。比如，1982年10月的一天，他把我叫去嘱咐，往年这个时候，北京、天津常发生冬储菜烂菜的现象，今年要早抓，要赶在寒流到来之前把菜卖到老百姓手里，卖不掉的要采取措施保温。菜烂不烂，关键就是几个小时。说完，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信拿出来，让我尽快发出去。信中写道：“霜降已过，十一月八日‘立冬’，今年必须避免烂菜。因此，生产、流通、消费这三个环节必须立即组织好。”“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那时，受各种条件限制，居民冬天用菜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随吃随买，而是要在秋菜上市后，到商店把一整个冬天的菜（北方主要是大白菜）一次性买回家储存。由于菜量大，商业部门往往堆放在露天，如果供应慢了，或者居民购买不及时，寒流一到，很容易发生烂菜。那一年，经过陈云过问，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前召开各区、县、局和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秋菜供应、储存工作动员大会，还成立了秋菜指挥部，使冬储大白菜供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基本没有发生烂菜情况。

再如，陈云曾对我说：报上讲，现在大龄未婚青年很多，这与我们近些年宣传晚婚有关，应当由中央书记处议一次，并请一个部门出面抓一抓。我说，新华社最近有一份内部参考材料，反映上山下乡的女青年回城后找不到对象，是否可以在那上面批一下，他表示可以。第二天，我把题为《天津市三十岁以上未婚青年有六万多，市政府要各级领导关心这些人的婚姻问题》的内参送给他，他当即批给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指出：“这个问题不仅天津有，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尤其是女青年方面占的比例很大，是个不算小的社会问题。建议书记处议一下，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后来，中央书记处把这个问题列入了例会议程，并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关心三十岁以上未婚青年婚姻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和关心这个问题，工会、妇联、共青团要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工作，认真抓好。

1982年5月25日，陈云看到前一天《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的《首都少年儿童看戏难》一文，把我叫去说，去年他曾就这个问题给中央书记处领导写过一个条子，建议向儿童开放各单位的内部礼堂。今年他还要给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再写一封信，并要我先起个草稿，表示他同意《人民日报》文章的建议，在新的首都儿童剧场落成前，暂时拨借一个剧场专供孩子们观看演出。另外，他提议在“六一”儿童节，全国城镇的所有影剧院和机关、企业的所有礼堂，都免费向孩子们开放一天。我很快按他的意思把信写好，送他签了字。考虑到当时离儿童节已经很近了，他在信笺上方亲笔写了“特急件”三个字，还在下面画了三个圈圈，以示紧要。5月28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影剧院和礼堂、俱乐部在儿童节当天向少年儿童开放。中办还在“六一”那天拿出中南海怀仁堂，为孩子们演出了一场节目。

1984年9月，陈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山东益都二中刘沂生写的文章，题为《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从中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的第一志愿。他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教师质量不高对下一代影响很大，要我转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要重视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要“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住房问题；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他的二女儿是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他要我转告她应当“归队”。后来，他的二女儿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成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直到退休。

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在陈云身边工作期间还遇到过不少。正是由于陈云经常过问这类其他同志不大过问的“小事”，香港一份杂志把他称作“不管部长”。他听后很感兴趣，要我找出来送给他看看。1982年，一位同志转给我一封署名“北京一市民”的信，称赞陈云为“标准共产党员”。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听后大笑，并把这六字评语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了便笺上。在我印象里，他一向不喜欢听赞扬的话。然而这一次，而且唯独这一次，他接受了别人对他的赞誉。

其次，在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方面。我也通过一些亲身经历的事，深切感受到陈云对自己的要求之严，有时简直到了苛刻的程度。比如，他从小喜欢听评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忙，没有时间听。后来有段时间养病，他把听评弹当成了休闲的重要方法，并且很长时间里一直用当年赫鲁晓夫送给我们党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每人一台的老式磁带录音机。录音机时常坏，只好拿出去修。周恩来知道后，把自己那台送给了他，这样，一台坏了，还可以用另一台。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进口盒式录音机，行政部门提出，过去用的老式录音机太笨重了，想给他换一台盒式录音机。他不同意，直到他的大儿子给他买了一台，这才开始用。有一次，他让我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帮助录一段评弹节目，说完从茶几上拿出两盒没有开封的空白磁带交给我。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不知干什么用，他看出我的疑惑后解释说，这是让他们录音用的，我这才明白过来，并把那两盒磁带寄给了上海广播电台。1984年国庆节前，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庆祝建国35周年的纪念币，每枚1元，赠送给陈云3枚，留作纪念。我送到陈云那里，他对我说：“要给他们钱，否则我不要，我不占这个便宜。”我按他的要求，从他工资里要出3元，寄给了中国人民银行。

陈云对公家的东西看得很重，一点便宜不占，也不让家属占，但对自己的东西，却看得很淡。那时，他发表了文章或出版了著作，凡是收到稿费，一律让负责行政工作的秘书缴党费。我知道后，建议他先存起来，将来捐赠给一些事业，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起初他不同意，认为国家已经给他发了工资，稿费是额外收入，不应当属于他。后来，经过几次做工作，他才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钱先后捐赠给了儿童福利基金会、北方曲艺学校筹建处等单位。他去世后，他的夫人又用这笔钱捐赠过一些贫困学生。对于报刊或出版社支付给他的题字题词的稿费，他坚决不收，一律原封退回。

陈云去外地，从不让当地领导同志到机场、车站迎送，也不允许他们陪同。用他的话说，叫“不迎不送，不请不到”。陈云吃饭也很简单，平日就是两菜一汤，菜谱一星期轮一次，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粗茶淡饭。有一年，我随他到外地，接待单位不知道他的饮食习惯，给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坚决不吃，坐在那里和我聊天，直到厨房重新做了他平时吃的一荤一素，才肯就餐。还有一年大年初一，我值班，到他那里请示工作，正赶上他吃午饭。我看见桌上还是平时的两菜一汤，就说今天过节了，是不是多加几个菜。他说了一句：“不用加，我天天过节。”他的意思是现在同过去相比，平时的伙食就和过节一样，已经很好了。

1984年，陈云79岁，按照中国民间传统，给老人祝寿一般祝九不祝十，为此，家里人提出办个寿宴。他没同意，只是在生日那一天，全家人过来给他祝寿，由我给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1985年，陈云80岁大寿，有关部门提出在他生日那天，中央在职领导和他一起吃顿长寿面。他仍然没同意，说吃饭就免了，大家要来，见个面照个相就行了。到了他生日那天，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顾委、中纪委的领导，以及他的老部下都来看望他，并分别照了合影，就算过了80岁生日。

陈云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工作人员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收礼。他曾开玩笑地说道，只有毛主席、周总理送的礼他才收，因为他们没有事求他。有一次，部队一位和他很熟悉的老同志，从南方给他带来一纸箱香蕉，让秘书坐车送到了中南海大门口。我请示他，他说：“告诉他，我有香蕉吃，让他自己留着吃。”我只好骑车赶到大门口去接待那位秘书，经过反复解释，人家才把那箱香蕉扛回车里去。

要端正执政党的党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严格党的纪律要求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措施，但最根本的措施还在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促进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理想信念。习近平指出：“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陈云对执政党党风问题的深刻论述，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归根结底在于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党性原则。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说过：“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有一次，我向他反映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今后要少讲的看法，他听后立即毫不迟疑地说了一句：“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我听后，对他的反应之迅速、表达之准确十分感佩。因为，他的这句话首先肯定了共产主义确实是“遥遥”的，要实现的确还很遥远，这就与那种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划清了界限；其次将“无期”两字改为了“有期”，仅一字之差，又与“共产主义渺茫论”划清了界限。如果是“遥遥无期”，那搞革命、成立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岂不都成了徒劳无益？当时，我还听说海外有人建议我们党改名，党内也有人认为既然改革开放要吸引外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再叫“共产党”，会引起人家疑虑，不如改叫“劳动党”“工人党”为好。我向他汇报工作时谈起这件事，他当即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时期就有人提出过让共产党改名，毛主席说：什么名字好？我看国民党的名字最好！可惜人家已经用了。”引用毛泽东的这句话，显然是一句带有讽刺意味的反话。他的意思是，党在每个特定时期都有自己的具体任务，但绝不能为了执行特定时期的具体任务而随意改变党的远大目标。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之前，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我说，邓小平要在大会上讲话，希望陈云也能讲一讲。我向陈云汇报后，他对我强调讲话稿中着重谈一下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当时，他从简报上看到，有些农村党员集训，除了给伙食补贴之外，还要发误工费，甚至有的党员不给钱就不去开会。他说：“这在党执政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那时，有些人出国考察，看见发达国家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回来后便鼓吹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他对此十分重视，嘱咐我在发言稿里要写上：对于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且经过教育不改的人，要调动工作；还要我在最后写上：“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并且亲笔在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

总之，陈云关于执政党党风问题的论述及其表率作用，充分说明一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处在新时代的条件下，要想做到联系群众、廉洁自律，首先要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如果心中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要想抵御各种诱惑，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的确是很难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要经受住各种考验，切实做到“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需要搞清楚和牢记的根本问题，同样在这里。

来源：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