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经常账户失衡在改善后再次出现显著分化，呈现出更多国家、地区间的非对称性。在中长期，气候政策调整将影响投入要素的可替代性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驱动资金从化石能源依赖行业向低碳行业转移，改变国内投资行为，使储蓄-投资缺口发
张明 刘瑶（张明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注：本文发表于《国际金融研究》2025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为方便阅读，本文省略了脚注与模型部分，全文请参见中国知网。
摘要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经常账户失衡在改善后再次出现显著分化，呈现出更多国家、地区间的非对称性。在中长期，气候政策调整将影响投入要素的可替代性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驱动资金从化石能源依赖行业向低碳行业转移，改变国内投资行为，使储蓄-投资缺口发生变动，从而影响一国国际收支状况。通过梳理气候政策调整与全球失衡演进的特征事实，本文发现：第一，主要失衡国碳排放密度与经常账户走向密切相关；第二，单边征收碳税将导致区域内失衡路径分化；第三，绿色补贴政策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影响较为有限。此外，本文发现危机后各国失衡路径分化与各国气候政策调整的非同步性有关。同地区或同类型的经济体应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安排应对气 候转型，减轻气候政策频繁调整对外部失衡的外溢效应。
引言
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流量衡量的经常账户规模一度显著缩小，以净国外资产衡量的存量失衡继续加剧；2012 年以后，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基本结束与经济缓慢复苏，全球经常账户演进呈现持续分化的非对称走势。例如 ，输出石油的中东与北非地区经常账户顺差持续上升，2012 年后甚至接近危机前的峰值；2013 年后欧元区经常账户余额逐渐扩大，G7 经济体和发展中欧洲（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urope）的经常账户失衡却在不断缓解；2016 年以后，全球呈现出债务国失衡扩大、债权国加速再平衡的新特征；而在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以中国与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外部失衡恶化，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卷土重来。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变迁似乎已经打破危机前发达 经济体作为经常账户逆差国、发展中经济体作为经常账户顺差国的显著特征，呈现出更多地区、国家间的非对称性，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是各国间资金流动转向、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协调的具体表现。近年来，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各类气候政策频繁出台，无论是多边或区域内的气候变化框架协议，还是单边的气候政策约束，在较长时间内均会对国际收支状况产生显著的再分配效应，影响国家间贸易流量变动与国际跨境资本流动。国家间气候政策的异质性导致各国对化石燃料依赖度不同、能源转型升级水平分化。因此 ，各国间气候政策类型与调整步伐成为经常账户的重要影响因素，也可能成为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动因。
在实践层面上，气候政策引发的投资格局变动及产业结构调整将引起各国外部平衡的新变化，导致部分国家失衡缓解、部分国家失衡加剧。探索气候政策调整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影响， 有助于在全球治理层面号召各国采取相对步调一致的气候政策，最大限度地缓解新一轮全球失衡的潜在危害，并防范化解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鉴于此，本文将深入讨论气候政策调整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重要影响。通过将气候政策划分为需求端的碳减排与碳税政策、供给端的绿色补贴政策，本文将主要探讨如下问题 ：一是减排政策如何影响全球经常账户失衡，二是现实中各类气候政策调整将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产生何种非对称影响，三是非同步性气候政策如何导致各国经常账户失衡路径分化。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判断全球失衡的走向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梳理气候政策影响外部平衡的重要文献，第二部分讨论气候政策调整影响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理论逻辑，第三部分分析危机后气候政策调整影响全球 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特征事实，第四部分探索非同步性气候政策调整对各经济体失衡路径分化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气候政策与外部平衡：文献梳理
气候政策与外部平衡的文献主要聚焦于气候政策如何影响一国国际收支，而本文主要梳理关于气候政策与经常账户的研究。
气候政策与经常账户的文献集中于探讨气候政策如何影响贸易行为与要素流动。其中，一部分文献关注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各国进出口与供应链行为。从直接渠道来看，气候变化通过改变生产条 件、供应链等对经常账户的贸易分项产生影响。例如 ，Gassebner et al. （2010）运用 170 个经济体 1962—2004 年贸易数据，发现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使各国进口平均下降0.2% ，出口平均下降2%， 从整体上使经常账户状况恶化。Pankratz & Schiller（2021）指出，一方面，高温、洪水等气候灾害 会显著恶化供应商运营表现；另一方面 ，如果气候灾害冲击超过预期，采购商将有6%～11% 的概率终止现有的供应链协议。从间接渠道来看，气候变化经由排放密集型部门（EITE）， 通过碳税与碳排放交易机制影响一国进出口（OCPO ，2018）。同时，碳税政策调整对现有税率较低、未来面临高碳税的国家进出口的负面冲击更大，而征收碳税引起的碳泄漏及碳排放成本主要由发展中经济体承担（Larch & Wanner ，2017）。
另一部分文献讨论气候政策如何影响生产要素与投入要素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外部平衡报告中首次直接讨论气候政策与外部失衡的关系（IMF ，2022）。由于在中长期减排政策会影响投入要素的可替代性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在严格的气候政策约束下，其会驱动资金从化石能源依赖的高碳行业向低碳行业转移，改变国内投资结构。该报告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发现减排力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经常账户规模将扩大0.6 个百分点。这为本文从气候政策变动角度理解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提供了新的思路。事实上，自21世纪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开展多轮气候谈判与磋商，达成了一些全球性或区域性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各国也陆续出台了多条减排政策以缓解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本文旨在拓展气候政策影响经常账户的有关研究，发掘更多的典型事实与经验证据。本文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从气候政策调整角度分析2008 年国 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失衡演进的新动因；第二，在IMF（2022）的基础上，从需求端与供给端全面论证了气候政策调整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产生影响的典型事实；第三，进一步探讨了非同步性气候政策对危机后失衡路径分化的影响机制及特征事实，探究全球失衡演进的深层原因。
二、气候政策影响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理论逻辑
按照作用目标方向分类，气候减排政策通常可以划分为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其初衷均是为了减少高碳能源使用，促进产业向清洁能源行业转型。供给侧气候政策通常包括绿色补贴政策， 需求侧气候政策则包括征收碳税、碳交易许可与碳减排行政指令。全球视角的气候政策按照实施时效分类，通常可以划分为协调一致（同步性）气候政策与非同步性气候政策。本文将重点论证需求侧气候政策与供给侧气候政策的作用逻辑，并对非同步性气候政策进行探讨。
首先，协调一致的碳税或碳减排政策将减少可再生能源依赖型、低碳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增加逆差），增加化石能源依赖型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减少逆差），并将降低全球长期利率。从投资端来看，征收碳税或采取行政性碳减排指令将降低化石能源依赖型投资比重，拉低总投资水平。从储蓄端来看，由于各国采取的气候减排政策限制了传统化石能源及高碳能源的使用，其将降低全球范围的投资总量，使全球范围内利率下降，最终将导致各国储蓄总量以相对一致的比例下降。此外，由于投资率的变动速度远大于储蓄率的变动，需求端气候政策对投资端的影响更大，将对两种类型经济体的经常账户走向产生相反的驱动作用 。基于2050 年碳中和计划的模拟显示，气候减排政策将导致化石能源依赖经济体（例如，俄罗斯、OPEC 等）投资显著收缩，对绿色能源依赖经济体（例如，日本、欧盟）总投资的影响最小，而储蓄端的变动则较为一致，最终导致全球利率下降（IMF ，2022）。
其次，单边的气候减排政策将放大其对经常账户失衡的再分配作用，并可能导致该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发生逆转，对国家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在同类型经济体中, 单边气候减排 政策（例如，征收碳税）将减少国内化石能源依赖型投资，使更多资本流向区域内未实施气候减排政策的经济体，而通常积极实施碳税政策的经济体多为低碳排放经济体，未能征收碳税的经济体多 为高碳排放经济体。单边气候政策导致资本流向未实施碳减排政策的其他经济体，将会扩大实施碳减排政策顺差国经常账户顺差，缩小实施碳减排政策逆差国经常账户逆差，导致单边气候减排政策对区域内外部失衡的影响被放大。
最后，供给侧气候政策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影响较为有限。这是因为可再生能源增长相对缓慢，而全球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扩张速度也相对有限，供给侧气候政策将同步小幅增加各国储蓄与投 资规模，导致供给侧气候政策对外部失衡的再分配效应相对较弱。IMF（2022）发现，相比于碳税，绿色补贴带来的投资效应较为有限，绿色补贴每提高 1% ，仅会拉动投资/GDP 增加0.1%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发展中经济体设置的绿色基础设施投资补贴、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经济体出口设置的绿色壁垒等将影响全球各区域失衡走势。
三、气候政策调整影响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特征事实
随着全球变暖加剧与极端天气频繁发生，气候政策调整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也更加频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GRI）的《世界气候变化法律数据库》记录了 1947 年至今全球主要国家的各类气候政策。GRI 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全球各国共颁布了 2771 条气候政策 ，其中，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颁布的气候政策共2348 条，危机后关于气候变化的共识与经济转型的瓶颈，令各国加速了气候政策制定与实施。从各区域出台政策来看，发达经济体 气候政策调整与实施速度快于发展中经济体；欧盟和欧元区气候政策调整最为频繁，危机后欧盟共 颁布441条气候政策，欧元区国家颁布331 条气候政策，G7 经济体颁布 194 条气候政策，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含G7 和欧元区）颁布了95 条气候政策。尽管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气候政策步伐 慢于发达经济体，但也为减缓气候变化付出了巨大努力。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后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出口的中东和中亚各国共出台气候政策 158 条，近年来出口成绩抢眼的东盟十国也颁布了 108 条气 候政策。
依据前文气候政策分类，气候政策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碳排放密度的调整、碳税征收范围的变动、绿色补贴的变动上。气候政策调整影响全球经常账户演进的特征事实如下。
（一）主要失衡国碳排放密度与经常账户失衡走向密切相关
碳排放密度调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碳减排气候政策的力度。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失衡国经常账户规模在缩小后重新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气候变化数据库记录了 1995—2018 年 全球各国45 个行业逐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密度数据。本文参考IMF 公布的外部失衡报告及外部失衡评估法（External Balance Assessment，EBA）选取的样本经济体，兼顾数据可得性，基于 2000— 2018 年全球41个代表性经济体的数据, 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碳排放密度调整对经常账户走向的影响。
首先，选取二氧化碳排放密度（CO2density）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经常账户相对规模（CA_gdp）。选取常见的经常账户走向驱动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实际有效汇率、政府财 政余额/GDP、老龄人口抚养比例、外商直接投资/GDP、经济增长率、贸易开放度，这些指标分别反映了进出口相对价格变化、国外直接投资、政府财政状况、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形势及贸易环境。原始数据中，实际有效汇率、政府财政余额/GDP、老龄人口抚养比例、外商直接投资/GDP、经济增长率来自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贸易开放度来自CEIC数据库。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部分控制变量使用滞后一期的数据进行回归。
碳排放密度变动对经常账户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表1实证结果表明，危机后碳排放密度成为经常账户的显著影响因素，而危机前碳排放密度并未对经常账户产生重要影响。这印证了危机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与气候减排政策密切相关的特征事实，气候减排政策成为经常账户的新影响因素。同时 ，由于碳排放密度与经常账户盈余同向变动，此轮经常账户失衡改善可能与可再生能源依赖型经济体减排政策驱动的行业转型导致总体投资量上升有关。
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表明，危机后碳排放密度成为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的显著影响因素，碳排放密度的降低将驱动绿色能源依赖型投资增加，整体投资水平上升，储蓄-投资缺口缩小，经常账户余额下降。考虑到危机前发达经济体初始碳排放密度处于较低水平，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碳排放密度从 2008 年 的 7474 吨/百万美元一度上升至 2016 年的 9013 吨/百万美元，2017—2018年碳排放密度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后整体上碳排放并未继续显著下降，导致经常账户逆差减少，个别年份转负为正。危机后，发展中经济体碳排放密度由2008年的14941吨/百万美元下降至2018 年的12768吨/ 百万美元，减排效果显著，但由于经济体间异质性明显，危机后发展中经济体的气候减排政策并未显著影响经常账户走向。这表明，此轮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缓解（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逆差的缩小）与碳减排政策的非严格约束有关。一旦发达经济体再次严格控制碳排放量，减排政策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协调一致、有效执行，大面积的经常账户失衡可能卷土重来。
（二）危机后单边征收碳税可能导致区域内失衡路径分化
推动碳减排政策的另一需求侧政策工具为开征碳税。相比于20 世纪90 年代起开征碳税的经济体，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加速征收碳税的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增加或逆差缩小将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开征碳税之初，碳税作为产出的负向冲击，将率先导致这类经济体投资显著下降，部分投资转向区域内其他经济体，尽管利率下降最终将导致储蓄同步下降，但对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最终驱动储蓄投资缺口扩大，经常账户余额增加。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2021 年5 月，全球27 个国家已实施 35 项碳税制度 。相对而言，征收碳税的经济体依旧较为有限，主要分布在欧洲。本文将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探索危机后单边征收碳税是否导致欧洲区域内失衡路径分化。
如图1所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国家征收碳税对经常账户的作用出现显著的异质性变化：2007年之前，碳税政策总体驱动经常账户小规模缩减 ，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碳税政策总体驱动经常账户盈余扩大。
同时，表3碳税政策的标准DID回归结果显示，表中所有识别 方法下得到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危机前征收碳税国，危机后征收碳税对经常账户规模的正向驱动作用显著增强。这也验证了危机后单边征收碳税国经常账户盈余显著扩大的特征事实，表明单边的碳税政策可能是导致区域内失衡路径分化的原因。
（三）绿色补贴政策对全球经常 账户演进作用较为有限
进入 21 世纪以来，针对绿色补贴的反补贴调查与反补贴诉讼数量开始激增，特别是在现有WTO 框架下，并不区分绿色能源补贴与一般补贴，导致各国将绿色补贴视为一种扩大本国产业优势、遏制竞争对手的策略。关于绿色补贴的争端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各国减小了补贴力度。2009 年《里斯本条约》的出台使得欧盟成员国能源政策进一步整合，特别是从2014 年起，在欧盟新政的指引下，部分成员国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制度逐渐改为“竞价上网”制度，绿色补贴进一步被削减（曹慧，2016）。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历年发布的能源报告，2012—2022年 ，全球化石能源补贴平均每年超过5000 亿美元，2022年超过 10000 亿美元，而可再生能源补贴不及其三分之一，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动力将会有所减缓。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统计，新冠疫情防控期间G20 用于经济刺激和复苏的资金中，仅有6% 用于清洁能源或绿色能源补贴。随着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工业经济活动的增长拉动电力行业需求显著扩张，IEA 在2021 年《电力 市场报告》（Electricity Market Report）中明确表示 ，全球电力需求增长速度已经远超绿色能源产出扩张速度。
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后绿色补贴规模较小，即使对相关行业投资具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也难以带来可持续增长，无法对储蓄-投资缺口的变动趋势产生实质性影响；此外，危机后除了个别国家 采取了强有力的可再生能源补贴与绿色基础设施补贴（例如，中国），多数国家补贴额度并未显著增长，甚至有所削减或停滞。因此，供给侧气候政策调整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驱动作用较为有限。
四、非同步性气候政策调整对失衡路径的影响
2010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全球失衡路径再次分化：部分经济体经常账户失衡持续改善，部分经济体经常账户失衡卷土重来。如果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气候政策，促进绿色产业转型， 将使更多跨境资本流向绿色低碳经济体，并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型，扩大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逆差、缩小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然而，危机后全球失衡路径并未按照此轨迹演进，除了政策冲击之外，各国非同步性气候政策调整也可能与此高度相关。
（一）发达经济体非同步性气候政策调整与失衡路径分化
尽管整体上发达经济体更早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然而国家间减排成效相差甚远，部分发达经济体依然为化石燃料依赖型国家，并且气候政策调整也并非同步（见图2），逐渐形成了以欧盟为首的气候政策积极行动者阵营和以美国、 日本为首的气候政策消极行动者阵营。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与日本的碳减排约束相对宽松 ，经常账户波动性也显著小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2008—2014 年，欧元区国家严格执行气候政策，以德国为例，碳排放密度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使得欧元区国家经常账户转负为正；危机后，澳大利亚碳排放密度下降约三分之一 , 澳大利亚经常账户逆差也得到显著缩减。《京都议定书》 曾经达成约束发达经济体的强制减排责任，然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经济体以保护本国产业竞争力和发展中经济体不承担强制减排责任为由，拖延多边气候谈判及重大协议签署进程。201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签署的 《巴黎协定》 同样未强制发达经济体减排，而是要求各缔约国提交国家自主制定目标并定期盘点减排效果。这一气候政策最终目标的弱化同样削弱了部分发达经济体减排的动机。因此，发达经济体低碳转型的进程也显著放缓，这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十年间，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走向显著分化。
同时，单边主义气候政策也逐渐表现出“武器化”特征，部分发达经济体将气候政策与贸易政策高度融合，将其作为贸易谈判的新武器。例如，2019 年欧盟发布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试图拉平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减排成本，以保护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又如，美欧国家联合起草《钢铝贸易碳基部门安排》，期望以碳排放为标准建立一个多方共赢的气候俱乐部；再如，G7经济体倡议以钢铁行业为基础，建立类似的行业层面的气候俱乐部。诸多单边或多边的气候同盟一旦建立，将使气候政策调整偏离应有的轨道，也将破坏已经构建的多边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因此，全球经常账户失衡走势分化可能与危机后发达经济体气候政策调整的非同步性有关。
（二）发展中经济体异质性气候政策调整与失衡路径分化
为维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利益，发展中经济体组成了77 国集团+中国的阵营， 并达成了《巴黎协定》南北合作等协议。长期以来，制造业国际分工、减排责任的国别划分模式与 气候治理有效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中经济体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进一步分化，财政与货币政策异质性显著，各国治理能力也差距巨大，这使得发 展中经济体内部气候政策目标一致性显著下降。例如，危机后中国与南非碳减排效果显著，墨西哥碳排放密度不降反升（见图3）。此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少污染、降低碳排放是分阶段、历时数年完成的，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少污染与脱碳却几乎需要在同一阶段完成，这显然将给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转型带来更大挑战。从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收支调整来看，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波动性更大、国家间差异也更大。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后十年间 ，中东和北非地区经常账户波动性最大， 并在2008—2019年出现两次经常账户逆转（由正转负或由负转 正；拉美地区在大多数年份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发 展中欧洲经常账户维持基本平衡， 发展中亚洲（Emerging and Developing Asia） 经常账户盈余持续缩小（见图4）。即使危机后发展中经济体加速出台了气候政策，然而除了少数新兴经济体，其余发展中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并未付出积极的气候减排行动。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失衡显著缩小，在 2012 年后经常账户一度由正转负，并在2018年再次转正, 这与长期气候变化引起的各国由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转型不符。由于危机后发展中经济体气候治理能力与经济发展能力各异，其经常账户盈余并未一致扩大，反而呈现失衡路径分化的走势。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经常账户失衡规模呈现先缩小后分化的走势，全球失衡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特征。基于近年来对全球变暖的广泛担忧，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多 轮气候谈判，气候政策调整频率显著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前。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发现气候政策调整可能是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新驱动因素。
气候政策影响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理论逻辑如下：第一，协调一致的碳税或碳减排政策将减少可再生能源依赖型、低碳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增加逆差）， 增加化石能源依赖型经济体经常 账户顺差（减少逆差）， 并将降低全球长期利率；第二，单边气候减排政策将放大其对外部失衡的再分配作用，并可能导致该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发生逆转，对国家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第三，供给 侧气候政策对外部失衡影响较为有限。
通过梳理气候政策调整影响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特征事实，本文发现：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失衡国碳排放密度与经常账户失衡走向密切相关；第二，国际金融危机后单边征收碳税导 致区域内失衡路径分化；第三，国际金融危机后绿色补贴政策对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演进的作用较为有限。同时，分析非同步性气候政策调整对失衡路径的影响，本文发现：发达经济体气候政策的非 同步性与滞后性导致全球并未出现经常账户赤字拉大、国际资本持续向发达经济体转移的情况；发展中经济体治理能力的异质性导致各国气候政策差异扩大。
基于对气候政策调整与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理论逻辑的分析、特征事实的梳理，非同步性气候政策调整与失衡路径分化的考察，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全球各地区或相同类型经济体应力求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安排应对气候转型，减轻气候政策对全球失衡的负面外溢效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气候政策呈现出非同步性与单边性的显 著特征。全球范围内，非同步性气候政策调整叠加将放大气候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导致气候政策偏离初衷，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或多边气候谈判进展缓慢，将对全球失衡及全球治理构成更大挑战。为此，应加强多边气候协商与谈判，有效发挥各国气候政策合力，优化各国经常账户平衡路径，从而实现全球再平衡。
二是发达经济体应承担起更多的国际治理责任，严格遵守减排承诺。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应遵照气候协定严格完成减排量 ，承担起大国责任；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需要兑现气候资金出资承 诺，积极、精准、持续地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气候援助，使得气候资金更多地向高排放国倾斜，更好地发挥全球气候减排政策的正外部性，缓解各国经常账户失衡的进一步分化。
三是应充分借助气候政策的再分配效应，针对不同国家制定差异化产业政策。例如，在全球治理协议下，对于绿色转型潜力较大的逆差国，应加快制定鼓励绿色能源低碳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在高碳行业占比较高的顺差国则应加速政府投资，从而缓冲气候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此外，可以优先使用国际公共采购支持绿色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削减可再生能源补贴和绿色基础设施投资补贴 面临的法律风险。
四是中国政府应继续优化产业结构与进出口结构，扩大清洁能源的出口优势。当前全球价值链呈现缩短趋势，在全球外需萎缩、中国人口增长率显著放缓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发挥货物贸易的 比较优势，顺应气候政策趋势，对清洁可再生能源产业给予更大支持，避免经常账户顺差出现过快缩小或持续出现逆转，防范经常账户失衡加剧带来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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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