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忆里那天特别热，蝉叫得像要把树干震裂。我爹是去给婶子家修屋顶的。他从屋顶上摔下来时，我正坐在屋后的桑树下剥莲子，听见”咚”的一声闷响，几秒钟的安静，然后是婶子的尖叫。

一九九八年的八月，我爹从高脚梯上摔了下来，砸在了我婶家的石板路上。

记忆里那天特别热，蝉叫得像要把树干震裂。我爹是去给婶子家修屋顶的。他从屋顶上摔下来时，我正坐在屋后的桑树下剥莲子，听见”咚”的一声闷响，几秒钟的安静，然后是婶子的尖叫。

我跑过去时，爹已经晕了过去，后脑勺有块窟窿，血把石板染成了深褐色。血里混着灰，像把泥浆浇在了脑壳上。婶子捂着嘴，眼泪和汗水一起流。我站在那里，好像突然忘了怎么呼吸。

记不清是谁找来了拖拉机，把爹送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卫生院那个姓周的医生看了看，脸色变得和我爹的血一样白，说必须马上送县医院。

“脑部受伤，可能有出血，再耽误就来不及了。”周医生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好像怕惊动了什么。

我妈早在五年前就走了，是肺癌。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靠着修房子、贴瓷砖挣钱。那年我刚考上县城的高中，学费还没着落。

县医院的大夫说手术加治疗至少要十五万，家里有多少钱赶紧准备着。我傻了。十五万？我爹干一年到头也攒不了几个钱。年初买了台二手摩托车，存款就所剩无几了。

我跑回家，翻箱倒柜找钱。翻出了爹藏在米缸下面的存折，里面有八千多。我又想起爹在鞋盒里藏了点钱，找出来一数，两千六。一共一万多，连县医院手术费的零头都不够。

村里人都知道了这事，陆陆续续有人送钱来，有的两百，有的五百，最多的是村长，给了两千。到下午，我们一共凑了不到四万，还差很多。

“要不先去做手术吧，剩下的再想办法。”三叔抽着烟说。他的烟灰掉在医院走廊的地上，像一小撮雪。

手术必须马上做，可医院说没付全款不能动刀。我急得像在火上烤。

就在这时，村里那个被人叫作”小傻子”的男人来了。

说起这个小傻子，他叫李明，或者说我们觉得他叫李明。他一直在村子里住着，十几年了吧，没人知道他从哪来。他住在村东头一间破瓦房里，房子是原来一户姓张的留下的，那户人家早就搬去县城了，也不管这房子。

小傻子很少出门，除了去村口小卖部买东西，平时都把自己关在屋里。他从不说话，就算去买东西，也只是把钱放在柜台上，比划着要买什么。所以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哑巴，又因为他眼神总是呆滞，动作迟缓，就都管他叫”小傻子”。他四十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头发黄黄的，乱糟糟的像个鸟窝。

他来医院的时候穿着一件褪色的蓝格子衬衫，衬衫上有个扣子不见了，用别针别着。他走路有点驼背，手里提着个塑料袋，袋子在阳光下显得特别刺眼的白。

他走到我跟前，把塑料袋放在我手上。袋子挺沉。我低头一看，傻了眼——里面全是钱，一沓一沓的。

“这……这是？”我结结巴巴地问。

小傻子看着我，突然笑了。他的笑容很干净，像村里的山泉水。

“够不够二十万？”他开口了，声音有点哑，但很温柔。

我愣住了。他会说话？而且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

“你……你能说话？”我傻乎乎地问。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然后指了指我爹的病房。“先救人要紧。”

我们把钱清点了一下，整整二十万。医院那边一看钱到位了，马上安排手术。

手术持续了四个小时。期间，小傻子就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动不动。他的脚底沾着黄泥，在医院洁白的地砖上留下了几个浅浅的脚印。他穿着一双很旧的解放鞋，鞋尖开了个小口，露出里面黑黑的大脚趾。

手术很成功。大夫说再晚半天，可能就没救了。虽然恢复需要时间，但性命无忧。

我去找小傻子道谢，却发现他不见了。二十万就这么给了我们，他连句话都没多说就走了。

爹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期间，我去过几次小傻子的住处，可屋子总是锁着，没人应门。村里人说看见他背着个包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

后来我忙着照顾爹，还要准备开学的事，渐渐也就没再多想那件事。直到爹出院回家后的一天，他突然问我：“是不是李老师给的钱？”

“李老师？哪个李老师？”我一头雾水。

爹叹了口气：“就是村里人叫的那个’小傻子’。”

“他是老师？”我更糊涂了。

爹点点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照片，递给我。那是一张泛黄的合影，背景是我们村小学的教学楼，照片上站着一排小学生，中间是个年轻的男老师，笑得阳光灿烂。

我仔细一看，懵了。那不是小傻子年轻时的样子吗？照片背后写着：三年级一班合影，一九八七年。

“他以前是咱们村小学的老师，教语文。那时候你才上一年级，可能记不清了。”爹一边说一边慢慢坐起来，靠在墙上。我们家的墙上贴着十几年前的墙纸，花纹已经褪色了，有些地方还鼓着小泡。

“他教了三年，后来出了事，就变成那样了。”爹的声音低了下来。

“出什么事了？”我忍不住问。

爹沉默了一会儿，屋檐下的风铃响了两声。那是我小时候妈妈买的，风一吹就叮叮当当地响。妈走后，爹一直没舍得摘下来。

“那年他带着学生去县城参加比赛，回来的路上，车翻了。他救了好几个孩子，自己却……”爹没说下去，只是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我猛然想起来了。小学一年级时，确实有个李老师，很温柔，喜欢给我们讲故事。有一次他夸我字写得好，还送了我一盒彩色铅笔。后来学校里确实发生过一次事故，但我那时太小，具体的事情记不太清了。

“脑子受了伤，变得有点怪，不爱说话。后来家里人都搬走了，他一个人留在村里。十多年了，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傻子。”爹摇摇头，叹了口气。“其实他不傻，就是不愿意说话而已。”

“那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我想起那一塑料袋的现金。

爹咳嗽了两声，从桌上拿过杯子喝了口水。杯子上有个缺口，是我小时候不小心磕的。

“听说他爹在南方做生意，挺有钱的。每年都给他寄钱，他几乎不花，都存着。他爹前几年去世了，好像留了不少钱给他。”

“那为什么他要救您呢？”我还是不明白。

爹沉默了一会儿。窗外，几只麻雀在电线上跳来跳去。

“那年出事后，很多人议论他，说他带队不负责任。只有我上门去看他，告诉大家不是他的错。后来他孤零零一个人，我时常去看看他，给他送点菜，修修房子的漏雨处。”爹停顿了一下，“可能他记得这些吧。”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小时候那个总是微笑的李老师，想起他教我们写”春”字时说的话：“春天藏在土里，等着破土而出。”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寄件人的名字，里面只有一张纸条：

“你爸的钱不用还了。好好读书，替我教更多的孩子写’春’字。——李明”

字迹工整，像教科书一样一笔一划。

我抬头望向窗外，正好看见一只蜻蜓落在晾衣绳上。那根绳子是爹前两天换的新的，橙黄色的，在阳光下像一道闪电。

我决定考师范学校。

第二年暑假，我回到村里。听说小傻子的房子被村里一户姓刘的买下了。刘家的老二正在院子里搭鸡棚，看见我走过去打招呼。

“听说你考上师范了？”他一边钉木板一边问。锤子敲在钉子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点点头：“李老师的房子里有什么东西留下吗？”

“没啥值钱的。”他停下手里的活，摸出烟，递给我一根。我摆摆手拒绝了。他自己点上，深吸了一口。“就几本旧书，一些发黄的作业本，还有个破收音机。”

“那些东西呢？”

“书我婆娘烧了，那些作业本……”他指了指鸡棚，“垫窝了。收音机好像还在屋里。”

我跟着他进了屋。屋里已经重新粉刷过，但仍能闻到一股霉味。收音机放在角落的柜子上，积了厚厚一层灰。是个很老式的那种，有个转盘调频道，外壳是深棕色的。

“你要的话就拿走吧，反正也是废品。”刘老二大方地说。

回家后，我试着按了开关，没想到还能用。里面传出沙沙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女声：

“现在播放的是《致爱丽丝》…”

音乐响起，我从收音机背后摸到了一个暗格。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李老师和一个女孩的合影，看起来是个学生。照片背面写着：“给最勇敢的李老师，谢谢您救了我的命。”

再后来，我大学毕业，回村小学教书。有一天整理学校的旧档案时，我找到了那次车祸的记录。车上一共坐了二十三个人，李老师带队，司机醉酒驾驶，车子撞上了路边的大树。李老师在车翻之前发现了异常，先把靠近车门的几个孩子推了出去，然后在车子侧翻时，用身体护住了更多的孩子。

车祸中只有李老师重伤，所有的孩子都活了下来。

档案里夹着一份医院的诊断书：颅脑损伤，语言中枢受损，建议长期治疗和康复训练。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不爱说话了。不是不想，而是很难。每说一句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努力吧。

档案最后还有一张纸条，是某个孩子家长写的：

“李老师，对不起，我们错怪您了。”

纸条已经发黄了，但那份愧疚却穿越了时光，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

今年夏天，我接到一个从广州打来的电话，说李老师在南方的一家康复医院里，如果我有空，可以去看看他。

我请了假，带着爹一起去了广州。在一家设备先进的康复医院里，我们见到了李老师。

他看起来精神好多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病号服，正在做语言训练。

来源：番茄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