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鄂关垭子，秦楚寻边墙

摘要：关垭子，亦称“关垭”，坐落在大巴山脉北麓，南北方向分别毗邻“秋山”与“界岭”两段支脉，中间凹槽+缓坡，构造形成了“两山夹峙，一线中通”的地貌空间格局。垭口所处陕鄂两省交界点，海拔约720-850米，形如马鞍状，陕西一侧属安康市平利县，湖北一侧为十堰市竹溪县。春

关垭子，亦称“关垭”，坐落在大巴山脉北麓，南北方向分别毗邻“秋山”与“界岭”两段支脉，中间凹槽+缓坡，构造形成了“两山夹峙，一线中通”的地貌空间格局。垭口所处陕鄂两省交界点，海拔约720-850米，形如马鞍状，陕西一侧属安康市平利县，湖北一侧为十堰市竹溪县。春秋时期，这一带均属古庸国辖地。公元前611年，秦、楚、巴三国联合灭庸后，又在此相互征伐，“车辚鳞，马萧萧”，可谓声势浩大。战国中期，巴国范围逐渐退缩到大巴山以南，秦楚两国则继续在大巴山以北的汉水流域争夺控制权。楚国为防御所需，寻骥楚边，广筑城墙，以河南鲁阳关（今鲁山县城西南）为中心，绵延两千余里，自中原衔连巴蜀（今重庆三峡地区），跨越豫、陕、鄂、渝4省市，该城墙体系俗称“楚长城”或“秦楚长城”，时间且更早于如今传统认知上的北方长城①。但直到1983年才被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由此开启了传播、探究的学术历程。而关垭子就位于这段“楚长城”中部，连同周边残存的墙基遗址大约180公里。路径呈南北走向，蜿蜒曲折，断断续续：南起竹溪县鄂坪乡梓桐垭村，经过关垭子，北达陕西省旬阳市铜钱关以及竹溪、竹山、旬阳3县（市）交界处的铁桶寨。1983年以来，湖北省郧阳地区文物部门经过多次调研普查+复查，发掘了多处城垣遗址，全部采用不规则的青色长方形条石垒砌，凡至路口均设城楼、哨卡，竹溪县境内（包括陕鄂边界）较为明显的遗存地点有“铁桶寨、王家寨、关垭子、柳树垭、火龙垭、梓桐垭”这六处，考古定义为“秦楚古军事防御工程”（即‘内长城’）②。此后自秦汉以降，历朝历代都在这些关口位置驻兵防卫，屏障其辖域。特别是关垭子，作为沟通安康（金州）——房陵（县）之间的行途节点与扼控秦楚门户之要隘，从南宋到清末，分别与周边相邻诸关口利用“楚长城”遗址，多次扩修边墙，开启新一轮防戍功能，并在某几场战事中发挥出了关键作用（如明末抵御张、李农民军，清代中叶抵御白莲教武装等）。如今一些宣传介绍，也多用“秦楚边墙”来替代“楚长城”，毕竟目前能看到的墙体，几乎为明清时期修造。本期内容将采取文献（地方志）查阅与实地行走相结合的方法，对陕鄂交界处关垭子再做一次实地探寻与图文记录。

文献中的关垭子

明清时期，文献古籍趋于完善，地方志书籍也编撰了很多。但信息记录却仍旧零散，需自我考证分辨。关垭子在明清文献中又称作“白土关”，区位邻界陕鄂，文中提到的擂鼓台山，坐落在垭口北侧，海拔750米，顶端设瞭望哨，遇到战事，即擂鼓为号。

清代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版《陕西通志.卷十七.关梁二.平利县》（刘于义编撰）对白土关，也就是关垭子的文字简述。关隘驻防基层军事指挥官——分防把总，属清代绿营编制。还特别提到了南宋初年发生在这里的“王彦平定桑仲之乱”。王、桑两人都是出自南宋义军阵营的抗金将领，王彦曾担任金（州）房（州）镇抚使，桑仲曾担任襄（阳）邓（州）镇抚使，所辖地盘与之毗邻。后来桑仲乘乱割据反叛，并派兵进攻金房一带的王彦部八字军，被王彦击退于关垭子（白土关），桑仲后来也遭部将所杀，沉寂于乱世。

民国十年（1921年）版《湖北通志.卷三十六.建置十二.竹溪县》（吕调元、刘承恩编撰）中则直接称作“关垭”，地界陕西平利县。清代嘉庆初年总兵路超吉（曾任广东水师提督）率兵驻防这一带（县之西路），遂以关垭为要隘。

清代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版《平利县志.卷一.疆域》（黄宽编撰，以下简称‘乾隆版’）对县境白土关（关垭子）的方位描述：“（城）东一百五十里……抵湖广竹溪县界”。

乾隆版《平利县志.卷二.关梁》对白土关单独的词条简述中，又再次提到了南宋初年发生在这里的那场防御性战争：“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贼桑仲犯金州白土关，知州王彦击败之”。而驻扎在白土关（关垭子）的营汛单位（清代绿营兵编制）在康熙年间已迁驻八里岗白土营（今平利县城）。

乾隆版《平利县志.卷一.建置》对平利县治所前三次迁移的文字记述，分别为：白土关（关垭子）—石牛河口（今属平利县长安镇）—古声口（今属平利县老县镇）。不过文中则记载称作“灌河口”（今属平利县兴隆镇），不知是否为误写了。

乾隆版《平利县志.卷二.衙署》对“白土营”军事驻防情况的文字记述。那会儿平利县治所还在古声口（今属老县镇），白土营则由康熙年间自关垭迁驻而来的营汛官兵驻防，且拥有“演武场、牧马场”等相关配套场所。士兵们平常也会就近利用民田，耕种粮食蔬果，保障自给自足。

乾隆版《平利县志》配套舆图中（卷一.形胜）对白土营与关垭子的位置标注，图上也已不再称白土关。

白土营早年古木参天，栎树成林，名曰“花栎岗”；城后五峰山，北连群峦险峰，森林无际，猛虎出没，又名“卧虎岗”；地处秦楚古驿道咽喉，西起猫儿沟（原名老虎沟）口，经桃园子北上，横过磨石沟梁，长8华里（4公里），且因北面有白色土质（一种潮沙土），遂改名“白土关八里岗”；清代康熙初年，将驻守关垭子的绿营兵营部迁到本址，命名为“白土营”，并修筑关堡，成为军事要隘，初有骆、郭、史等姓氏家族落户。清代乾隆年间，湖广流民成批迁徙而入，栖居川道沿线，人烟逐步稠密。清代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平利县地方向朝廷奏请移治于白土营。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朝廷准旨旋调任奎光（基层官吏，号称‘任婆婆’）监修新城并任知县。遂依关堡旧基加固，筑城墙548丈5尺，设东、西、南三门 (传统忌讳，不开北门），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才增辟北门，以防日本飞机轰炸，有利疏散人口），南扩套城，造庐设厩，为800兵丁栖身牧马之所（牧场马盘山），工程草创。继任知县石珩接手竣工。清代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加修书室、祀典坛庙等房。后建西瓮城，五座城门、城垛齐全，门上有楼。主街一条，东西长245丈6尺7寸，计有大什字、小什字等僻支街巷道10余条，经两年修建基本竣工。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平利县治所由古声口正式迁驻白土营③。

在清代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版《续修平利县志》（杨孝宽编撰以下简称‘光绪版’）的配套舆图中，对县城到关垭子一线的地名、道路等信息标注，此刻距治所从古声口迁驻白土关也快一个世纪了。

光绪版《续修平利县志.卷一.分野》竟然还标准了关垭子的分秒经纬度，这在清代古文献中却很少见。

关垭子在清末（1851-1911）《平利县乡土志.道路》章节中的位置与里程信息。

清末（1851-1911）《平利县乡土志.兵事録》章节中，记载了从南宋到清代，平利境内的重要战争情况，其中有多场均发生在关垭子（白土关）。如平利各地方文献中出镜率很高的“南宋王彦平定桑仲之乱”俨然叙写于开篇。另外记录较为详细的就是清代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对陕鄂边影响波及最大。关垭子如今留存的墙基遗址（俗称‘边墙’），大都是为防御白莲教而修筑。

清代咸丰年间，李（永和）蓝（朝鼎）起义队伍也从四川来到陕南（入陕大军由蓝朝鼎领导），他们从关垭子（白土关）攻打平利县，遭遇准备充分的当地官员率部抗击。那段时期还有活跃在陕鄂川边的部分小规模武装通过关垭子这一门户要隘，进犯窜扰平利、竹溪等近邻县城。

关垭子实地探寻行摄

关垭“秦楚长城”遗址，距陕西省平利县城18公里，湖北省竹溪县城20公里，恰好在中间边界位置，毗连陕鄂。早在2013-2015年间，竹溪和平利已分别从各自县城出发，开行了公交客车往返关垭子。2024年4月30日，两地又直接开行跨省城际公交，平（利）竹（溪）省际公交路线的开通，使两县群众出行更加方便、实惠，对促进陕鄂两省在文化、经济、交旅融合等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4年）4月30日，湖北省竹溪县至陕西省平利县省际公交开通。

竹溪县和平利县位于湖北和陕西两省交界处，两地山水相连，人缘相通，发展相融，是鄂陕两省重要节点“口子”县。

“公交互通不仅降低两地群众出行成本，改善两地出行环境，还将促进两地交旅融合发展和农特产品流通。”平利县工商联副主席刘义波说。

“两地开通公交，两地老百姓的往来将更加紧密，进一步带动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竹溪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竹溪县至平利县跨省直通公交线路全长43公里，沿途设置站点共98个，其中18个集中站点集中停靠，其他站点按照“招手即停、就近站点下车”方式停靠。车辆采用纯电动新能源，每天安排运行12趟班次。公交票价实行“一票制”（5元/人次），可使用现金、微信、支付宝④。

历史上将平利县五峰山以东，坝河以北，统称“白土关”。1982年安康地区文物古迹普查发现：“关垭（白土关）城墙东西直径120米，南北蜿蜒，东西各有一城门，夯筑层明显存在，并散存南北朝时代青瓷陶片”。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以上廉水（今有连仙河、黄洋河、岚河等多种说法，尚无确定考证）为名设立“上廉县”，治所驻于白土关（关垭子），属荆州上庸郡，此为平利建县起源。清代光绪《续修平利县志》载曰：“平利县旧基在县东一百三十里，女娲山之东”⑤。东晋上廉县废，南朝萧齐政权又分别复设上廉县和吉阳县，属上庸郡。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改吉阳县为吉安县，属安康郡。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吉安县治移驻西城（今安康市汉滨区），隋代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吉安县为金川县，仍驻西城。唐代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析划金川县东南区域（包括今平利、镇坪两县全部与岚皋县部分）复设平利县，取定“坝河川平”（平利川）而命名。治所初驻上廉故城（白土关/关垭子），属金州。唐代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平利县治所迁驻古声口（今老县镇）⑥，白土关（关垭子）结束县治地位。

关垭城墙东西直径约120米，南北蜿蜒于山峦之上，东西原各有一座城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因修建汉白公路，导致城门被毁，现存环形城墙遗迹，围绕于关隘四周⑦。明代改砌砖石加固，如今尚存一段长约800米，残高1.5-5米，基宽2-4米的夯土城垣（夯土层厚0.1米）。另根据湖北地方文献记载：“城垣旁还有一处貌似城楼台址的长方形基座，面积约50平方米，并配套藏兵洞”⑧。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关垭”城楼门洞，是1998年由陕鄂两省联合修造的仿古建筑体，汉白公路（今G246国道）从门洞下方穿行而过。竹溪县还在门洞北侧墙体上凿刻有字迹碑文。

竹溪县凿刻的碑文内容曰：“秦楚边际山脉绵延陡峭，此地隘口成要塞，两山对峙，一道中通，称关垭。春秋战国，楚于四百六十余年间修建疆防长城三千余华里，宜石则垒，宜土则筑，宜水则堤，要塞必修城堡。关垭城堡为竹溪县周边六处楚长城城堡遗址之一，系石灰拌粘土夯筑而成……”

1991年，“关垭边墙遗址”被列入陕西省平利县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初获县级文保。如今在关垭城门陕西一侧的公路旁，立有县级文保牌，背后对关垭的文字介绍，几乎摘录于地方志书本信息，以便给游客带来最真实的历史述说。

登上城楼，向西眺望陕西平利方向，基层管理今属长安镇张店村。平利将全县农村房屋都按照皖南徽派风格进行改造（也许跟当地皖南移民有关），随处可见白墙黑（青）瓦马头墙建筑。

向东眺望湖北竹溪方向，基层管理今属蒋家堰镇关垭子村，远处高耸的大山就是“界岭”（绵亘于陕鄂边界，属大巴山系东延余脉）。竹溪境内以前是白墙红瓦房屋，后来将靠近关楼一侧的房屋全部按照“古镇”风格进行改建，营造了一条访古文化街市。

关垭城垣遗址南侧平台端立有陕西、湖北两省之间的第15号界桩，立桩时间在1997年。2008年10月个人第一次来到关垭子，就已对界桩做了拍摄，那会还是1997年的一块老界桩。截至2025年，已经是第六次前来了（2008年、2009年、2018年、2023年、2025年两次）。

2014年，“关垭界墙遗址”列入陕西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荣获省级。陕鄂界桩南侧这块省级文保牌，背后对关垭在形制、数据、保护范围等方面内容做了详细介绍。如图所示：关垭城垣整体凸显“椭圆状”船形，内为空心，随山势坡面垒砌。但内部道路系统多被杂草覆盖，如果要开展细致研究，需获取相关考古资料。

“关垭界墙（城垣）遗址、公路城楼、陕鄂界桩”同框入镜画面。关垭子的建造沿革追溯期上至“秦楚长城”，下至清代嘉庆“陕鄂边墙”，那么这里无疑作为了中国内陆最古老的城垣（边墙）建筑体系之一。

关垭界墙（城垣）遗址全貌与北侧的擂鼓台山，城垣瞭望哨设于山顶。顺墙基沿山脊再往北行，则与旬阳铜钱关相连，均为秦楚古长城南段的核心遗址范围。清代嘉庆年间为抵御白莲教所修筑的陕鄂边墙，旬阳、平利、竹溪段大都利用了秦楚长城基址。

1983年2月，新华社报导：“陕西省……在旬阳县发现一段迄今中国最早的长城——楚长城遗址”，后经考古工作者进一步考察，认为楚长城从陕西省旬阳边界的铜钱关入平利县境。故“关垭”，疑似楚长城的终点⑨。

湖北这边早在2008年就将“关垭遗址”列入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名单，比陕西列入省保的时间更早。湖北所立省级文保牌现位于关垭城垣遗址北侧平台，靠近擂鼓山，景区建设者还在这儿放了两个战鼓，让游客们随意敲击，以此烘托氛围感。

陕西在城垣遗址北侧平台处也立有一块省级文保牌。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作为关垭子最显著的功能标签，直到近现代的1949年7-8月，战况都不曾停歇，仍旧激烈争夺。这场战斗，交战双方分别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9军与国民党第69军第144师，关垭子因此在2019年成为了红色革命遗址，2022年又入选陕西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1949年7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第55师、第57师计划由关垭子、平利县城西进安康。国民党军则出动四个师的兵力，以69军之144师三个团防守关垭子一带，以27军之31师为左翼，98军之158师为右翼，以69军之135师驻连仙河口和太山庙一带为预备队，98军之158师则驻太垭至八卦庙一带。

根据上述情况，解放军第19军以55师担任主攻，攻打关垭子、擂鼓台、营盘梁、鹰嘴崖；第57师奔袭石牛河口之敌，并防止关垭子之国军西撤。

战斗打响后，解放军在炮火掩护下，向防守关垭子的国军发起全面进攻，致使西撤。解放军承势追击，俘虏、毙伤亡国军官兵众多。此战一举攻克天然屏障“关垭子”，同日（7月10日）第19军还占领了平利县城（1949年5月31日第一次占领）。平利也成为陕南早期（1949年10月1日前）被“解放”的几座县城之一。

关垭子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共用时15个小时，国民党第69军第144师两个团及第98军1个团全部被歼。此战还粉碎了国军胡宗南部阻止解放军西进汉中的企图⑩。

有一个现代人们熟知并经常会使用的成语——“朝秦暮楚”。而关垭子，便是这个成语的来源之地。因邻靠秦楚两大诸侯国，生活在关垭子一带的老百姓既不敢与秦楚争锋，也不敢得罪两国，只得选择“风摆杨柳两边倒”。这个成语比喻某些人反复无常，实则地地道道的贬义词。然而在平利、竹溪这块土地上， “朝秦暮楚”却有着不同的内涵与理解。它既代表两国特殊的边界地理位置，也反映出因战争导致两国疆域归属频繁变化，赋予特殊现象之解读。例如当地百姓见秦军来了就换上秦人装束，楚军来了就换上楚人服饰，作为普通边民的一种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