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的夏天格外难熬。我家那三间土坯房在连日的暴雨中轰然倒塌，灶台被埋在了泥浆里，唯一完好的那一张八仙桌，还是父亲从废墟里硬拽出来的。我蹲在临时搭建的茅草棚里，看着父亲蹲在地上发呆，脸色在暮色里阴晴不定。

1981年的夏天格外难熬。我家那三间土坯房在连日的暴雨中轰然倒塌，灶台被埋在了泥浆里，唯一完好的那一张八仙桌，还是父亲从废墟里硬拽出来的。我蹲在临时搭建的茅草棚里，看着父亲蹲在地上发呆，脸色在暮色里阴晴不定。

父亲突然说：“得盖新房。”这句话让母亲手里的针线筐抖了抖，竹篾子扎进她拇指，渗出一粒血珠。我知道她在算什么账，大哥刚娶亲借的债还没还清，二姐的嫁妆还压在箱底，现在又要盖房。

第二天清晨，父亲带着我去看宅基地。村里能批的地皮不多，西头靠着乱坟岗，南面是李家的自留地，只有东头那片荒废的洼地还空着。父亲用脚步丈量着尺寸，鞋底陷在泥里发出咯吱声。我注意到他后脖颈上晒脱的皮像鱼鳞似的翻卷着，那是昨天帮王家收麦子晒的。

正午时分，我们蹲在槐树下啃玉米饼子时，看见田埂上晃着个灰扑扑的身影。是个背着褡裢的老人，补丁摞补丁的褂子被汗水浸成了深灰色。他踉跄着走到我们跟前，干裂的嘴唇蠕动着要水喝。

我跑回草棚，把早上剩下的野菜粥倒进粗瓷碗。粥已经凉了，漂着几片发黄的菜叶。老人接过碗时，我注意到他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手腕上却套着个温润的玉扳指。他啜饮的声音像下雨时屋檐滴水，慢而仔细。

老人把碗底最后几粒米刮进嘴里，突然盯着我的额头看，笑着说：“小娃娃心善，你家要起新房？”没等我回答，他就起身往东头洼地走去，步子竟比来时稳当许多。

父亲跟上去时，老人已经站在洼地中央转了三圈。他从褡裢里掏出一个黄铜罗盘，阳光在盘面上跳动着金斑。老人感叹说：“这是金蟾抱珠的格局啊。”老人用鞋尖划拉着泥土，“这里埋着老河道的转弯，是聚财的宝地。”

父亲将信将疑地搓着手掌。老人却突然咳嗽起来，咳得弯下腰去。我替他拍背时摸到嶙峋的肩胛骨，像两片即将破茧的蝉翼。临走时，老人从褡裢里摸出一本泛黄的书塞给我，封皮上《水经注》三个字已经褪色。

借钱买砖瓦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母亲把陪嫁的银镯子熔了，大哥去县城扛了半个月的水泥包。动土那天，村里几个老人摇着头说洼地阴气重，前些年发大水时淹死过牲口。父亲闷头挖地基，铁锹铲到深处果然渗出水来，混着暗红色的泥浆。

新房盖到一半时，王会计来催债了。他崭新的确良衬衫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说秋收前再不还钱就要拿宅基地抵债。那天夜里，我听见父母在草棚里压低声音争吵，母亲压抑的哭声像受伤的猫。

七月末，三间砖房终于立起来了。虽然外墙还没抹石灰，父亲还是迫不及待地把“福星高照”的红纸贴在了门楣上。老人留下的那一本《水经注》被我放在窗台上当镇纸，夜风翻动书页时，总有些奇怪的图纸一闪而过。

立秋那天，暴雨来得毫无征兆。我在睡梦中被父亲的吼声惊醒，赤脚跑到门口时，浑黄的积水已经漫过门槛。全家人在齐膝深的水里抢救粮食和被褥，新打的家具像小船似的漂起来。母亲抱着湿透的棉花被瑟瑟发抖，她手腕上熔掉银镯子的痕迹被泡得发白。

天亮时，我们蹲在屋顶上看浸泡在水中的新房。父亲突然抓起那一本《水经注》要往水里扔，书页散开的瞬间，我瞥见内页用红笔圈着一个小地图，正是我们村的地形，东头洼地被标注着“古河道回湾，宜渔不宜居”。

就在这天下午，村口来了一辆绿色吉普车。穿中山装的男人找到我家时，父亲正把泡烂的玉米往晒席上摊。那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图纸，说县里要推广稻田养鱼，我们村东头洼地被选作试点。

中山装指着图纸说：“这地方是退休的老宋工程师推荐的。他说这里地下有暗河故道，搞养殖再好不过。”

父亲手里的玉米棒子掉在地上。我突然想起老人手腕上那个玉扳指，去年县里表彰先进工作者时，广播里说过水利局的宋工得了一个和田玉的奖章。

秋分那天，我家领到了第一批鱼苗。被水泡过的新房拆了砖瓦砌成鱼塘堤岸，县里给的补偿款还清了债务。老人，现在该叫宋工了，托人捎来封信，信纸上就一句话：“金蟾要养在水里才能吐宝。”

三年后的春节，我家成了村里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万元户。来喝鱼头汤的乡亲们挤满了院子，村会计端着酒杯凑过来，说他早就看出东头是一块风水宝地。父亲笑着给他夹了一块鱼腩，电视里正播着农业科技推广的新闻。

我摸着兜里那枚温润的玉扳指，这是宋工去世前托人带给我的，忽然明白真正的宝地不在风水，而在人心。就像那年夏天的一碗野菜粥，种下的善缘终究会开花结果。

（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

来源：巧嘴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