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30岁到43岁，于桐在果麦工作了十多年，由普通的产品经理一路做到北京产品部总编辑。2023年5月31日，他以一条简短的朋友圈发文宣告了这段经历的结束。

过去一年，于桐不止一次回答过自己为什么要辞去果麦文化（以下简称“果麦”）高管的职位出来单干的问题。

从30岁到43岁，于桐在果麦工作了十多年，由普通的产品经理一路做到北京产品部总编辑。2023年5月31日，他以一条简短的朋友圈发文宣告了这段经历的结束。

自己做书，或是组建一个小团队来做书，是于桐在28岁就想尝试的一种可能，但受当时的外部环境所限，最终只是一次没有结果的浅尝辄止。得益于行业发展的日趋成熟，图书生态链上的分工和定位越发清晰，像他这样只想做书、不愿过多涉及其他业务的从业者慢慢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埋藏在心底的想法再次浮现，于桐觉得是时候了。

万有清澄

“创办万有清澄，是此刻必然要做的事情。”于桐在新公司万有清澄公众号的第一篇推文中写下这句话。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选择创业，是不是看到了什么特别的机会，于桐说并没有，只不过做书是他唯一会做的事情，也是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大盘数据不好并不足以动摇他的决心，“2005年入行的时候，我就一直听到这个行业快没了的论调，但它不还是在这吗？依然还是有现象级的书、有几百万册的书出来，所以说看大盘数据来替自己做选择，我认为是非常不科学的。”于桐认为总体数据虽然不好，但也有活得好的出版机构，对于认真做书的人来说，总归还是有机会的。

十多年前，新创立的图书公司大多追求在一个单体机构内完成出版的所有流程，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图书公司认识到并不一定所有的环节都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完成，像万有清澄这样专注于做产品的小团队很容易就能找到有规模化优势的大平台合作发行等流程，进而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去年，万有清澄和果麦合作了熊亮的《中国节日绘本》，和联合天畅合作了冯唐的《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索飒的《荒野的喊声》等书，合作过程十分愉快。

“把事情想清楚、说明白”，这句来自于桐师友冯唐《金线》中的话，就是万有清澄这一名称的含义，也是前者所信奉的基本原则。

创立一个品牌自己做书，在外人看来是一瞬间的决定，就于桐而言，这既是直觉，更是理性与逻辑思考的结果。他说自己不会算小账，但在大方向上一直都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做一个非常小的团队，和最顶级的人合作，一起做一些15年后还有人买、30年后还有人提起的书。而关于公司叫什么名字、选在哪里、怎么运作之类的具体操作上的事，直到他离职时，也没有仔细考虑过。

曹曼是万有清澄的联合创始人。从对产品的极致追求上来讲，他们高度一致，于桐说自己没有见过比曹曼更追求卓越的人，“当很多人甚至包括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已经足够了的时候，她还要再往前追求一些更好的可能性”。

之前有不少前辈建议于桐创业一定要找一个和自己互补的搭档，他很感谢这些建议，但互补就意味着双方会有不同的选择，更容易产生沟通上的消耗，将沟通成本低视为第一要义的他还是希望能和自己相似的人一起工作。

“想要达到任何一个目标，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右走，最重要的是坚定，坚定往左走就往左走了，大不了绕地球一圈也能回来。”曹曼的加入让于桐对他们做的事有了更大的信心，也正因此，他把2024年视作万有清澄正式运转的第一年。

“把一件事做成，无非是钱、人、时间这三个条件。”于桐说。钱是他认为的三个条件中最容易解决的一个，而人是最重要的，随着曹曼的加入，这个条件也实现了，接下来的就交给时间。

于桐一点儿也不着急，他希望按照既定的想法和方向，以一年六七本书的速度做书，做一些能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生命周期的长销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积累下来二三十本长销书，这些书每年都有人买、有人看，“这是我追求的东西，我不想做那种生命周期只有半年的书”。于桐认为相比偶然性大的畅销书，这恰恰是依靠人力完全能实现的目标。

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于桐入行的年代，图书市场还处在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的尾巴上，在此之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是个新兴行业。他把那个时候的出版业比作挖原油，“使用的是过去二三十年积累下来的东西，随便挖一铲子都是原油，有很多好书，不需要太多技巧”。

但原油注定越来越少。“接下来是精炼化工的阶段。”于桐说，“要去做塑料、做汽油、做化妆品，要做出新的东西，就好比美国的3M公司，沙特的石油产量高不高跟它没有关系，它只需要很少的原料，做更高附加值的东西。”这种考验编辑手艺的高边际附加值、强策划的产品正是万有清澄要做的。

以三月初上市的冯唐新作《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为例。如果按挖原油的思维，把诗加上配图直接作为一部诗集呈现就可以了，于桐知道那样也能有不错的市场。但最终他们和设计师一起，打磨出了一部无法简单被定义为诗集或摄影集的产品。

他们请来了有同样情感经历的摄影师拍摄静物照片、有同样理解的视觉指导来调整内文的视觉节奏，最终的成品以红色为主色调，给人一种非常热烈、充满力量的振奋感。于桐把做好的样书拿给朋友们看，他们看完告诉他，自己也想过这样的一生。尤其让他感到满意的是，一个奉行断舍离的朋友看完书后感叹一个人怎么能对自己这么好、这么爱自己，并因此产生了是不是应该留点东西的想法。

看过之后的人都会觉得，这就是自己想活出的样子。“在传播的过程中你会脱口而出它的书名”。于桐觉得，就算是跟冯唐这样的大作者合作，由于编辑的强策划介入，最后做出来的一定是一个主题优先的艺术品。

强策划的背后，万有清澄的产品无一不是其价值观及方法论的体现和彰显。于桐借用了星云大师的十六个字作为标准：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前12个字是价值观，后4个字是方法论。

作为一个在悲观和乐观之间摇摆的人，于桐在做书这件事上只想做给人正面和积极意义的东西。“比如说看了一本书之后，能获得一些知识、一些智慧或一些勇气，让大家看到一些更美好的东西，让大家更有信心。”至于给人方便，他认为更多是阅读体验上的，比如说让一本书摸起来更舒服、阅读节奏上更自然，这些东西都是给人方便的。价值观更多体现的是在选题和策划层面的功力，方法论则是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来实现。

《荒野的喊声》的装帧设计出自于桐的好友、设计师韩笑的手笔。书封上再现了书中内容所对应的元素和色彩，没有一处设计是多余的、无意义的，都来自于桐和设计师的充分沟通和精挑细选。整本书不只是看上去恰到好处，从封面到内文的用纸也是基于他多年做书经验的选择，短绒毛的封面覆膜设计让整本书摸起来温润舒适。

之前工作时，尽管公司内部就有很好的专职设计师，于桐却一直坚持保留了设计外发的渠道，因为在他看来，一个设计师再好，也不适合为所有的书做设计。为一本书找到最合适的人，为此设计费可以不设上限，但他也讨厌过度设计，“合适”才是最重要的，他从不迷信任何一位设计师，所有设计的前提是基于做书者对自己的书的充分理解，且设计的最终目标仍是为阅读服务。

和找搭档一样，于桐觉得包括设计在内任何需要合作的环节，最重要的还是人，“人和人是对的，并且能把想法想清楚说明白，就是‘清澄’”。

我是这本书的编辑

在《荒野的喊声》的编辑手记中，于桐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是编辑：“我没有说我是它的出版人或是出品人。我是它的编辑，我特别享受这个身份。”

从果麦离职前，于桐已经做了7年总编辑，他经常还会自己独立做书。即便是入行近20年，对做书这件事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定，他告诉《出版人》杂志记者：“我肯定是要毕生做书的。”

出版向来被视为一个重视经验的行当，于桐本人也有长时间做书的经历，但他一直都相当排斥只靠经验做书，“经验是过去的东西，很多时候经验会阻碍你去理解这个东西的本质。”过去带编辑时，他特别不提倡编辑们去书店只看产品——去书店是为了观察场景、研究人群，而非单纯分析产品。“因为做书一定是基于某个人坚定的理解，永远是这样。”

他尊重编辑为做出一本书付出的努力，如果编辑能非常坚定和清晰地告诉他为什么要叫某个书名、为什么要做某种设计、为什么要做特定的开本大小等，都能说出完整的理由来，即使最终他们的理解不一样，于桐也会选择尊重编辑的想法。“编辑比我在这个事情上沉浸得更深，他在这个事情上可能花费了100个小时，我只用了1个小时。做书不是依据职位或者仅凭经验决定的。”

一本书的最终形态一定是一个逻辑推演出来的结果。他觉得在选题论证阶段，编辑就应该去想象这本书最终呈现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以及它要引起人的什么样的心理反应。理性前置，等到论证结束，有了依据，后面的事情再交给灵光。

没有理想主义做不了出版，于桐绝对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难得的是，他也不回避现实的一面——承认做出版是一个商业活动，要尊重商业规律，“我做的所有书，在追求价值和美的同时，依然要让它畅销”。而最终一本书畅销与否，相比宣发手段的高明，他认为最关键的是能否挖掘它和这个时代的关系。

万有清澄最近要上的一本新书叫了一个很长的名字：《猫咪是猫咪，这已经让人感觉幸福》，于桐认为这个名字对应了当下的一种普遍情绪：大家卷不动了。“卷不动就做自己，猫咪是猫咪，这已经让人感觉幸福。猫咪从来不想成为别的东西，猫咪只是猫咪。在一个生态系统里边，如果所有人都去追求长成更高的树，那是不健康的，既有更高的树，又有藤蔓，又有苔藓，才是一个健康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在传达一种情绪，这也是我希望能够给时代的一个安慰。”

作为编辑，要做和这个时代同步、能产生价值的产品，而最终能否被时代选中，成为大畅销书，很大程度上是个被动的结果，不是凭借主观意志可以追求的，正因如此，“我们反而应该做好自己，把精力放在自己最能掌控的东西上。首先你是自己，然后才有被选择的资格”。

做一个可控的小公司

在2024年的年终总结推文中，他形容这一年来是“在刀锋上行走，崎岖不易”——要直面自己内心的怀疑、恐惧和欲望。离开大公司自己创业的代价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面对，但对于桐来说，“这个代价值得就可以”。

现在于桐常有的感受是自由，节奏和时间都能自己掌握。此前作为一个大公司的高管，他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而现在，只要将公司保持在一个小型的规模，从选题到业务的一切显然都在他可控的范围内。

包括两个合伙人在内，万有清澄现在一共只有4个人。小公司的优势很快就显现出来，从现金流来看，万有清澄已经打平了。由于规模小，成本易于控制，于桐可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用太担心生存的问题，他和同事们因此能更从容地去做好书，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至于说运营一家大公司，在于桐看来是很困难且很值得尊敬的事。问到他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出版人，他毫不犹豫地提到了路金波和陈明俊。在他眼里，陈明俊的整体气质偏出版家，路金波的气质则更偏企业家一点，两位分别代表了行业里两个不同类型或方向的最大成就。

在尊重这个行业、尊重书这种产品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于桐相信通过人力是可以保证一些基本的销量。如果找到了一个产品和这个时代的关系，找到了它的独特价值，加之有充分的宣发和销售渠道的覆盖，他觉得一本书至少应该有5万册的销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追求的目标，这可以让一个小团队生存，并且让团队中的每个人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出版理想。”

来源：出版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