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文彬，原名银子，化名史志清，字志卿。一八八七年农历十月十五日（阳历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山东青城县（今高青县）史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祖父史印谭、父亲史德森、母亲李氏都是勤劳节俭的农民。他排行第四，上有一兄二姐，下有一妹。一八九五年夏，青城一带暴雨如注，黄河

北方早期工运领袖史文彬

郝英敏 张传华

史文彬，原名银子，化名史志清，字志卿。一八八七年农历十月十五日（阳历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山东青城县（今高青县）史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祖父史印谭、父亲史德森、母亲李氏都是勤劳节俭的农民。他排行第四，上有一兄二姐，下有一妹。一八九五年夏，青城一带暴雨如注，黄河泛滥，距史家村仅有一里远的马扎子大堤决了口，青城县“全境成泽国①”。史家滩地被淹没，房屋全倒塌，致使全家无处栖身，无粮果腹。

①《青城县志》一五十二页

一八九七年，史文彬众兄妹跟随父母背井离乡，奔向济南，得亲友资助，开了一小杂货铺，靠零售家乡特产——桑皮毛头纸为生。但因本小利薄，收入甚微，生活难以维持。不幸又遭官司，卖掉了家产，搬进关帝庙寄居。史文彬的父母，因忧愤交集，贫病交加，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年间相继去世。一九○一年，哥哥史文成托人将史文彬送进济南公益学校，半工半读。

一九○七年，史文彬在公益学校期满，转到济南铁厂做工。他目睹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帝国主义的强占掠夺，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剥削，产生了反抗思想。他常和工友们商量办法，与厂主、工头明争暗斗。厂主察觉后，正要勾结警察将其逮捕入狱时，他闻讯后逃遁隐蔽。

二

一九一二年，史文彬经友人推荐，进入长辛店铁路工厂铆工场（车间）当了白铁匠。

长辛店铁路工厂，是帝国主义当年在北京开办的现代化京汉铁路机车修理厂。该厂厂长、厂务总管、工程师以及要害部门负责人，均由法国、比利时人充任；另有中国总监工及大小工头，负责管理工人。工人大部分来自京津破产的小工业者及河北带的穷苦农民。他们在洋人、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下，过着悲惨的生活。

史文彬入厂后，由于待人热情，办事公道，技术又熟练，工友们都很钦佩他。在短短几年内，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工友，经常和洋人、监工进行斗争，为穷人说话、撑腰。长辛店大街上，常有灾民过往，扶老携幼，缺吃少穿。史文彬虽然寄予无限同情，但也无能为力。他一有闲暇，就和工友们议论如何能使天下穷人有吃有穿。

一九一八年夏，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出国前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在“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半工半读。这些贫苦有志的学生，常到车间向工人师傅学习技术。喜欢和学生接近的史文彬、陶善琮等工人，从学生们订阅的《新青年》、《国民日报》等进步报刊上看到了“劳工神圣” “庶民的胜利” “民众大联合”等文章，也听到了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和学生们关心国事的议论。善于思考的史文彬，脑子里掀起了激浪，好像在茫茫的黑夜里见到了一丝光亮。他的进步思想日渐萌芽生长。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冒着凛冽的寒风，到长辛店铁路工厂看望湖南的学生，并深入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曾和史文彬等工友们促膝谈心①，宣传革命道理。毛泽东的谈话滋润着史文彬的心田，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他从此明确了奋斗的方向。

①《“二七”罢工斗争史话》二十九页。

一九一九年，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长辛店铁路工厂勤工俭学的学生们，跑到天安门参加集会游行。晚上回厂后，史文彬、陶善琮等人立即到学生宿舍打听消息。学生们把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吓跑曹汝霖的生动场面，一一讲给史文彬等人听，当他们听到群众的力量和斗争的胆略后深受鼓舞。从此之后，史文彬和学生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往来更加频繁了。曹汝霖的女婿、长辛店铁路工厂副厂长刘家骥，是极力反对工人参加五四运动的，并公开辱骂他们是“劣马害群”，扬言“谁要闹事就开除谁”。因此，激起了广大工人的反对。

五月七日那天，史文彬和几个工人、学生一起，手执钳子、大锤、铁铲等工具，抬着煤油桶，直奔刘家骥住宅。刘早已蹓走，其妻把门关得紧紧的。大家一气之下，把煤油往门上浇，点起火来。那个婆娘吓得跪在阳台上求饶，史文彬教训了她一番，带领工人、学生们走了。通过惩治刘家骥的斗争，史文彬看到了工人们联合起来的力量。

六月三日，北京军阀政府逮捕学生一千余名，激起了各界群众的更大愤怒。上海、天津、唐山、武汉、长沙等地的广大工人，首先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们的爱国斗争。长辛店的工人们在史文彬、陶善琮等人的鼓动带领下，也走上大街，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夹道观看的人们也不断高呼助威，长辛店沸腾起来了。几天以后，他们还搞了一次提灯游行。

在工人逐渐觉悟起来，群众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长辛店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及其下层组织“救国十人团”。史文彬、陶善琮等人被选为联合会委员。

八月下旬，救国十人团派出代表，以史文彬为首，到北京参加反对山东镇守使马良枪杀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的请愿大会。在历时三天的斗争中，史文彬和大家一起，白天进行宣传，夜晚在总统府门前露宿。当时，天津“觉悟社”社员马骏等人不断地向请愿群众演讲，进行鼓动，史文彬也参加了。当反动军警前来捕捉马骏时，马毫不畏惧，仍在慷慨激昂地演说；马被带走时，还举手叩揖向大家告别。这种场面，史文彬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他很受感动，在他眼前仿佛揭开了一个新世界。从此，他的心胸大大开阔，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宣传反帝爱国更加积极了。不久，在他的参与下，救国十人团到附近农村演戏，宣传抵制日货，很受群众欢迎。

一九二○年四月，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邓中夏等人，趁学校放假之机，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到达长辛店，开展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史文彬等代表长辛店的工人前往迎接。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联系。一九二○年冬，史文彬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该组的工人成员之一①。

①《党史通讯》1983年第9期“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评述。”

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张特立（张国焘）、邓中夏指导下，史文彬积极筹备，办起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发动和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的基地。史文彬被推举为学校委员。该校在教学中注意到把提高工人文化知识和传播革命思想结合起来。教员邓中夏、罗章龙、张特立、高尚德、张昆弟等从《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劳动周刊》《工人周刊》上选择了一些文章或片断讲给工人们听。使工人的觉悟迅速提高，他们迫切要求成立工会组织。

五月一日，长辛店铁路工厂两千多名工人，在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在娘娘宫举行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上宣布，长辛店工会（对外称俱乐部）成立，史文彬被选为委员长，并在大会上发了言。邓中夏当天赶到长辛店祝贺，并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北京、天津、唐山、保定、正定、济南等地，也派代表前往祝贺。会后，工人们高举“劳工神圣” “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休息” “一小时教育”的标语，在大街上游行。史文彬和大家一起边走边唱着劳动补习学校教员们教唱的歌曲：

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五一”节后，《共产党月刊》报道了长辛店工人纪念“五一”节和成立工会的消息，并赞扬她“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消息传到济南，津浦大厂工人们派李广义、黄锦龙等人前往长辛店参观学习。回厂后，他们依照长辛店的经验，成立了津浦大厂“工人俱乐部”。

长辛店工厂工会成立后，史文彬和委员们带领大家开展了“反工头” “斗监工” “撵厂长”、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和劳工福利的斗争。在斗争中，史文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政治上逐渐成熟。正如邓中夏所说：“无论按阶级成分，按觉悟程度，按为人的诚恳实在，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赖的一个。”史文彬几次到北京大学找罗章龙、邓中夏谈申请入党问题。一九二一年秋，邓中夏在长辛店二仙洞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 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一四四页。

三

史文彬同志入党后，斗争更加英勇。一九二二年，他领导工人痛打了工头邓长荣。邓是长辛店铁路工厂翻砂厂被交通系所收买的工头，是个欺压工人，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常在工人中造谣惑众，胡说什么“别听那几个穷大学生的”，“他们是赤化党”，“过激派”，“拿工人当枪使”。他还专门破坏工会，在工人中胡说什么：“那些穿大褂的大学生，又不是工人，有什么资格讲劳工神圣！”“哪个参加了他们的工会，赶快退出来，不然厂方就要开除。”更阴险的是，他竟派另一个工头去收买史文彬，一进门就说：“老史啊，你的手艺很好，人缘也不错，我保你长钱，当领工，可有一条，今后再不要跟这些穷大学生泡在一起啦……”史文彬没等他讲完，就斩钉截铁地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办工会，不是为了自己。我问你，你给我长钱，能给工人都长钱吗？”那个工头无言答对，灰溜溜地走了。

邓长荣的破坏活动，会员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于是，史文彬等几个工会委员就写文章揭露他的罪行，登在《工人周刊》上。消息很快传到工厂，工人们拍手称快，邓长荣却暴跳如雷。他误认为文章是陶善琮写的，便找到陶善琮家门口，破口大骂，并将陶善琮殴打一顿。

邓长荣殴打工人一事，引起了大家的义愤，纷纷要求予以惩罚。于是，史文彬和委员们商量，提出一定要显示工人的力量，打掉邓的威风，但不要将其打死，留个活口，将来好说话。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

一天中午，工会积极分子吴祯等几名青年来到工厂南门小桥上。一会儿，下班笛声响了，邓长荣这个坏家伙刚走到桥头，吴祯等一伙工人立即拦住去路，一面责问他为什么打人，一面就向邓噼里啪啦地打去。下班的工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煤块、石头、砂子一起向邓长荣砸去。接着，七手八脚，把邓长荣扔到桥下臭水沟里，弄得全身是臭泥巴。邓连忙爬起来，央求大家给他留条命。工人们看他也够受的了，就放他走了。

斗争胜利了，带来了工会大发展，要求入会的越来越多。但也有一些工人怕邓长荣报复，不敢报名参加工会。根据这种情况，史文彬和委员们商量，要把邓长荣这个坏蛋赶出长辛店，以解除工人们的后顾之忧。随后，史文彬等人找到邓长荣，当面对他说：“从今以后，如果长辛店再看到你，工人们饶不了你。我们只要你赶早离开，这事就算完啦。”邓长荣没办法，怕再挨打，只得乖乖地跑到天津去了。

邓长荣被驱逐出长辛店后，工会的威信更加提高，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人加入了俱乐部，大家以佩带蓝底金边会章为荣耀。史文彬和委员们在邓中夏等人帮助下，抓紧时机，依靠骨干，发动工人向厂方和路局提出了九项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开除五个强霸恶棍中的头一个——火车房总管郭长太。工会立即把工人提出的条件送交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要求迅速答复。过了一个多月，没见下文。于是，史文彬等委员决定，再通知赵继贤。八月二十日，俱乐部严正地发表了宣言，限三天内答复。否则，采取最后手段——罢工。广大工人们听到向赵继贤发出最后通牒，个个扬眉吐气，奔走相告。邓中夏等人，也亲自赶到长辛店指导斗争。

八月二十四日，罢工的笛声震荡着长辛店上空，工人们立即涌向娘娘宫，举行誓师大会。这阵势把洋人、厂长和大小工头们吓得龟缩在屋里不敢出来。

长辛店工厂罢工后，京汉铁路北段、中段的工人们，相继举行了同情罢工，南北交通完全中断。京绥，京奉、正太铁路工人，都派代表到长辛店慰问。陇海、津浦铁路工厂，也相继致电声援。四面八方的慰问和声援，使长辛店工人斗志更加旺盛。俱乐部立即派出代表，率领几百工人到北京找赵继贤谈判。赵继贤看到形势对他不利，便勾结北京宪兵司令，由其出面迎接。工人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结果，赵继贤被迫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当工人代表回长辛店后，工会委员王俊和史文彬审查答复条件时，发现原条件上提出的每人每日增加工资一角，被篡改为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一角。俱乐部马上决定，再派工人代表去找赵继贤。赵见各地工人都在支援长辛店罢工，担心“工潮”闹大，不好收拾，就装疯卖傻地训斥秘书说：“你们办公文怎么这样不细心，改过来，改过来。”

“八月罢工”的胜利，在北方各铁路沿线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罢工怒潮汹涌澎湃。九月四日，京奉铁路山海关铁路工厂工人罢工；十月十五日，正太铁路工人罢工；十月二十七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这些罢工斗争，像暴风骤雨，席卷中国北方大地。

十月，史文彬又带领工人们，到天安门前参加北京各界要求裁军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北京晨报》发了报道，还刊载了史文彬的照片。

四

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在全国罢工浪潮的影响下，京汉铁路沿线，陆续成立了十六个工会。一九二二年四月，由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发起，京汉铁路全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史文彬组织领导了这次会议。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筹备会又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全路组织确已统一，成立总工会的时机确已成熟，当即草拟了总工会章程，并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同时选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杨德甫为委员长，史文彬、凌楚潘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

一月底，各地代表和来宾、记者陆续到达郑州，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和史文彬也同车前往。但是，一月二十八日，郑州铁路局长黄殿辰，突率武装警察多人，到筹委会宣布吴佩孚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会。”筹委会甚为愤慨，决定不顾军阀干涉，二月一日依然正式开会。一月三十日，又接吴佩孚电：“召工会代表赶往洛阳计议。”总工会筹委会党团研究，立即派杨德甫、史文彬、李震瀛、李章焕、凌楚潘等五人为代表前往洛阳。他们当日到达，但吴佩孚竟以种种借口推辞不见。第二天，才不得不和他们会面。吴佩孚装出一副尊严的面孔，说什么“京汉铁路员工，都是我的部属，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我一向视部属如子弟吗？郑州是军事区域，现时局不靖，岂能开会。……”史文彬、李震瀛当即驳斥说：“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是工人的权利和自由。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根据你的劳动立法通电，成立工会早已向京汉铁路管理局备案，得到了许可，又在报纸上登过启事，现在大部分代表已到郑州，大会不能不开。吴佩孚竟又威胁说：“若是非开会不可，那就对不起。”说完扬长而去。五位代表火速赶回郑州，总工会筹委会研究决定：二月一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如期举行。

二月一日拂晓，郑州全市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路排列，店门关闭，行人断绝。普乐院戏院被警察包围，代表住所也被占领。面对严重局势，各地代表和来宾都毫无畏惧，整好队伍向会场进发，并以军乐为前导，以匾额次行，代表们手执红旗并肩前进。突然，反动军警中途阻拦，并将各地团体赠送的匾额、对联、礼物大部捣毁，弃置道旁。代表们并不动摇，不顾生死冲开敌人的包围，拥入会场。会上，郑州铁路分会委员长高斌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同时宣布了章程和总工会的人选。群众振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这时，反动军警突然拥进会场，强迫解散大会。工人群众异常气愤，林祥谦、施洋、史文彬、康景星等登上讲台，振臂高呼“强权无公理，工人要自由！”接着宣布散会。

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做出三项决定：第一，二月四日中午，京汉铁路举行总同盟罢工，对军阀吴佩孚暴力镇压表示抗议；第二，代表和来宾马上离开郑州，回去组织并领导工友罢工；第三，总工会迁至江岸办公。并提出了“为争取自由作战”、“为争取人权作战”的口号。会议一结束，史文彬马上登上北去的火车，回长辛店。他在火车上考虑了罢工具体计划，又和同车的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分会的代表们共同研究了在罢工斗争中应注意的问题。史文彬到长辛店下车后，当即向工友们介绍了在郑州和吴佩孚斗争的实况，长辛店工人们个个义愤填膺。随即史文彬召集工厂工会委员们开会，传达了总工会的三点要求，共同研究了长辛店罢工事宜。

二月四日九时，史文彬在娘娘宫主持召开了千人大会。会上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举行同盟罢工的决定以及罢工命令、罢工纪律、注意事项。工友们慷慨激昂，怒火满腔，呼声震天动地，决心为自由而战。这时，史文彬出于对敌人的气愤，对工友们的感激，两只大眼睛里噙着泪花。少顷，他说：工友们为了结团体，办工会，受尽了苦，排除了千难万险，才组织起京汉铁路总工会。工会就是工人的第二生命。吴佩孚破坏总工会成立，侵犯工人的自由，剥夺工人的权利，大家要与军阀宣战，不自由毋宁死，不实行罢工条件，决不上工①。台下工人顿时高呼：“服从总工会命令！”“罢工！”“罢工！”“不得总工会命令决不复工！”就在这时，罢工的笛声响了，京汉铁路上的长辛店、保定、正定、石家庄、郑州各站都相继罢工，军车、货车、客车一律停驶。纠察队员和青年工人们，手拿着小白旗，一手握着木棍、铁棒，在工厂和火车站巍然挺立，严阵以待。偌长的京汉铁路，像断了脊骨的长蛇，僵死在大地上。

①《二七罢工斗争史话》一二四页。

京汉铁路总工会罢工的风暴，使帝国主义和吴佩孚大为震惊。二月五日，帝国主义驻华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尽快使用武力解决罢工”。当日下午，北京铁路局长赵继贤从北京、保定等地调来两千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了长辛店工厂，大街上设立了“对儿岗”，便衣、特务到处刮窜，侦察情报。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有勇有谋的史文彬和工会委员们秘密接了头，及时研究了对策。

六日下午，宛平县县长汤小秋和长辛店大街商会会长白辅仁，一同到工厂俱乐部，打算解决“工潮”问题。他们一进门就说：“史委员长，我们今天是做说和人来的，兄弟可是不偏不向，大家要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要长钱，我可以跟你们赵局长说，长一毛不行，长两毛。……”史文彬打断他们的话：“我们的条件很简单，罢工宣言上都有了。”守在门口的工友也说：“我们要的是自由，争的是人权！”小秋故作镇静地接上话茬：“我看还是先复工再谈判吧。”史文彬坚定地答复说“我们已有言在先，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复工。我们分会没有权利。如若谈判，请你转达铁路局，去同总工会交涉。”有些工人也乘机搭上腔：“我们工人的事用不着你管！”史文彬把手向门外一伸，招手说：“汤县长，对不起，你请吧！”这时已是下午六时，夜幕已经降临。汤小秋、白辅仁见劝谕无效，像丧家犬一样灰溜溜地走了。

六日深夜，北风呼啸，乌云密布，伸手不见指掌。史文彬刚从外面回到家中，忽听一阵狗叫，院内有几个人喊“史文彬住在哪里？”接着就是敲门声和枪栓声。史文彬知道这是军警来抓他了，便从从容容地走出屋门说：“我就是史文彬，你们干什么？”几个士兵围了上来，没敢动手。一个当官的骂着士兵，要他们动手捆。士兵一拥而上，就要动手。史文彬问“我没有罪，为什么捆我？”当官的是条癞皮狗，骂咧咧的史文彬进屋穿了件衣服，就被带走了。他和吴汝明等十一人当夜被捕，押在长辛店火神庙兵营，剥去衣履，加上镣铐，捆绑在地，准备天明解押保定。

七日清晨，工友千余人，聚集在兵营门口，一齐呼喊：“还我工友！”“还我自由！”反动军警竟向工人群众开了枪，弹如雨下；继之，马队赶来，横冲直撞，工人群众纷纷倒下了。结果，工人死亡四人，重伤五十余人，轻伤者无数。随即，史文彬、吴汝明等人被押上了南去的火车。从此，史文彬离开了长辛店铁路工厂。这一天，郑州、江岸、长辛店等地的罢工工人均遭到封建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被惨杀者四十多人，伤者数百人，被捕者四十余人，被开除者千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吴佩孚残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愤怒揭露了吴佩孚的血腥暴行。京汉铁路总工会也立即发表通电，控诉了吴佩孚和赵继贤、肖耀南等一伙的罪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时曾通告全国，明确提出：“工人阶级已成为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协力，打倒共同敌人，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全国铁路工人和各界人民立即响应中国共产党及工会组织的号召，用各种形式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一些有正义感的国民会议议员，当时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动员下，曾到长辛店参观。他们当即发表宣言，指责军阀政府不应当用对付强盗的办法对付工人。

五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晚上，史文彬等十一人，被捆押到保定，关进“保定军政执法处”牢房，带上脚镣、手铐，还以铁链锁住脖颈。敌军法处长审问史文彬等人“为什么要罢工？受了谁的指使？”他们的回答是：罢工，完全是工人的自动，为着争自由，争人格！要问受了谁的指使，本来是吴佩孚、曹锟及其爪牙黄殿辰、赵继贤等激成的，并不受任何人的主使和利用。史文彬、康景星等人挨了无数的皮鞭，并罚跪在铁尖上。他们浑身伤痕斑斑，鲜血淋淋，凄惨怆痛，笔不忍书。但史文彬等人对严刑的摧残，看守的虐待，疾病的折磨，毫不低头，总是咬紧牙关，坚持和敌人斗争，而且，还要安慰同狱的人们要坚持下去。

后来，由于党组织的营救，全国工人、学生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声援，迫使吴佩孚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将史文彬、吴汝明、康景星等人由军法处转到“保定第二监狱”。在第二监狱里，可以放风、看报纸、写信、接见亲友。一天，看守喊“有人接见史文彬”。史文彬走到接见窗口，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学生，有些愕然。这位青年学生却很热情很爽朗地抢着说：“大哥，母亲叫我来看你，家里的事由我们照管，你放心。”史文彬马上理解到这是党组织派来的人，心里充满喜悦，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讲起。但他只是慢慢地深沉地说了一句话：“我们这里一切都好，放心吧。”

党派人来了，给史文彬增加了无限的力量。他和难友们，在狱中利用放风的机会进行联系，开展活动，秘密建立了党小组，发展了张士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还通过和保定地区张老太太的关系，和蔡和森等人建立了联系。他们把手中仅有的一点钱送给了一个看守，由他帮助秘密传送文件，取得狱外党组织的帮助。

一九二四年十月，全国各地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军阀内部分崩离析；冯玉祥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使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权迅速崩溃，由北方退走。我们党趁此机会从狱中救出了在“二七”罢工中被捕的史文彬等人。

一九二五年初，中共北方区委派史文彬、康景星、张士汉等跟随冯玉祥国民军的胡景翼部由北京南下，恢复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会组织，并抚慰伤亡工人及其家属。史文彬以保定火车房工人为掩护，很快地恢复了保定铁路工会；还经常于夜间到长辛店指导工作。他的家属住在长辛店，但他很少予以照顾。同年二月七日，他代表保定铁路工会，出席了党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大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被推选为总工会副委员长，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为了纪念“二七”罢工两周年，他在全国铁路总工会出版的《“二七”纪念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二七”死于忠义的工友二周年放声一哭》。文中指出：“我们正在纠合全国劳动阶级，重整前所固有的精神，来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及反对、破坏我们团体的败类血战！我们必须誓死前进，以作‘二七’诸先烈的继续者。”这充分反映了他不畏强暴和一往无前的革命气魄。

一九二六年二月，他又出席了党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会议，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被派往京汉铁路发放“二七”难友家属救济物资和款项。因被长辛店工贼告密，他被捕入北京监狱，后被转到张家口监狱，判刑四年。不久，他趁一次劳动的机会，和民工接触、谈话，托民工送信给张家口工会。后经张家口工会奔走，将其保释出狱。

一九二六年夏，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革命军，形势更加紧张。史文彬根据党的指示，到达郑州，被派到铁道大队担任领导工作。铁道大队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国民革命军中成立的工人组织，有自己的武装。史文彬带领铁道大队随国民军南下，在河南信阳地区和吴佩孚军队作战，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因吴佩孚援军赶到，国民军失利，向西北撤退。这时，史文彬等根据党的指示，转到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去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很快攻克武汉三镇，十二月，中共中央和广东国民政府随即迁往。史文彬到了武汉，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的司长，并在全国总工会任职。他积极组织了六、七百名铁路工人，夜以继日地抢修铁路，保证了军事物资运输畅通无阻，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胜利前进。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总工会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四周年，在武汉举行规模宏大的集会游行。武汉国民政府曾派出三架飞机，低空飞行，向市民散发“二七”传单。当时，史文彬参与组织并领导了这一纪念活动。

同年四月十二日，七月五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在白色恐怖下，史文彬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六

一九二八年，史文彬秘密到达上海，全家住在四川路一所小楼上。他出门就穿着长袍，戴着眼镜，手提一个藤包，慎重勤恳地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他的公开职业是摆摊卖毡帽头，有时则化装到武汉、东北等地去指导工运工作。

史文彬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始终怀念“二七”战友。当纪念“二七”罢工五周年时，他在《中国工人》第六期上发表了《“二七”精神是什么》一文。指出：“深刻地留在全国工人阶级心坎中的‘二七’纪念又到我们的眼前了！我们纪念‘二七’，第一是纪念着他的斗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阶级斗争史上的开章，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无产阶级觉悟的前途。”“罢工失败了，但只是表面的失败，它的成功是很大的！第一，它只一次就揭破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目，自后就没有一个工人相信吴佩孚了。第二，唤起全国工友对付敌人，只有斗争之法，舍此更无他道。第三，号召全国工人的阶级同盟，以与统治阶级作战。第四，在斗争中锻炼了自己，检查自己的力量，得到作战的教训。”他说这就是“二七”的真精神。又说：“直到现在，还可以做我们全国工友们的模范！我们如果有了这个精神，我们就该都不怕了。”文章最后呼吁全国工友们“拿出你们的勇气，踏着‘二七’先烈的血路，勇往向前吧！一切胜利，都在争斗去取得呵”！

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史文彬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①。

一九二九年九月，史文彬代表铁路工人，出席了在海参崴召开的太平洋职工大会。同年十一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②。

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页（北方的红星一六九页）

②《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三三一页。

一九三○年二月，为纪念“二七”罢工七周年，他在《劳动》月刊第二十二期上，发表了《“二七”热血激起了全国革命浪潮》一文。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史文彬因反对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被开除候补中央委员和党籍①。从此，史文彬一无职业，二无经济来源，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他为了减轻家庭拖累，决定送家属回原籍。

一九三一年夏，史文彬化名史志清，带领全家秘密离开上海，坐轮船到了青岛，又转济南，暂住亲友家中。他趁此时机，四处寻找党组织，谋求职业。由于当时山东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和职业均未找到，实在无奈，遂从黄河上乘木帆船返回故乡青城。这时，史文彬家无房无业，只好暂住在亭子李村其兄文城的岳父家。

一九三三年，为了长期隐蔽，以待时机，也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史文彬在青城县西门开了座“鼎新钟表铺”。他继续寻找党组织，谢绝一般社会交往，谨慎处世，很少出头露面。但他有时也和很要好的商人闲谈，对他们讲明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求解放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尖锐地驳斥了敌人的诬蔑和诽谤。

一九三四年秋，青城县警察局认为史文彬来路不明，形迹可疑，遂派警察吕宏子等将其抓去毒打拷问，问他在外边干什么，从什么地方来等等。史文彬坚不吐实，只说在外面做生意，没有固定职业。结果，被囚禁三天，经亲朋作保，才得释放出狱。

一九四○年，八路军清西分区部队在邹长、高苑地区活①动。史文彬得知后，为了接近八路军，立即搬到靠近八路军常去活动的徐家寨。同年下半年，史文彬在邹长七区找到了官庄乡长王凤祥。王凤祥立即派人送史文彬到清西专署所在地宋家套村，并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第三团政委李曼村取得了联系。李曼村向清河区党委汇报了史文彬的情况。随后，清河区委用电报向党中央查询，经请示获准：将史文彬接到清河区委驻地——广北地区医院治病。史文彬获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激动，眼含热泪连声说：“可找到啦，可找到啦。”并当即要求参加革命工作。

①《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三辑。

一九四二年冬，史文彬由三子史鸿祥陪同到清河区联系工作，途中突患疾病，他坚持到了清河区委。由秘书长王墨林安排他在行署纯化镇医院治疗。住院五天中，医护人员虽尽力治疗，精心护理，但终因医疗技术低，错用针剂，致使病情骤然恶化身亡。

史文彬去世后，中共清河区委负责人杨国夫等同志亲往吊唁，安排丧事，慰问家属，随后将史文彬遗骨葬入纯化镇烈士墓地。一九八四年清明节前夕，惠民地区已将史文彬烈士的骨灰，安放到滨州市烈士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史文彬忠魂不泯，青山常在。

来源：洞见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