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帝尧五年，偏居南方的越裳氏听闻其贤德，也远道而来。这个氏族的语言，中原人从未听过。但朝堂上还有其他南方之国的使者，越裳氏便通过他们的几重转译，实现与帝尧沟通。

民族交融

古代，天南地北的族群语言各异，那么他们之间又是如何沟通的呢？

相传，帝尧做天子的时代，以仁德治天下，社会政通人和，四方诸侯纷纷前来朝见。

帝尧五年，偏居南方的越裳氏听闻其贤德，也远道而来。这个氏族的语言，中原人从未听过。但朝堂上还有其他南方之国的使者，越裳氏便通过他们的几重转译，实现与帝尧沟通。

▲越裳氏朝见帝尧。（AI制图）

越裳氏为尧奉献了一只大龟，约有一千岁，长宽三尺有余，背甲上有蝌蚪形文字。通过几重转译，帝尧得知这些文字记载了自开天辟地以来的历史，便令人用中原文字将其转录下来，命名为“龟历”。

事实上，自五帝以来，中原就与周边部族频繁来往。在彼此交流时，自然会有专职的翻译人员进行转译、沟通工作。译官群体以语言为载体，通过持续的意义生产与文化转码，不仅推动了不同文明的政治整合与经济交流，更在文明深层结构中塑造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

▲《明妃出塞图》（图片来源：北京故宫博物院）

西周王朝在建立之初，就开始重视与周边族群的交流与沟通。在这一过程中，译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礼》中详细规定了“象胥”这一职官体系，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设置了“东寄”“南象”“西鞮”和“北译”，专门负责处理与蛮夷戎狄等周边族群朝聘时的语言交流事务。

“象胥”的职能不仅局限于语言翻译工作，还涵盖诸多重要的政务，如向四方诸侯与边地百姓传达王令。

西周初年，周成王年幼，周公旦临朝摄政，东征叛乱之国，制礼作乐，使天下重获安宁。四方之国听闻后，纷纷前来朝贡。帝尧时就来中原朝觐的越裳氏君主又来向周朝献上白色的雉鸡，并通过语言翻译，与周公友好沟通。

▲越裳氏朝见帝尧。（AI制图）

到了汉代，伴随着国家对西域地区的开拓与治理，译官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敦煌悬泉汉简的发现，为我们展现了西域都护府设立“译长”官职的史实，其主要职责是处理西域三十六国的各类文书事务。

在楼兰遗址出土的《李柏文书》中，还发现了汉文与佉卢文对照笔迹。

▲编号538B的《李柏文书》影印件，长23厘米，宽27厘米，现藏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图片来源：若羌县人民政府网站）

当时的译官们凭借着自己的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不仅协助中央政府与西域各地方政权之间顺畅地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为西域地区多民族聚居格局下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切实推动了汉朝与西域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唐代是丝绸之路繁盛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译官队伍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唐六典》中明确规定鸿胪寺（主管各族群和外宾朝会事务的官署）设置译语人二十员，涵盖了突厥、吐蕃、回鹘等多个语种。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壁画左面三人为唐朝鸿胪寺官员，其中就有译官。（图片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反映出当时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频繁兴盛，而译官们凭借专业的多语种知识，确保了贸易活动的顺利进行，为各族群之间交流与互信搭建了坚实的桥梁，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二）译事实践：跨越族群的文明对话

除了在外交、礼宾方面需要翻译人才，在学术文化交流方面也同样需要优秀的译者。

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派吕光西征龟兹，“劫”回了西域高僧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师之一，他东入中原意味着中原地区有机会接触到更为丰富的佛教经典与佛学思想。

鸠摩罗什的译经团队汇聚了来自不同民族的精英，弟子僧肇精通羌汉双语，道融则对梵文典籍有深入的研究。他们共同参与翻译工作，使得佛经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

▲鸠摩罗什法师像（图片来源：玉泉寺数据中心）

多语种辞书的编纂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体现。诞生于1190年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为汉字与西夏文字双解词典，也成为破解西夏文的关键钥匙。

清朝乾隆皇帝敕修的《五体清文鉴》更是将多语种辞书编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辞书涵盖了满、蒙古、藏、维吾尔、汉五种文字，彼此对照。它不仅包含了日常用语，还将“祭敖包”“转经筒”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词汇列为词条。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央王朝边疆地区的翻译活动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的“溪州铜柱”，其铭文既体现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理念和因俗而治的治边方略，又保留了西南五溪地区少数民族“饮血求誓”的古老仪式等文化元素。

▲溪州铜柱（图片来源：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在这一过程中，翻译成为了连接中央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重要桥梁，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在面对大量典籍需要翻译时，设置专门翻译的官方机构就成为必然。《洛阳伽蓝记》是南北朝时期一部记录东魏、北齐洛阳佛寺风貌的珍贵文献。其中提到洛阳慕义里聚居着“葱岭以西诸国商胡”，这些中亚、西亚的胡商不仅带来了珍稀的动植物、宝石和香料，更带来了多元的宗教信仰与艺术风格。

北魏为此设立了“崦嵫馆”，专司译事。北朝民歌《敕勒歌》从鲜卑语译为汉语后，“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成为千古绝唱，将草原游牧文明的恢弘气魄与中原农耕文明的诗意审美完美融合。

《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代中书省设有回回译史、蒙古译史，负责处理波斯、阿拉伯、突厥等多语种官方文书。元代驿道系统配备的多语通事则确保了从大都到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的政令畅通。

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说，元大都的畏兀儿译官将《资治通鉴》译为蒙古文，元王朝通过翻译吸收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智慧，而马可·波罗笔下元朝宫廷使用的多语种档案系统，更是将人类文明的交流推向新高度。

▲马可·波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清代的翻译政策强调兼收并蓄。乾隆设立“清字经馆”，组织满族子弟将《四书五经》译为满文；又敕修《西域同文志》，收录满、汉、蒙古、藏、维吾尔、托忒六种文字对照，将不同民族的词汇纳入共同知识体系。

▲《西域同文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通过这些历史脉络可见，翻译始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纽带之一。从周代象胥“传王言谕四夷”，到佛经翻译丰富中华文明，再到《五体清文鉴》凝聚精神符号，翻译始终是中华文明处理“多元”与“一体”关系的重要技艺。

当突厥语“可汗”融入汉语词汇，当满语“萨其玛”成为中华美食名词，无数跨越族群的翻译实践，早已将“多元一体”写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撰稿人：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杨茜雯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刘壮

项目资助：2025年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邮驿里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从说起》阶段性研究成果

投稿邮箱：daozhonghu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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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度他余生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