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八七年的夏天，黏稠得像一块化不开的麦芽糖。小卖部里那台老旧的“骆驼”牌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发出的“吱呀”声，规律得如同我左腿里那根钢钉在阴雨天前的预告。空气中混杂着廉价冰棍的甜味、老鼠胶的化学气味，还有柜台上那本翻烂了的《三国演义》散发出的陈年纸张的霉味。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黏稠得像一块化不开的麦芽糖。小卖部里那台老旧的“骆驼”牌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发出的“吱呀”声，规律得如同我左腿里那根钢钉在阴雨天前的预告。空气中混杂着廉价冰棍的甜味、老鼠胶的化学气味，还有柜台上那本翻烂了的《三国演义》散发出的陈年纸张的霉味。

我正靠在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阳光从门口斜着射进来，在地板上切割出一块明亮的梯形，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翻飞、舞蹈，像一群无声的精灵。门外，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在争抢一根快要融化的红豆冰棍，吵闹声被热浪过滤得有些失真。

这样的午后，我已经过了八年。

八年前，我脱下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带着一条不大灵便的左腿和一笔微薄的退役金，回到了这个长江边上的小镇。镇子没什么变化，依旧是那条青石板铺就的老街，那座逢年过节才会热闹起来的码头，还有那些永远都在家长里短中打发日子的街坊邻居。

我用退役金盘下了街角这家小卖部。不大，也就十几平米，前面卖货，后面一张板床、一个小煤炉，就是我的全部天地。日子像门前那条江水，看似平静无波，实则日复一日，奔流不息。

每天清晨，我在江上轮船的汽笛声中醒来，拉开吱呀作响的木板门，把成箱的汽水和零食搬到门口。白天，我坐在柜台后，看着南来北往的镇民，听着他们的闲聊。晚上，我关上店门，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喝两口劣质白酒，揉着隐隐作痛的左腿，然后沉沉睡去。

左腿的伤，是在七九年那场边境冲突中留下的。子弹打穿了我的膝盖骨，军医说，能保住这条腿，已经是奇迹。每到阴雨天，那块骨头就又酸又麻，像有无数只蚂蚁在里面爬。那疼痛，总会把我拖回到那个大雨滂沱的丛林里。

那里的空气，永远弥漫着硝烟、血腥和腐烂树叶混合在一起的、令人作呕的气味。雨水砸在芭蕉叶上，发出“噼啪”的声响，仿佛永远不会停歇。我的军装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冰冷刺骨。而我背上的人，身体却滚烫得像一块烙铁。

“喂……放我下来……”她在我耳边说，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她的气息，混着淡淡的血腥味和一种草药的味道，喷在我的脖颈上，痒痒的。

“闭嘴。”我咬着牙，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脚下的山路湿滑泥泞，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深一脚浅一脚。我的左腿已经没什么知觉了，全凭着一股意念在往前挪。

“你……你撑不住的……会把我们两个都……都搭进去……”她的声音越来越弱，断断续续。

我没有回答。我只是把她往上托了托，勒紧了用藤条和皮带做成的简易背带。她的身体很轻，但那重量却像一座山，压在我的信念上。她是军医，是来救我们的人。在我们连队被围困的第三天，她跟着增援部队，冒着炮火冲了进来。然后，为了给一个新兵包扎，一块弹片削进了她的后腰。

血，把她那身干净的白大褂染红了一大片，像一朵开在雪地里的罂粟花。

我只记得当时连长下了死命令：“周海，就算你爬，也得把温医生给我背出去！她是咱们连的希望！”

温医生。温晴。我只知道她姓温，晴天的晴。一个和那片阴雨连绵的丛林格格不入的名字。

“喂……”她的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我睁开眼，看到一张满是泥污的小脸。是邻居家的虎子。他手里攥着几张被汗水浸得发皱的毛票，眼巴巴地看着冰柜。

“周叔，来根儿绿豆的。”

我撑着柜台站起来，左腿习惯性地拖了一下。我拉开冰柜门，一股白色的冷气涌了出来，驱散了些许暑热。我拿了根绿豆冰棒递给他。他撕开包装纸，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大口，满足地眯起了眼睛。

“周叔，”他含糊不清地问，“你这腿，又是那个女军医弄的？”

镇上的孩子，都听过我那个被大人们添油加醋了无数遍的故事。在他们的版本里，我背着一个仙女一样的军医，在枪林弹雨里冲杀了七天七夜。

我笑了笑，没承认，也没否认。我只是重新坐回藤椅，拿起蒲扇，看着虎子蹦蹦跳跳远去的背影。

阳光渐渐西斜，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江风吹来，带着一丝水汽的凉意。日子，似乎就会这样一直下去。平淡，安稳，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

直到，那辆墨绿色的北京吉普，像一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突兀地停在了我的小卖部门口。

吉普车的引擎声，低沉而有力，和镇上那些拖拉机、摩托车的噪音截然不同。它像一头蛰伏的野兽，停在那里，就自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场。车身很干净，轮胎上却沾着新鲜的泥土，显然是刚从远方赶来。

街上的闲人都围了过来，对着这辆稀罕的“铁家伙”指指点点。我坐在柜台后面，心里莫名地咯噔了一下。我认得那种车牌，白底红字，是部队里出来的。

车门打开，先下来的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司机。他动作麻利，小跑到后门，拉开车门，然后恭敬地站在一旁。

一只纤尘不染的黑色皮鞋，轻轻地踏在了青石板路上。

然后，我看到了她。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米色连衣裙，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髻，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修长的脖颈。她的皮肤很白，是那种常年不见阳光的、带着些许病态的白。她没有看周围的任何人，目光径直穿过人群，落在了我的小卖部，落在了我的身上。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吊扇的“吱呀”声，孩子们的吵闹声，街坊的议论声，全都消失了。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她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清澈、沉静，像一汪深潭，里面盛满了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有探寻，有确认，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八年了。她的模样，变了，又好像没变。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和狼狈，多了一份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和温婉。但那双眼睛，和记忆里那个趴在我背上，在弥留之际依旧用冷静的语气指挥我如何处理伤口的女军医，一模一样。

是她。温晴。

我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藤椅的扶手。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撞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我想站起来，可那条不争气的左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无比。

她穿过人群，一步一步，向我走来。高跟鞋踩在青石板上，发出“哒、哒、哒”的清脆声响，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她在我面前站定，隔着一张摆满了杂货的柜台。

“我找周海。”她说。声音比记忆中要柔和一些，但那份清冷和坚定，没有变。

我张了张嘴，喉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只能看着她，贪婪地看着她。我看到她眼角的细纹，看到她略显苍白的嘴唇，看到她连衣裙领口下，那道若隐若现的、陈旧的疤痕。

我的目光，让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她下意识地抬手，拢了拢衣领。

“是我。”终于，我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沙哑，干涩，像一块被风干了的树皮。

她笑了。那笑容很浅，像水面漾开的一圈涟漪，稍纵即逝。但就是这一下，仿佛让整个沉闷的夏日午后，都明亮了起来。

“我总算，找到你了。”她说。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用的是那种印着红双喜字的搪瓷缸子，缸沿还有几处磕碰掉的瓷漆。水是凉白开，放在一个大瓦罐里，是我夏天唯一的消暑饮品。

她接过去，双手捧着，指尖微微泛白。她没有喝，只是低头看着水里自己模糊的倒影。

小小的店铺里，陷入了一种奇异的沉默。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八年的时间，像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我们之间。我们之间唯一的交集，就是那段在丛林里，背负着彼此生死的几天几夜。而那段记忆，太沉重，太血腥，不适合在这样一个平静的午后，被轻易地提起。

“你的腿……”她终于开口，目光落在我那条僵直的左腿上。

“老毛病了。”我故作轻松地笑了笑，“阴天比天气预报还准。”

“对不起。”她轻声说，眼帘垂下，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上投下一片阴影，“当年……如果不是为了背我……”

“不关你的事。”我打断了她，“这是命令。再说，当兵的，身上没留点纪念，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上过战场。”

我的语气有些生硬。我不想让她道歉。那不是她的错。在那场战争里，每个人都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她是，我也是。

她没有再争辩，只是把搪瓷缸子捧得更紧了些。

“你……过得好吗？”她换了个话题，抬起头，重新看着我。

“好啊。”我指了指满屋子的货，“看得见，摸得着，饿不死，挺好。”

我的回答，似乎让她有些不知所措。她可能想象过我们重逢的无数种场景，但大概没有哪一种，是在这样一间破旧、杂乱的小卖部里，面对一个瘸了腿、安于现状的退役士兵。

“你呢？”我反问，“看你这样子，应该过得不错。”

我说的是实话。她的穿着，她的气质，还有门口那辆吉普车，都说明她和我，早已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还好。”她淡淡地说，“战争结束后，我回了原来的军区总院。前年，转业到了地方，现在在省城的医院工作。”

她说的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但我能听出，这平静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番际遇。从一个边防部队的卫生员，到军区总院的医生，再到省城大医院的专家，这中间的路，绝不会像她说的这么云淡风轻。

“那……恭喜你。”我由衷地说。

她值得更好的生活。像她那样的人，本就该待在窗明几净的手术室里，而不是满是泥泞和鲜血的战场上。

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晚归的鸟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我起身，拉亮了那盏昏黄的电灯。灯光下，她的脸色更显苍白。

“你……结婚了吗？”她突然问，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愣了一下，随即摇头：“没。一个人自在。”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过了半晌，她才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我问。

“你的抚恤金和伤残补助。”她说，“当年，你背着我冲出重围后，自己也晕了过去。后来部队转移，兵荒马乱的，你的档案出了些差错。上面一直以为你……牺牲了。这笔钱，也就一直没发下来。我找了很多年，才把你的情况核实清楚。”

我看着那个厚厚的牛皮纸袋，感觉有些烫手。牺牲？原来在他们的记录里，我早就是个死人了。难怪，这么多年，部队里再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

这算什么？迟到了八年的补偿吗？

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涌上我的心头。不是愤怒，也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荒谬感。我用一条腿的代价，换回了她的命，也换回了我自己的命。可到头来，在那个我曾经为之拼命的集体里，我只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一个弄错了的档案。

“周海，”她看出了我的情绪，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恳切，“我知道，这些钱弥补不了什么。但是，这是你应得的。”

我没有去碰那个文件袋。我只是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问了那个在我心里盘桓了八年的问题。

“那天，我把你背到安全区后，发生了什么？”

我的问题，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她沉静的眼波里，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她捧着水杯的手，收紧了。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久到窗外的虫鸣声，都变得清晰可闻。

“你把我背到临时救护站，”她终于开口，声音有些飘忽，像是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当时，你失血过多，加上连续几天的奔波，已经到了极限。你把我放下的那一刻，就倒了下去。”

她的目光，仿佛穿透了这间小店的墙壁，回到了那个大雨滂沱的日子。

“我当时也快不行了。我的伤口感染得很厉害，一直高烧不退。但我拼命保持着清醒。我告诉他们，你，必须马上抢救。你的腿……还有希望。”

“我记得，我被抬上了一辆卡车。车上全都是伤员，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拼命地在人群里找你，但我找不到。后来，我听一个护士说，你被分流到了另一辆车上，要去后方的野战医院。”

“再后来……我就彻底失去了意识。等我醒来，已经是半个月后了。我躺在军区总院的病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医生告诉我，我的肾，因为感染，坏死了一个。那块弹片，离我的脊椎神经，只有不到一公分。”

她平静地叙述着，仿佛在说别人的遭遇。但我能想象，那半个月里，她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

“我好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你。”她顿了顿，喝了一口已经凉透了的水，“我去了所有我能想到的地方，查了所有我能查到的档案。但是，没有你的消息。有人说，你所在的那个批次的伤员，在转移途中，遭遇了敌人的空袭……车，被炸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不信。”她说，语气里透着一股固执，“我不信你就这么没了。一个能背着我，在丛林里走三天三夜的人，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没了。”

“我一直在找。从部队，到地方。我托了无数的关系，跑了无数的部门。他们都劝我放弃。他们说，战争年代，生死无常，一个普通士兵，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直到两个月前，我遇到了我们当年的老连长。他转业后，分到了我们省的民政系统。他记得你。他说，他当年亲眼看到你被抬上了救护车。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重新核对了当年的伤员名单，一笔一笔地查，一个一个地对。最后，在一个被错误归档的‘阵亡’名单里，我们找到了你的名字。”

原来是这样。

一切，都有了答案。那些我曾经在深夜里反复咀嚼的、关于被遗忘的孤独和不甘，在这一刻，似乎都有了着落。

我不是被遗忘了。只是，被弄丢了。

而她，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把我从那个冰冷的、错误的名单里，找了回来。

我看着她，看着她略显疲惫的脸庞，和那双因为坚持而显得格外明亮的眼睛。我突然觉得，那个牛皮纸袋里的钱，一点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得我。还有人，愿意花八年的时间，来寻找一个叫周海的普通士兵。

“谢谢你。”我说。这两个字，很轻，但却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

她摇了摇头，眼圈有些红。“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周海，你救了我的命。”

“我们，是扯平了。”我笑了笑，把那个文件袋，推回到她面前，“这个，你拿回去吧。我现在过得很好，不需要这些。”

“不行！”她拒绝的态度很坚决，“这是规定，也是……我的心意。你必须收下。”

我们僵持着。就像多年前，在丛林里，她让我放下她，而我执意要背着她一样。我们都是固执的人。

“这样吧，”她似乎想到了什么，换了一种方式，“这笔钱，算我借你的。我用它，入股你的这家小卖部，怎么样？”

“入股？”我被她这个新奇的词搞得一愣。

“对，入股。”她煞有介事地点点头，“我觉得你这家店，地理位置不错，客流量也稳定，很有发展潜力。就是……经营方式太单一了点。我们可以扩大规模，增加一些新的商品，比如……书报，文具，还有一些……嗯，女孩子喜欢的小玩意儿。”

她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我这间小店，眼神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名为“兴奋”的光彩。仿佛她不是一个省城大医院的医生，而是一个准备大展拳脚的女企业家。

看着她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笑。八年的隔阂和疏离，仿佛在这一刻，被她这个有些荒唐的提议，轻易地击碎了。

“那……分红怎么算？”我顺着她的话，问道。

“五五分。”她立刻回答，“你出场地和人力，我出资金和……点子。很公平。”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我知道，她只是想用一种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帮助我。

我点了点头，说：“好。成交。”

第二天，温晴没有走。

她让那个年轻的司机先开车回省城，自己则在镇上唯一一家招待所住了下来。然后，她就真的像一个合伙人一样，开始对我的小卖部进行“考察”和“改造”。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扫除。

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块头巾，把头发包起来，又换上一身轻便的旧衣服，然后就拿着扫帚和抹布，里里外外地忙活开了。她把那些积了厚厚一层灰的货架，擦得一尘不染。把那些被我随意堆在角落里的杂物，分门别类地整理好。甚至，她还爬上梯子，把那台老旧的吊扇扇叶，一片一片地擦拭干净。

我劝她歇歇，说这些活我来干就行。她却白了我一眼，说：“合伙人，就要有合伙人的样子。我现在是在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添砖加瓦。”

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照进来，照在她微微渗出汗珠的鼻尖上。那一刻，她不像一个医生，更像一个……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普通女人。

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有些恍惚。这个小小的、被我当成避风港的店铺，似乎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不一样了。空气里，不再只有陈旧和沉闷的气息，多了一丝……生机。

大扫除之后，她拉着我，去了一趟县城。

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离开这个小镇。我们坐着那种颠簸的、充满了柴油味的班车。一路上，她兴致很高，像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孩子，对窗外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到了县城，她直奔最大的百货商场和新华书店。

她买了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各种包装精美的糖果、饼干，还有一些女孩子用的发卡、头绳。在新华书店，她更是像搬家一样，买了一大摞的书和杂志。有《大众电影》《读者文摘》，还有很多给小孩子看的连环画。

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熟练地跟售货员讨价还价，看着她在书架前仔细地挑选。我突然发现，我对她的了解，少得可怜。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勇敢、坚韧的女军医，却不知道，她也喜欢看电影，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

回来的路上，我们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挤在班车里。她有些累了，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夕阳的余晖透过车窗，洒在她脸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光。她的睫毛很长，随着车身的颠簸，微微地颤动着。

我看着她的侧脸，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念tou：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该有多好。

回到镇上，天已经黑了。

我们把买回来的东西，重新摆上了货架。小小的店铺，瞬间变得琳琅满目，焕然一新。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封面，和那些包装精美的糖果盒子，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诱人。

“怎么样？”她拍了拍手，一脸得意地看着我，“我的眼光，不错吧？”

“不错。”我由衷地赞叹。

“明天，肯定能开个好头。”她信心满满地说。

那天晚上，她没有回招待所。她说太晚了，懒得走。于是，我就把里屋那张唯一的板床让给了她，自己则在店里的躺椅上对付一晚。

夜很静。我能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从里屋的门帘后传来。那声音，像一首安详的催眠曲，让我那颗因为她的出现而一直躁动不安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

我睡不着。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被月光投下的、摇曳的树影。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那个雨林，想起了她在我背上越来越弱的呼吸，想起了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我说“你一定要活下去”。

八年来，我以为我已经把过去尘封了。我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给自己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围墙。我以为，我可以在这围墙里，安然地度过余生。

可是，她的出现，像一道光，轻易地就照进了我封闭的世界。她带来的，不仅仅是那些新奇的商品，和那个关于“入股”的约定。她带来的，是一种我久违了的、对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我突然有些害怕。我害怕这只是一场梦。梦醒了，她就会离开，回到她那个属于省城大医院的世界里去。而我，依旧是这个守着破旧小店的、瘸了腿的周海。

黑暗中，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左腿。那根冰冷的钢钉，清晰地提醒着我，我和她之间，隔着怎样的距离。

第二天，小卖部的新面貌，果然在镇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那些新增的书报杂志，成了镇上年轻人最爱光顾的角落。而那些漂亮的发卡和糖果，则让孩子们挪不动步。一整天，店里的客人都络绎不绝。我忙得脚不沾地，连揉腿的工夫都没有。

温晴则像个真正的老板娘一样，站在柜台前，热情地招呼着客人。她很会做生意，嘴巴甜，又会推荐。镇上的妇女们，都很喜欢和她聊天。没多大工夫，她就把镇上各家各户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中午，我本想去外面随便买点吃的。她却把我按住，自己系上围裙，钻进了后面那个小小的、只能勉强转身的厨房。不一会儿，饭菜的香味就飘了出来。

两菜一汤。番茄炒蛋，清炒豆芽，还有一个紫菜蛋花汤。都是最简单的家常菜。但那味道，却是我这八年来，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

她把饭菜端上桌，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饭，说：“多吃点，看你瘦的。”

我埋头吃饭，不敢看她的眼睛。我怕她看到我眼里的情绪。

我们就这样，过了一段像是在做梦一样的日子。

她没有提什么时候要走。我也默契地，没有问。我们就像一对真正地合伙人，一起经营着这家小小的店铺。白天，我们一起看店，招呼客人。晚上，我们一起算账，盘点货物。然后，她会给我讲省城里的新鲜事，讲医院里发生的各种趣闻。我则会给她讲镇上的风土人情，讲那些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

我们的生活，被这些琐碎而温暖的日常，填得满满当当。我那条常年作痛的左腿，似乎也好了很多。

我知道，镇上的人，都在背后议论我们。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充满了好奇和揣测。但我不在乎。我甚至有些享受这种被关注的感觉。因为，这意味着，我和她，是在一起的。

直到那天，一封从省城寄来的加急电报，打破了这份平静。

电报是招待所老板送来的。温晴看完，脸色就变了。

“医院里有急事。”她对我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我无法拒绝的决然，“有一台很重要的手术，指定要我主刀。我必须马上回去。”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好。”我点了点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我送你。”

我们收拾好东西，去了镇上的长途汽车站。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离别的气息。

车站里人很多，很嘈杂。我帮她把行李放上车。她站在车门口，回头看着我。

“我……”她想说什么，却又欲言又止。

“回去吧。”我说，“病人要紧。”

“我还会回来的。”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家店，我还有一半的股份呢。”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汽车发动了。她隔着车窗，对我挥了挥手。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载着她的汽车，慢慢地驶出车站，拐过街角，直到再也看不见。

她走了。

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我一个人回到店里。那间因为她的存在而变得热闹、明亮的小店，此刻显得空空荡荡。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她身上淡淡的、好闻的味道。货架上，那些她亲手挑选的商品，整齐地排列着。柜台上，还放着她没喝完的半杯水。

一切，都好像她从未离开过一样。

但她，终究是走了。

那天晚上，我又拿出了那瓶劣质的白酒。我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店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很辣，烧得我喉咙和胃里，都火辣辣地疼。

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我只知道，当我再次醒来时，天已经亮了。我趴在柜台上，左腿那熟悉的、钻心的疼痛，又回来了。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疼。

温晴走了之后，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每天开店，关店，听着江上的汽笛声醒来，在昏黄的灯光下睡去。只是，有些东西，确确实实地，不一样了。

我会下意识地，把柜台擦得一尘不染。我会把货物摆放得整整齐齐。我甚至，开始学着自己做饭，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随便对付一口。

店里的生意，比以前好了很多。那些书报杂志，成了镇上信息流通的一个小窗口。温晴留下来的那些经营“点子”，也确实管用。我的收入，比以前翻了一番。

街坊邻居们，依旧会旁敲侧击地问我，那个漂亮的省城女人，什么时候再回来。

我总是笑笑，说：“快了。”

其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我们之间，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一封信，从这里寄到省城，要走上一个星期。而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在哪家医院工作，不知道她的具体地址。

她就像一阵风，吹进了我的生活，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夏天走了，秋天来了。江边的芦苇，开始泛黄。天气转凉，我左腿的疼痛，也越来越频繁。

我开始相信，那一段日子，真的只是一场梦。一场太过美好的，不切实际的梦。

她是大医院的专家，是前途无量的医生。而我，只是一个守着小卖部的退役残疾兵。我们之间，本就隔着千山万水。那几天的相处，不过是命运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我把她留下的那个牛皮纸袋，锁进了柜子最深处。我决定，把这段记忆，连同那笔钱一起，永远地封存起来。

生活，还是要继续。

那天，镇上停电了。

我点了一根蜡烛，坐在柜台后，借着微弱的烛光，看那本被我翻了无数遍的《三国演义》。看到“关云长败走麦城”那一章，心里突然觉得有些堵得慌。英雄末路，总是让人唏
嘘。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一阵熟悉的、低沉的引擎声。

我心里一动，抬起头。

一束雪亮的车灯，刺破了黑暗，直直地照进了我的店里。

还是那辆墨绿色的北京吉普。

车门打开，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车上走了下来。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风衣，夜风吹起她的衣角和发梢，在车灯的映照下，像一尊降临凡间的神像。

是温晴。

她回来了。

她快步走到我面前，气息有些不稳。

“怎么……停电了？”她问。

“老毛病了。”我说。

她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三国演义》和那根快要燃尽的蜡烛，眼神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

“周海，”她说，“跟我走吧。”

“去哪儿？”我问。

“去省城。”她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你的腿，我联系了全国最好的骨科专家。他们说，还有治愈的希望。你的档案，我也帮你转了过去。民政部门会给你安排一份清闲的工作。这家店……我们把它盘出去。”

她一口气说了很多。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颗投入我心湖的石子。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在烛光下，显得格外明亮和坚定的眼睛。我突然明白了。

她不是回来入股的。她也不是回来做梦的。

她是回来，带我走的。

“为什么？”我问，声音有些干涩。

“没有为什么。”她笑了，那笑容，在摇曳的烛光下，显得格外温暖，“八年前，你背我走出丛林。今天，换我，带你走出这里。”

“周海，我们后半生，一起过。”

那一刻，窗外的江水，仿佛都静止了。

我看着她，这个我用性命救回来的女人，这个用了八年时间来寻找我的女人，这个愿意放弃一切，来拉我出泥潭的女人。

我的眼泪，终于还是没能忍住。

八年的等待，八年的孤寂，八年的自我放逐，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

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紧紧地，抱住了她。

我什么也没说。

但是我知道，她都懂。

来源：生活处处是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