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冬妮：世界级湾区——创新生态的“热带雨林”

摘要：在湾区经济发展晋级为世界级湾区的所有要素条件中，创新力是核心之核心。创新力既来自科技创新，也来自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这决定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区域创新系统的健康持续发展，根本在于好的创新生态。从自然界看，热带雨林是陆地上净初级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

何冬妮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转型、区域经济合作、科技与产业政策。

2025.03.19

在湾区经济发展晋级为世界级湾区的所有要素条件中，创新力是核心之核心。创新力既来自科技创新，也来自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这决定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区域创新系统的健康持续发展，根本在于好的创新生态。从自然界看，热带雨林是陆地上净初级生产力（NPP）最高的生态系统，也是陆地上最大的生物基因宝库，其涵养的水量更是接近地表淡水总量的1/4。除了自身稳定的循环进化功能外，热带雨林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健康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湾区经济发展的历程看，世界级湾区吸引各类发展要素深度嵌入特定地理空间，进而形成集群、种群的过程，也是区域创新生态不断更新、再生和优化的过程。

世界级湾区的创新生态，堪比热带雨林，不仅要有能够自我循环自我修复持续进化的功能，还要进化出足以调节国家乃至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当能力。尽管这些湾区在创新的主体、结构、机制、政策环境等方面各有特点，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仍然可以找到它们在区域创新生态上的某些相似性。

01 科技与产业共同进化

科创引领产业发展、科技与产业互为驱动，是世界级湾区的共同特点。如果我们设置一个科技创新的“微笑曲线”，左上角是原始创新，中间偏左下是应用转化，中间偏右下是大规模产业化，右上角是科技金融，那么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可以说是占据了这条“微笑曲线”的两端——这两个湾区的基础研究、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以及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能力最为突出，从而使得这两个湾区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处于最顶端。地处加州的旧金山湾区是全球人工智能之都，在生物技术、信息通信等领域的科技都领导全球。而现代企业是推动科技与产业共同进化的主体，是吸引顶尖科研人员和全球风险资本的重要载体。《财富》杂志最新榜单显示，加州拥有全美500强企业中的57家，数量位居美国各州榜首，纽约州与得克萨斯州并列第二，各有52家。《GEI世界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美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为530家，数量前五位的城市为旧金山（136家）、纽约（105家）、帕洛阿托（21家）、波士顿（15家）和芝加哥（13家），也就是说，旧金山湾区与纽约湾区是美国独角兽企业的主要栖息地。

东京湾区在应用技术及产业化落地方面的能力傲绝全球，其半导体、汽车制造、电子消费品、精密机械、石油炼化等高附加值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很高。东京湾区在能源、电器、汽车、精密机械、重化工业等产业领域拥有诸多全球500强企业，如丰田、日立、三菱等。东京-横滨科技集群长期雄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GII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榜首，三菱机电的专利申请是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在进出口贸易额、国际机场数量、港口数量、机场旅客吞吐量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等指标上均已居于全球前列，电子信息、电气机械、新能源汽车、化工制造、高端装备等制造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正带领湾区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整体升级。大湾区既有以财富500强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又有以专精特新为代表的创新型中小企业。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美国企业有139家，中国企业有133家，日本企业有40家。其中，大湾区的华为、腾讯、联想、比亚迪、中国电子、立讯精密等22家企业上榜，行业遍及信息技术、汽车、保险、金融、生物医药、工业机械、交通物流、房地产、家电等领域。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大湾区科技与产业共同进化的能力还需要加强，提升原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水平仍然道阻且长。以苹果链为例，虽然大湾区是苹果在中国的重要布局点，大湾区拥有数个苹果链的智能制造产线，但显然旧金山湾区的总部获得了苹果价值链上的最大份额。

02 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的动力活力

制度创新是世界级湾区持续提升创新力的根本保障。科技创新根本在于人，科技竞争的根本也在人。美国是全球创新第一强国，美国历史上用了一系列的制度来吸引人和激发人的创造性。例如，美国的技术移民制度为旧金山湾区与纽约湾区吸引科创人才提供了重要保障。1952 年美国政府颁布《麦卡伦-沃尔特法案》(McCarran-Walter Act)，该法案在提高移民门槛的同时，将一半左右的移民名额用于吸引高技能人才。而后在60年代颁布了《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废除了自20世纪20 年代以来实施的歧视性国籍配额制度，将以种族为基础的移民限额制转变为以国籍为基础的全球限额制，这使得美国引进亟需人才可以不受种族和国籍的限制。1990年出台《新移民法》，着重吸引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特定高级人才。实施 H-1B 签证计划，规定特定领域的高级人才不受配额限制。2000年美国通过《美国21世纪竞争力法案》（the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ct of 2000），进一步增加 H-1B 签证的数量。2022年，拜登政府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大幅降低STEM人才的技术移民门槛，扩大STEM专业领域，放宽申请标准，还增设了“W”签证即外国企业家创新签证。虽然现在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美国政府有意收紧移民制度、推进人才脱钩，但都难以否定移民制度对美国科创和经济作出的巨大贡献。作为全球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最多的国家，美国斩获了一半以上的诺奖，而这些奖项中超过1/3是移民的贡献。

中央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在技术移民等方面先行先试。广东省出台了“紧缺人才清单制度”“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等举措。如果国家技术移民的制度创新尽快有更大突破，大湾区率先落地，我们的技术创新人才储量将有望实现爆发式增长。

03 多元开放的文化孕育创新土壤

文化因素深刻影响着创新的方式和程度。尽管世界级的湾区都拥有冒险、开拓、开放、包容等海洋文化的基因，但不同湾区背靠大陆文明的基因记忆并不相同，由此孕育出的创新文化也各有特点。我们团队的研究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决定了其更倾向于开放、流动的创新网络，如旧金山湾区与纽约湾区的创新创业文化与网络中，投资者、创业者、研究者等身份都是流动的，是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可随时串联起各项创新资源。相较而言，东亚的集体主义文化则更强调长期合作关系，如东京湾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与关系网络，政府和大财团大企业扮演着创新引领的角色。

那么在各种创新文化里，什么样的文化最能驱动原始创新？旧金山湾区在原始创新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可能原因在于其创新生态体系中很难复制的文化因子。有研究者把硅谷的成功归因于“叛逆”文化，并把仙童公司看作是叛逆文化的代表，仙童“八逆童”的破壁行为不仅深刻影响后来者，也塑造了硅谷勇于开拓“破壁”的精神。虽然叛逆精神和质疑精神并不划等号，但正是这种将个人忠诚献给技术、献给行业而不是单个企业的“包容+叛逆”的矛盾文化，才形成整个硅谷地区不断聚散、不断革新的发展格局。在笔者看来，在以标准化为特点的大工业生产时期，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是日本工艺做到极致且始终保持领先的重要原因，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抑制了人才开放流动带来的原始创新潜力。

04 “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共塑创新生态基底

湾区的创新水平与其市场化程度紧密相关。在湾区经济的萌生阶段，贸易和商业活动基本是靠市场自发秩序。在湾区经济由港口经济贸易经济为主向创新经济为主的转型升级进程中，市场机制仍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有效的市场机制是保持湾区经济开放性、流动性的基本前提，是市场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基本前提，是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积极性的基本前提。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主要是因为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科研上的高度自主性和能动性，以及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的共同结果，并非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市场机制决定资源要素配置，才可形成需求导向的创新循环。

但是，政府并非只是放任自流。从世界级湾区的发展历程看，政府在规划引导、资金支持、制度保障、生态呵护四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规划引导。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不可设计，但未必不能引导。纽约湾区已经历经四次规划，东京湾区迄今也已有五次规划。2021年大都会交通委员会和湾区政府协会发布《湾区规划2050》及其补充报告，成为旧金山湾区最新的长期规划。东京湾区的规划不仅是政府主导，而且开辟了区域精细规划的先河。东京湾区规划成功的经验在于广纳智库建言，以促进湾区规划的开放性和协同性。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的规划由非政府机构和民间智库提出，并非政府主导，政府发挥着协调及支持的作用。例如，1961年旧金山湾区设立湾区政府协会，成员单位包括湾区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为联合地方政府的区域规划咨询机构，为本地科创发展发展制定合理规划、提供配套支持及跨界规划治理。在粤港澳大湾区政府规划引导更为常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规划主体，对大湾区总体发展、空间和产业布局、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等都有所规划。

二是资金支持。美国政府是许多新技术的最大资助者和买家。旧金山湾区是美国海军面向太平洋的战略中心和研发基地，为美国无线电等重要军事技术研究打下了基础。美国国防部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及其他联邦机构等合作资助了诸多前沿技术研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及政府科研资助部门，获得超过9成的联邦政府健康领域研发预算投入，其中又有8成以上投往院外研发机构。

三是制度保障。美国政府对科技创新采取了如法国社会学家福柯所说的积极的“法律干预主义”，通过立法鼓励科技创新、技术转化与技术移民等。典型代表如前文提到的《拜杜法案》《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哈特-塞勒法》《1990年新移民法》等。在促进技术转化方面，为破解“沉睡专利”的困局，1980年美国颁布了《拜杜法案》，允许企业等承包商保留联邦政府资助专利的所有权，同时也保留了政府对专利许可转让的介入权。同年通过的《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要求政府拥有的科研资源向企业等开放。1984年《全国合作研究法案》等法律和政策进一步释放科创主体的动力。当然，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也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为了有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斯坦福大学在上世纪60年代开创性地成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e, OTL）。OTL成立当年带来的收益就超过成立前15年里获得收益的10倍。这一模式随后扩散到整个湾区，产生了巨大的带动效应。这一系列制度构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导致美国高校技术转化率快速提升。

四是生态呵护。政府是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其行为影响着生态健康的方方面面。从全球看，科技强国的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并非我们想象的放任自流，而是创新生态的积极培育者，不仅是像以色列、日本、新加坡这些亚洲创新强国，美国也是如此。美国的湾区创新生态，虽然自然生长的特点突出，在过往很长时间内政府对创新生态的培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基层创新、微观创新的包容、认可和法制化。也有主动为之，例如，在包容中小微型企业创新发展方面，联邦实验室专门设立产业技术中心，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进行研究支持，尤其是给小企业提供技术援助、创新咨询服务、培训等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2023年时任美国总统拜登通过商务部宣布要在全国建设31个科技中心，旨在推进新兴技术与高潜力技术创新，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中心，这31个技术中心由私营企业、州和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机构、工会、社区和非营利组织等组成。东京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生态呈现出更强的政府培育特征，特别是地方政府会利用影响资源配置的各种手段来推动创新创业。从全球看，湾区政府培育维护创新生态的模式、手段和机制各有不同，我们不能做简单的优劣评判，这是一个需要深入调查与研究的课题。

总体而言，在各大湾区的创新生态中，虽然市场和政府组合的模式及作用机理有所不同，但这些湾区创新生态的共性也很明显：创新的活力源自开放与流动，创新的动力源自释放企业、科研机构及人才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创新的定力源自坚定培育开放包容创新生态的政府。只有有效的市场机制与有效的政府治理结合，湾区经济才能不断增强科创主体、科创要素的流动性和多元性，进而形成“热带雨林”般的循环系统与创新生态。

我们还需要加强认识，世界级湾区的创新生态对所在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发展及治理上，在应对战争危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挑战上，这些具有超强影响力的湾区在开展健康的科技与产业竞争时，更应加强促进人类共同福祉所必须的合作与交流。如果这些湾区发展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创新之锚、发展之锚、稳定之锚，我们或可避免或延缓走向自我毁灭的命运。

参考文献

1.谢达鞅: 创新之争：旧金山湾区VS波士顿128公路区 ——从经典案例看后发产业园如何“弯道超车”,中国产业园区上市白皮书，2022.

2.陶希东：美国旧金山湾区跨界规划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10期.

3.李永洁, 孙轶楠, 唐小利.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医学科技创新资助政策演变及其启示. 科学观察, 2024, 19(3): 1-12.

4.郑永年, 何冬妮. 世界湾区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打造引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国际科创中心.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39(9): 1508-1523.

5.罗涛.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的成功经验[R].北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1.

6.郑永年，方伟创，何冬妮. 移民与诺贝尔奖的启示：如何打造开放的人才体系[R]. GIG政策分析报告. 2024-01.

7.广州市规划院，湾区观察⑨｜东京湾区：世界级“产业湾区”转型的经验与借鉴，2024年09月06日

8.吴秋菊.推进标准制度型开放的思路和举措研究[R]. GIG政策分析报告. 2024-01.

9.长城战略咨询：《GEI世界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