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正月，紫禁城养心殿。67 岁的乾隆帝颤抖着在赦免胤禩的诏书上盖上玉玺，老泪纵横地对军机大臣说："朕今日此举，上慰圣祖在天之灵，下安宗室臣子之心。" 这位曾被雍正帝斥为 "阿其那"（满语 "狗"）的废黜皇子，在被定罪 42 年后终于沉

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正月，紫禁城养心殿。67 岁的乾隆帝颤抖着在赦免胤禩的诏书上盖上玉玺，老泪纵横地对军机大臣说："朕今日此举，上慰圣祖在天之灵，下安宗室臣子之心。" 这位曾被雍正帝斥为 "阿其那"（满语 "狗"）的废黜皇子，在被定罪 42 年后终于沉冤得雪。而乾隆帝选择此时赦免的背后，暗藏着清廷最高层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

胤禩的悲剧始于康熙朝的储位之争。《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太子胤礽首次被废，胤禩因 "广结党羽，图谋大位" 被康熙帝痛斥。但这位 "八贤王" 的影响力并未减弱，《永宪录》记载，当时民间甚至流传 "八王当立" 的谶语。

雍正帝继位后，对胤禩集团展开血腥清洗。《大义觉迷录》记载，雍正四年（1726 年），胤禩被削爵圈禁，改名为 "阿其那"，其子弘旺被改名为 "菩萨保"。这种侮辱性改名，开创了清朝宗室迫害的先例。

乾隆帝的赦免决定，本质上是对雍正朝政策的修正。《清史稿・高宗本纪》记载，他亲政伊始就宣称 "宽严相济"，但真正推动赦免的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的一桩谋反案。当时，山西民人王伦自称 "八贤王转世"，聚众起义，《军机处录副奏折》记载，起义军口号竟是 "为八爷报仇"。

这种民间情绪让乾隆帝意识到，必须化解胤禩案的历史遗留问题。更直接的刺激来自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其中记载朝鲜使臣称 "清国宗室多怨怼，皆因八王之事"。这种国际舆论压力，迫使乾隆帝必须采取行动。

乾隆帝的赦免决定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啸亭杂录》记载，刑部尚书阿克敦以 "祖制不可违" 为由，伏地痛哭劝谏。而以刘统勋为首的改革派则支持赦免，他们引用《尚书》"罪疑唯轻" 的原则，强调 "亲亲之道，实为治国之本"。

这种分歧在乾隆四十年（1775 年）达到顶点。当时，胤禩之孙永璘因 "私祭祖父" 被宗人府议处斩刑。乾隆帝借此机会下诏："八爷子孙何罪之有？朕不忍见其绝嗣。" 这种表态，为赦免埋下伏笔。

乾隆帝的赦免伴随着系统性的历史修正。他下令重修《清史稿》，将胤禩从《逆臣传》移至《诸王传》，并特别指出 "圣祖晚年深悔之"。更具突破性的是，他允许胤禩后人恢复宗室身份，《玉牒》记载，永璘被封为贝勒，成为乾隆朝最年轻的议政王。

这种历史重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使臣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清朝士大夫 "皆颂圣上仁德，谓八王之事终得昭雪"。这种舆论转变，巩固了乾隆帝的统治合法性。

乾隆帝的赦免行为，本质上是帝王权术的极致运用。他通过赦免胤禩，既彰显了 "仁政"，又分化了宗室势力。《清高宗御制文集》中的《宽免宗室谕》，将赦免描述为 "法外施恩"，实则是对雍正朝酷政的否定。

更值得深思的是，乾隆帝选择在晚年赦免胤禩。此时他已执政 43 年，权力稳固，无需担心宗室反扑。这种时机选择，体现了他 "恩威并施" 的统治哲学。正如《剑桥中国史》评价："乾隆帝用胤禩的头颅，为自己的仁政加冕。"

后世对乾隆帝的赦免动机众说纷纭。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认为这是 "矫雍正之失"，而高阳则在《清朝的皇帝》中推测是 "为嘉庆铺路"。值得注意的是，赦免后仅三年，乾隆帝就禅位给嘉庆帝，这种时间巧合耐人寻味。

更值得关注的是，赦免并未完全恢复胤禩的名誉。《清会典事例》记载，他的谥号仍为 "廉"，而非传统亲王的 "贤"" 庄 " 等美谥。这种微妙处理，反映了乾隆帝对历史评价的复杂心态。

乾隆帝的赦免诏书，让胤禩的幽灵终于离开了紫禁城的阴影。但这位 "八贤王" 的悲剧，并未随着赦免而终结。当我们翻开《爱新觉罗宗谱》，看到胤禩后人在晚清的沉浮，会发现历史的轮回从未停止。正如永璘临终前所言："我家的荣耀，终究是皇上的恩赐。"

来源：酥糖去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