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的人，一辈子都绕不开是非对错。天真的时候，觉得说句话就能改变些什么，稍微懂事点，就明白“认真”多半会惹麻烦。韩纯德，大概就是那个出头试探风向的人。你知道么，他那一腔热血，最后到底是救了自己还是坑了自己，难说。

韩纯德：逆风而行的人生

有的人，一辈子都绕不开是非对错。天真的时候，觉得说句话就能改变些什么，稍微懂事点，就明白“认真”多半会惹麻烦。韩纯德，大概就是那个出头试探风向的人。你知道么，他那一腔热血，最后到底是救了自己还是坑了自己，难说。

1913年，山西定襄一个普通的冬天，韩家添了个孩子。据说他小时候不太闹腾，喜欢躲在角落里看书，一本翻旧了还不肯放手。人家说书读多了，容易钻牛角尖，也容易认死理。韩纯德就是这种，明明乡下日子艰，家里孩子多，他却咬着牙要读下去。冬天小手冻得皴了，也不肯放学。他爹没什么大本事，只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别跟自己一样一辈子种地。韩纯德也争气，成绩拔尖，村里的先生都记得住他的大名。

中学毕业那年，韩纯德跑去天津北洋工学院考试。北方火车吱吱地晃，人瘦小、衣服旧，带着母亲缝得歪歪斜斜的书包。那是他第一次离家，心里又怕又兴奋——外边什么样子？会不会有人看不起这身土布长衫的人？其实他倒不太在乎，反正是来读书的，头发剃得干净，眼睛里有点憋着的狠劲。

后来，天津的生活比山西不知繁华多少。课堂上他一边记笔记，一边悄悄观察那些比自己世故的同学。有次上街买馒头，他听见有人在辩论国家大事——救国救民的道道，他也想参与几句，词不达意只好憋住，只在日记本上写下长长的感慨。那时的韩纯德，心里野火渐旺，慢慢也就走上了革命的路。

1935年，他加入了共青团。其实，最开始他并没有想太多，都是一群青年，谁不想做点轰轰烈烈的事？没过一年，就把团员的身份换成了更正式的党员。他回到家乡，不声张，悄悄地拉着几个可信的年轻人谈天，说的都是些大事情——怎么能让家乡的日子好一点，怎么对付那些越来越蛮横的敌人。暗地里发展伙伴，夜里点着昏黄的煤油灯，做的都是冒风险的事情。街坊邻居有时候对韩纯德有些警惕，他自顾自地忙着，看起来比谁都沉着。

抗战那会儿，他常常奔波在根据地里，嘴皮子利索，腿也快。组织宣传、拉关系、发传单——什么都干。别人以为革命是写大字报的事，其实都是在和人迎来送往，和冷暖饭桌打交道。那几年日子苦得很，外头枪声一响，谁都不敢多睡一分钟觉。可韩纯德乐在其中，觉得有意义，觉得自己参与了些什么。有人问他后悔吗？他只笑笑，“哪有什么后悔，早就认了。”

后来，新中国成立了。他被任命做太原第一任市长。城里乱糟糟的，前朝遗留的事情一箩筐。有条马路年年修年年烂，市场里头物价疯涨，阎锡山的老部下还阴魂不散。韩纯德穿着布袍，挤在人群里听意见，开会吵吵嚷嚷，回家常常累得两眼发直。有时候干部聚餐，他也只夹几筷子青菜，用完饭就和几个小青年一起步行回家。他将“实干”挂在嘴边，咬牙压通胀、想法子搞福利。其实很多人心里那时并不服他，觉得他没派头、没根基，但最后还是被他稳住了。

1954年，老韩离开了干了一辈子的地方，去纺织工业部做副部长。这是头回进京，想法也多了些。新部门规矩多，天天坐会议，长时间的沉默，有时让人喘不过气。他并不喜欢争风吃醋，可职位在那，难免被卷进那些无形的暗流。才刚安稳一年，他又被调到了第三机械工业部，还是副部长，就像工厂里的机器一样，被政策拎着走。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气氛紧张到连办公室都变得像冷库。那时候谁都怕说错话，韩纯德却是个嘴巴实在的人。左一边“要抓右派”，右一边“不能冤枉人”。他坐在案头看那些材料，有时候翻来覆去，生怕误判一个人，“这事关人家一辈子，不能胡来。”有人暗里说他太心软，说他顾不上大局，但他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人。”这么做倒真救了不少人，只是很快就惹来了麻烦。

一年后，上头觉得他“保护了右派”，不够狠，给他降了级。这事说起来有些讽刺，平时刚正的人，一到关键时刻却被扣了“心慈手软”的帽子。他连续挨了几次批评，最后被下放到河北藁城县，做个小书记。外地冷清，生活也变得节省，每每写信回家，他都只字不提冤屈，只聊些县里的新鲜事：“今年的玉米长得不错，有人说比去年还多两百斤。”

紧接着“大跃进”来了，各地粮食产量数字飙得离谱。藁城县上报亩产3300斤，谁都心知肚明，但谁都不敢说破。韩纯德还是那副嘴硬脾气，他找了两位省委书记直接反映问题，“这数怎么可能，别哄自己。”但哪有人愿听苦话？有几个人背地里嘲讽他“泼冷水”。再往后，庐山会议以后，他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被贬得更远了——去平山县当林业局副局长，这级别一降再降，六级都没停。

他也不是没委屈，也不是没愤怒。有时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外面是寂静的山林，他会想，不就是坚持了心里那点东西吗？为何就成了“冥顽不灵”？可转念又宽慰自己：“能干一天算一天，总归不能倒。”于是他带着一身风霜去林业局上班，教年轻人种松树，研究防治虫害，还逮过几次蝗虫。县里的人说他真是个好领导，也没人敢多议论了。

1966年，更大的风暴来了。“十年特殊时期”，老韩日子更难。身上的标签一换再换，遭批斗，受冷遇，家里人也跟着受苦。好在他咬咬牙挺过了，没跑没逃没放弃。十几年眨眼而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局势拨云见日，新政宽容，他重回岗位，在纺织工业部做正部级调研员。年纪大了，身形也驼了，却还是那副认真劲，时不时给年轻人说句掏心窝的话。

晚年，韩纯德住在北京，屋里简陋，喜欢喝点茶、看报纸。别的老干部有的投身风花雪月，他还是关心建设事业，有时候在会上发言，也不让人敷衍了事。到2009年，他才算真正走完了自己的路，活了96岁。人生一场，有过高、有过低，曾被毁名，被贬官，被误解，也教过人、救过人、撑过难事。

现在想起来，韩纯德那样的人，到底算不算“聪明”？他想过改嘴顺风吗？是不是有时候太执拗了些？我们常说“实事求是”，可真到关键时刻，有几个人愿意为一两个真实数字丢掉前途？韩纯德不是英雄，也不是什么圣人，他只是那个宁愿被打倒，也不愿说假话的人。或许，他当年夜里写在信纸上的话，还在风里飘着——“看着风向变，忍着心里痛，倒也不枉活这一遭。”

来源：闲情觅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