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开国元帅——罗荣桓

摘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罗荣桓以独特的政治工作才能和军事指挥智慧著称。他不仅是毛泽东口中“最守纪律的‘党内圣人’”，更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从秋收起义的烽火到东北解放战争的硝烟，罗荣桓始终以忠诚与智慧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心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罗荣桓以独特的政治工作才能和军事指挥智慧著称。他不仅是毛泽东口中“最守纪律的‘党内圣人’”，更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从秋收起义的烽火到东北解放战争的硝烟，罗荣桓始终以忠诚与智慧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心力。

早年经历于革命觉醒（1902-1927）

1902年11月26日，罗荣桓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其父罗国理是当地乡绅，家族以经营杂货铺为生。得益于较为优渥的家境，罗荣桓自幼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后转入新式学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深受新文化思潮影响，立志追求社会变革。

1924年，罗荣桓考入青岛大学工科预科班。在校期间，他目睹日本殖民者在青岛的横行霸道，参加了反日爱国运动。1927年，面对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罗荣桓毅然放弃土木工程专业，投身革命洪流。同年4月，他前往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并在那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共产主义事业紧密相连。

红军时期的政治建军探索（1927-1937）

1. 秋收起义与三湾改编

1927年9月，罗荣桓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特务连党代表。起义失败后，部队在三湾进行整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罗荣桓在此过程中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他深入士兵群体，通过谈心谈话化解思想波动，成为毛泽东早期建军思想的重要实践者。

2. 井冈山斗争与古田会议

在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时期，罗荣桓先后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他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首创“诉苦会”“士兵委员会”等教育形式，极大提升了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上，罗荣桓支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报告，其政治工作经验被写入《古田会议决议》，为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出重要贡献。

3. 长征中的特殊使命

长征期间，罗荣桓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遭受重创，他带领残部突破封锁，坚持完成掩护主力任务。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点将罗荣桓负责红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他创造性地在行军途中开展“飞行会议”“行军识字班”，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革命理想，被战士们称为“提着灯笼走夜路的人”。

抗日战争：山东根据地的擎旗者（1937-1945）

1. 挺进山东的战略布局

1938年，罗荣桓率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入山东。面对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武装的复杂局面，他提出“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插入敌后、争取群众、挤压伪政权、打击顽固派、统一战线、反“扫荡”。至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已建立起完整的党政军体系，控制区域达2400万人口。

2. 甲子山战役与统战智慧

1942年，原国民党军111师师长常恩多率部起义后，罗荣桓指挥三次甲子山战役，歼灭顽固派孙焕彩部4000余人。此役不仅巩固了滨海抗日根据地，更开创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统战范例。毛泽东对此评价：“山东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都活了。”

3. 反“扫荡”与经济战

在日军实施“铁壁合围”战术期间，罗荣桓创造“翻边战术”——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根据地边缘，待敌深入后向其后方出击。同时，他主持发行“北海币”，建立兵工厂、被服厂，开展大生产运动。至1945年，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成为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决胜东北的幕后统帅（1945-1949）1. 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

抗战胜利后，罗荣桓率山东主力6万余人跨海北上，成为最早进入东北的部队。他力主“分散安家，建立根据地”，反对与国民党军盲目争夺大城市。1946年，他主持东北局“七七决议”，确立“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为后来反攻奠定基础。

**2. 三下江南与后勤革命**

1947年三次南下松花江作战中，罗荣桓首创“二线兵团”制度：以地方武装升级为主力，再组建新地方武装，形成良性循环。他建立军工生产体系，使东北野战军成为全军首个实现武器自给的部队。辽沈战役期间，他动员160万民工支前，筹集粮食7000万斤，保障了战役物资供应。

**3. 天津战役的政治攻心**

平津战役中，罗荣桓指示部队对天津守军展开政治攻势：用广播喊话、发射“宣传弹”、释放俘虏传递信息。这些举措促使国民党军第62军部分官兵阵前倒戈，加速了天津解放进程。傅作义后来坦言：“共军的炮弹能打进人心，这是最可怕的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主导制定《政治工作条例》，确立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框架；推动军衔制实施，主持设计55式军服；创建军事科学院，提出“研究敌人、研究自己、研究历史”的治军理念。即使在病重期间，他仍坚持撰写《古田会议和我军的政治工作》等理论著作，为军队正规化建设留下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