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建：宽银幕电影院记忆追踪

摘要：最早对宽银幕电影院的印象由模糊变为清晰。那时还年幼，听父母说解放路方向，西羊市和兴隆街的交叉口上要建一座电影院，隐约当中觉得这个地方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周围也被拦了起来，夜间也灯火闪亮进行作业。又过了两年，再去解放路，已经有一座宏伟高大的建筑挺立了起来，这就是

最早对宽银幕电影院的印象由模糊变为清晰。那时还年幼，听父母说解放路方向，西羊市和兴隆街的交叉口上要建一座电影院，隐约当中觉得这个地方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周围也被拦了起来，夜间也灯火闪亮进行作业。又过了两年，再去解放路，已经有一座宏伟高大的建筑挺立了起来，这就是人们心心相念的宽银幕电影院。1961年，宽银幕电影院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宽银幕建成后，成了解放路一带以及南城区的文化中心，我们常去那儿玩耍，观看人们出出进进，在台阶上下捉迷藏，有时回到院里，听大人们说宽银幕又上演了什么新的电影。那年，父母的单位分别组织看电影《魔术师的奇遇》，这是第一部国产立体电影，看过后人们都很兴奋，院里的长辈在一起新鲜地议论，从他们热情赞赏的口吻中，我记住了陈强这个电影演员的名字，后来他与我看到的《白毛女》中的黄世仁以及《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合为一体，在心中扎下了根。

有时晚饭后无事可做，就到宽银幕电影院门前溜达，那里人群簇拥、灯火明亮，有一家子来看电影的，也有买了票临时有事来这里退票的，还有的没买上票来这里找退票的。

看得久了，对买退票这一套程序很熟了，摸住了其中的规律。退票时不能到影院门口大声喊叫，不能像卖包子、卖冰棍似的大声吆喝，而是站在人较少处，先张望一下，看着有人仰着脑袋左顾右看，一看就是等票的，接着就是有目标性的小声问话，“要票不要？”对方的眼睛突然放亮，很配合地围了过来，手里举着早已准备好的钱，一手交钱，一手拿票，互相确认一下，双方走人。如果不懂，越是到电影院门口，等退票的人越多，许多双眼睛正在饥渴地等候，你这儿刚从兜里掏出票来，围上来几层人挤得你喘不过气来，大有把人撕碎的架势，这边一只手举着票，却有好几只手如小树林似的高高举着，手里都抓着钱，另只手紧紧地抓着退票人的前胸后背。

那个年代，单位组织观看节目比较多，南城区文教局几乎每个月都要包一场电影和话剧，一般都是晚饭后的夜场。家长们一下班，九号院就掀起了小小的沸腾，大人们急赶着捅火做饭，而家中哪个成员去就成了热闹的根源。几个孩子都想去，大人们就要合理分配这有限的资源，如果是话剧或文艺节目这一类文化性较强的演出，就让上高年级的孩子去，他们理解力更强一些；如果是侦破或战斗片，如《秘密图纸》《平原游击队》等影片，就男孩子去。每次拿着票回家，家长要先安排好谁去，家里才能恢复安静。当然，如果是只有成人才能看懂的电影如《武训传》《早春二月》等，这些就是大人们的专利了。

我记得我在宽银幕电影院看得最长的一部电影是《林海雪原》，上午九点开演，十二点才全剧终。尽管在影院坐了那么长时间，走出影院后仍然是心潮澎湃，一路走一路模仿着杨子荣的英雄气概。

文革以前，太原市电影院的价格统一：成人票一毛，儿童及学生票伍分。有一次，就因为伍分钱的一场电影，我遭遇了自看电影以来最大的遗憾。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回民小学组织高年级同学在宽银幕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小足球队》，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映制，讲述一批有潜力的，不仅球技高超，思想品德也很优秀的足球苗子的成长经历。

听说下午要看电影，班里上午就沸腾了，兴奋的原因一是因为有电影可看，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是踢足球，这是一项我们几乎全班都喜爱，并且有着相当成绩的体育运动。五年级时，班里突然刮起一阵“足球”旋风，以虎宝忠、王凯耀、魏刚等同学为首，每天下课后不急着回家，也不在街上疯玩儿，而是有目标、有组织地到少年宫或南宫去训练踢足球，很快队员人数扩展到一个足球队，在许多同学刚刚受到他们的鼓舞，对足球有了一些认识和爱好时，他们已经训练得很有章法，平时听他们嘴上挂得最多的语言就是“十二码、角球、下底传中”等一类术语，真让我们刮目相看，而恰恰在此时，班主任吕惠民老师独具慧眼，适时地对这只足球队给予表扬，并提出大胆设想，以我们班爱好足球的同学为班底，成立一个回民小学足球队，这一提议很快得到学校的支持。有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吕老师引领，同学们训练的积极性更强了，每天下午下学后都去南宫训练直到天黑，有时吕老师带队训练，有时下课后吕老师在黑板上讲解足球战术。队伍的成长很快，队员们如韩俊峰、安双宝、贾连科、李太富、马二福等同学积极性很高、并具备了各自的特点。一技在手，难免跃跃欲试，先和大南关小学、沙河小学、羊市街小学、晋府店小学比赛，和这几个小学比赛，除了一场二比二平外，全部胜出，但在南城区小学足球的比赛中，队伍输给了铁匠巷小学，谁都知道，铁匠巷小学有个硬核，就是体育运动搞得特别棒，因为学校里有个著名的体育教练----田老师。

输赢乃兵家常事，同学们并不气馁，仍然积极地寻找外出比赛的机会。太原市电车公司听说了回民小学足球队，竟然找上门来要求比赛，同学们并不怵成人足球队，他们认为自己的灵活性是别人比不了的。那场比赛很激烈，也很艰苦，其间吕老师及时地调兵遣将，改变战术，双方鏖战九十分钟，结果是回民小学队竟以3:2胜出，大大出乎人们所料。三个进球里就有一个虎宝忠同学的鱼跃头顶，全场王凯耀同学几次舍身扑救化解险情。后来在太原市小学的足球比赛中，回民小学一路过关斩将，但在决赛当中，1:2不敌小五台小学队，屈居亚军。

那天午饭后我睡了一觉，醒来后还自信地认为票放在上衣兜里了，而没有再检查一遍。下午两点半我们排队进电影院，王莲香老师要求我们把票拿在手里，进去后按号入座。这时我开始掏兜，却没有，赶紧退后一步，摸裤兜，还是没有。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鱼贯而入，我急得满脸是汗，空荡荡的口袋翻出来又塞进去，掏了十几遍。怕同学们笑话我，质问我你怎么不进呢，我退得后后的，脱离了人群，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看着电影院门口人越来越少，我急得快要哭出来了。站在台阶下面，看到校长、主任和老师们都在向远处望，看有没有迟到的同学，我却不敢走上前去，对他们说我的票丢了，而是慢慢地退缩到卖冰糕的大娘身后，委顿着身子，借用冰糕箱遮住自已，大娘看我不买冰糕，却泪眼迷蒙，也很奇怪。那一幕我到现在还记得，如果当时我扔掉羞涩，勇敢地走过去，说我的票丢了，老师们一定会和影院工作人员说明，我也一定会观看一场完整的片子。

直到电影院的大门完全关上，喧闹的场地变得冷清，我才低着头，落寞地离开。此时，看不看电影于我已经不重要了，而是第二天面对同学和老师的询问，我该如何作答。不知不觉，我走回了馒头巷九号的家中，院子里很清静，只有几只房顶的麻雀对着我聒噪，像是在嘲弄我的胆怯。进了家门，我想躺在床上，闭上双眼，除却心中的烦扰与不安，这时却意外地发现，那张不足三寸长的电影票，静静地躺在桌上绿色闹钟的罩子上面，这使我的心中又喜又忧，是去还是不去呢？去吧，钟表提示已经三点二十五分，电影已经演了快三分之一，以我此时的心情，沉重的双脚如何抬起？我还要推开影院那厚重的大门，在工作人员的注视下，走进影院里，如果让老师和同学们看到，他们会问我什么呢？可是不去，还有一个多小时，如何打发呢？

在床上蜗居了两分钟，屋里和院子的静谧让我心中越发的不安，与观看电影的紧张刺激形成强烈的反差。那一刻，我如一个沉睡多年的石狮，猛然苏醒，思想不再运作，翻身下床，锁上门，撒开丫子，以一个前锋运动员的速迈，向宽银幕电影院奔跑，又借助一个跨栏运动员的爆发力，冲上了电影院的台阶。大门几乎是被我撞开的，我手里擎着票向工作人员展示，脚步却没有停止，工作人员吃惊地望着我，没有阻拦，快速收了票挥手让我进去。我站在放映室的门口，口里呼呼地吐着气流，人们都在关注剧情，没人扭过头来看我，我猫着身，在角落里踅摸到一个座位，两眼注视着屏幕，此时全身汗如雨注，却什么都看不进去，只有慢慢地平复着心情。

运动初起时，宽银幕歇业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连篇累牍地播放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我八场都看了，每次都如临其境，热血沸腾。有一次，从山呼海啸的接受检阅人群当中，我竟然从银幕上发现了我所熟悉的面貌，是自己的哥哥，我当时手指荧屏，激动地几乎喊出声来，身边一位年长的观众显然猜到我因何而激动，面部表情竟与我同频共振，两巴掌还轻轻地拍着，对我表示羡慕与祝贺。虽然镜头一闪而过，人们万众一心地挥动着红宝书高声呼喊，我确信我没有看错，相信自己的眼力。回家后描述这一场景，家人都十分惊讶，甚至难以置信。

接着，宽银幕每天都上映“新闻简报”纪录片，观众也很多，有些票是单位发的，大部分是周总理会见外宾的纪录片，我也很喜欢看。再后来就是不断地播映八个样板戏，因为人们早已听得耳朵起了茧子，人物情节及唱段都耳熟能详，观看时不免摇头晃脑左顾右盼，屁股在座位上不停地扭来扭去，以此打发时间。

六七年，当时的太原报《红太原》登了一则消息：恢复放映一批被禁止的影片，如《苦菜花》《羊城暗哨》《小兵张嘎》《鸡毛信》等，大概有近二十部。这些战争片，尤其是涉及到儿童团员英勇斗争的影片，让我们大受鼓舞，因为不上学，产生了每天看一场的想法，早饭后就去宽银幕排队买票，票价五分钱。九点钟，售票的小窗口一打开，排队的人一下就由松散的人群变成了整齐划一的一条长龙，但排队的人太多了，有人就心痒痒的要插队，两边聚了不少人，慢慢地就溜着边往窗口蹭。这一行为打破了守纪律，讲规则的排队秩序，排队的人基本不动，而溜着边往进挤，看似不显山漏水，效率却很高，比正面突围强，自己往里面蹭，后面的人再推涌着，很快就拿着票又被顺水推舟似的挤了出来，望着排队的人群，一脸的骄傲，后面排队的人只能暗自叫苦。

后来有些年轻人也不满足这种黄花鱼的边蹭了，觉得太慢，就直接正面突围，硬闯，闯不进去，干脆，三个人一伙，一边站一个，拽着中间这人的胳臂和腿，喊一二，扔麻袋似的，越过人头向窗口扔，扔上去的那人，两手抓着窗栏杆，屁股蹾在猫着腰站在窗口前人群的头顶上，两个屁股瓣子左右地摆动，摆着摆着就有了缝隙，手及时地伸进了窗口，下面的人头使劲顶着上面的屁股，却没人敢吭气。

七十年代初，开始有新的故事片频频在宽银幕上演，有《火红的年代》、《金光大道》等，还有被改编的作家浩然的小说三部曲《艳阳天》，原著写肖长春的儿子小宝被地主诱骗后杀害，但影片做了改动，地主将小宝扔下山崖后被富裕中农弯弯绕发现救活。扮演弯弯绕的演员正是在山西省话剧团任职，家住旧城街的常文治先生。

前不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先生去世，引发了电影界及许多观众的悲痛，悼念中回顾了于洋主演的许多电影，但有一部却没有提到，这就是在四人帮刚刚垮台后放映的内部影片，当时影片只在宽银幕电影院播放，影名为《反击》，由于洋、胡朋主演，原本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准备夺权成功后的宣传，后成为反面教材供内部观看。

七十年代还有一部内部影片，我有幸在宽银幕电影院观看，名字叫《山本五十六》，主要讲述了日本海军将领山本五十六的生平及其在二战中的角色。我作为一名观众，更加了解了二战历史及日本军国主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宽银幕电影院进行了一次改造，为适应不同阶层观众的需求，也有着受到电视冲击，电影院观众日益减少的原因。除内部装修一新外，原先的竹木座椅改换成较高档次的软垫座椅，扶手旁边还添置了可以置放茶水和爆米花的空挡。中间的最后一排，增加了供青年男女增进情感的“鸳鸯座，”其宽度占大约两个普通座位的尺寸，靠背坡度大，坐垫柔软舒适，充分考虑到情侣之间的需求。座位在最后一排，显得较为隐秘，坐在前面的观众基本不去理会后面的动静，更有利于情感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