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来自五大洲50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从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等多
文/张慧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来自五大洲50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从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等多个方面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有的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这种跨越意识形态和种族国界的国际主义行动，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客观报道传递中国抵抗之声，塑造中共正面形象
抗战时期，众多外国记者不顾危险抵达中国战场，用镜头和文字如实报道日军侵略暴行与中国军民抗战实况。他们的报道突破各种新闻封锁，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抗战的艰难与正义，唤起各国对中国的同情，争取到国际舆论支持，为中国抗战汇聚起更多国际力量，也让世界见证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第一次认识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不顾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封锁，前往陕甘苏区。他是第一个成功进入红区的西方记者。在那里，他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深入采访，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入交流，实地观察苏区军民生活与战斗，他将所见所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书中生动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如实记录红军战士坚定信仰、顽强斗志以及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私奉献。这本书一经出版，迅速风靡全球，在美国发行后短短几个月内销售10万多册，随后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该书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世界第一次认识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战力量，激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支持。
◆斯诺与毛泽东。
史沫特莱大力宣传中国抗战，为中国抗战摇旗呐喊。1928年，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报》记者身份前往中国。在华12年，她的足迹踏遍中国东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西南，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和救援工作。她深入抗战前线，撰写大量报道，如实向世界披露日军暴行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她的作品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新共和》等知名国际媒体上。在报道台儿庄战役时，她详细描述了中国军队奋勇杀敌的场景：“他们在泥泞中、在炮火下，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日寇的钢铁长城。”史沫特莱还撰写了多部著作，如《大地的女儿》《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等。在《中国的战歌》中，她记录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中国人民为自由而战的伟大斗争，书中提到，“我看到中国的农民、工人、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却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赶走侵略者，而团结在一起，这种力量让我坚信中国必将赢得胜利。”这些作品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抗战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史沫特莱还积极为中国抗战募捐，在美国和欧洲等地组织募捐活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筹集大量资金和物资支援中国抗战。
◆周恩来和史沫特莱（中）等国际友人在武汉。
詹姆斯·贝特兰积极为中国抗战发声。1936年，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作为罗兹奖学金访问学者来到中国，在北平燕京大学学习。彼时，中国正处全民族抗战前夕，局势紧张，他受埃德加·斯诺夫妇和爱国学生运动影响，开始关注中国抗战局势。西安事变爆发，贝特兰立即赶赴西安，成为唯一深入事变现场并报道至结束的西方记者。他与史沫特莱一同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向外界广播，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并出版《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客观公正地介绍事变过程及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肯定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担当。七七事变后，贝特兰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回到中国，前往延安采访。在延安，毛泽东多次接见他，二人就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态度、政策、战争前景等进行深入交谈，这些内容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离开延安后，贝特兰前往华北抗战前线，采访了朱德、贺龙等将领。他看到八路军与当地百姓感情深厚，也了解到共产党的游击战术和抗战决心。他将这些经历记录在《华北前线》一书中，让世界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除了新闻报道，贝特兰还积极投身援助中国抗战的行动。1938年，他受周恩来委托，将八路军伤员医疗需求报告交给宋庆龄，并参与“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编辑《保盟通讯》英文版，向外界介绍中国敌后战场医疗困境。他还前往英美等国宣传中国抗战，为共产党筹募抗战捐款。贝特兰以客观笔触和实际行动，为中国抗战赢得国际支持与同情，让世界看到中国军民的坚韧与不屈，是中国抗战的重要见证者和贡献者。
◆120师萧克副师长（左）与英国记者詹姆斯。
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在中国长大的犹太人爱泼斯坦、出生在成都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记者福尔曼等数十位记者、作家及驻华使馆人员，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成长与学术背景，对中国和中国革命有着不同的感情、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态度，但是，他们都通过文字及拍摄的图片向世界报道了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传递了中国军民的声音，塑造了中国不屈抗战的形象，帮助中国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提供军事援助，增强中国抗战实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就将国防建设之重要性提上日程。然而，至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兵工厂生产仍远不能满足战争之所需。经过各方积极宣传，谋求外援，国际上一切爱好和平之正义国家及个人以实际行动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他们的援助缓解了中国军事压力，传递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力量。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撑起中国抗战“空中保护伞”。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国际军事支援力量。七七事变后，苏联为遏制日本扩张，派遣志愿航空队秘密来华参战，成为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空中战场的主力。其先后参加的战役主要有南京空战、南昌空战、武汉空战等。
◆苏联援华空军。
1937年11月，首批苏联志愿航空队抵达南京，随即投入战斗。12月1日，苏联飞行员驾驶E-16战斗机与日军展开激烈空战，击落日军轰炸机3架，自身损失两架，打破了日军“空中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南京保卫战中，中苏飞行员总计击落日机20架，并对侵犯南京的日军实施了多次袭击。南京失守后，苏联志愿航空队随中国空军一起撤往汉口、南昌等地。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苏联志愿航空队参与了规模最大的空中战役，其中最有名的是“四二九”空战。4月29日，日本出动27架战斗机、18架攻击机袭击武汉。因事先已获取情报，中国空军以19架驱逐机联合苏联志愿航空队45架战斗机做好准备。经30分钟拼杀，敌机被击落21架，其中战斗机11架、攻击机10架，敌飞行员丧生50人，两名跳伞后被活捉。此次空战，中方也有牺牲，损失飞机12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多次轰炸日军在台湾、上海的军事基地。1938年2月23日，28架苏联轰炸机长途奔袭台北松山机场，炸毁日军战机12架、营房10栋、机库3座，焚毁了可使用3年的航空油料及其他装备。使松山机场瘫痪一个月不能用。1939年，苏联轰炸机大队又奔袭日军占领的广州白云机场，摧毁敌机30余架及大量军事物资。此外，在华期间，苏联飞行员还向中国空军传授编队战术、低空突袭等技术，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飞行员。
从1937年至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志愿航空队共有约2000 名飞行员来华，其中200余人牺牲在中国战场。他们的支援极大缓解了中国空军装备落后、人员短缺的困境。在抗战最黑暗的岁月里，他们用热血和战机为中国撑起了“空中保护伞”，成为中苏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永恒见证。
“史迪威公路”构筑抗战后期国际援华主通道。约瑟夫·史迪威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军事人物之一，其主导打通的中印公路，成为战时国际援华的重要标志。1942年，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因盟军协调失利而受挫，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这条原本承担中国战场80%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生命线”被中断后，盟国对中国的物资支援被迫依赖风险极高的“驼峰航线”——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至中国，不仅运输量有限，每月仅数千吨，而且飞机损失率高达30%。为打破日军的战略封锁，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提出“重新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即修建一条从印度利多经缅北至中国云南的公路，与滇缅公路衔接，形成新的国际援华通道。
1943年，史迪威亲自指挥美军工程部队与中国工兵、当地劳工十余万人协作，克服缅北野人山区恶劣自然条件，穿越热带雨林、翻越高山峡谷，历时两年多，于1945年1月修建完成。这条公路与滇缅公路连通，成为抗战后期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通道，极大缓解了中国战场的补给压力，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1945年3月起，每月通过该公路运输的物资达4.5万吨，其中包括美式枪械、火炮、车辆、燃油、药品等关键物资。史迪威打通中印公路的行动，在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为中国注入了强心剂，其体现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战略眼光，至今仍是中美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历史见证。
◆陈纳德组建的“飞虎队”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共同抵御日军的空袭。
陈纳德“飞虎队”百架战鹰驰援华夏。1937年5月，美国退役空军上尉陈纳德应宋美龄之邀，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担任中国空军顾问。此后，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空军的发展建设。1940年随着苏联援华空军的撤离，中国空中防线岌岌可危。陈纳德不辞辛劳，重返美国四处奔走。凭借坚定的信念与卓越的说服力，最终说服罗斯福总统，争取到100架P-40战斗机和一批志愿飞行员。1941年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在昆明正式成立，因其战机机头涂装着威风凛凛的虎鲨图案，被中国民众亲切地称为“飞虎队”。
1941年12月20日，10架日军战机企图偷袭昆明。“飞虎队”首次升空迎敌，凭借精湛的飞行技术和默契的配合，取得9:0的辉煌战绩，当场击落日机6架，另有3架被重创后在返航途中坠毁。捷报传来，昆明全城沸腾，“飞虎队”威名大震。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的七个月时间里，“飞虎队”与日军展开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空战。他们累计击落击毁日机447架，而自身仅损失73架。之后，“飞虎队”扩编为美国第14 航空队，继续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牢牢守护着西南大后方，成功阻断了日军跨越怒江西进的野心。
除了参加激烈的空战，“飞虎队”还肩负起“驼峰航线”物资运输的重任。1942年至1945年间，超过80%的援华物资通过这条充满艰险的航线运抵中国，成为维系抗战的“空中生命线”。然而，这条航线危机四伏，天气恶劣、地形复杂，期间，2193 名美籍队员不幸牺牲，而每当有坠机事件发生，中国民众总是冒着生命危险，全力营救幸存队员，谱写了一曲曲中美人民生死与共的动人赞歌。
外国友人的军事援助对中国抗战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先进武器装备的输入，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缩小了中日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也让中国人民感受到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也加强了中国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联系与合作。
医疗援助守护军民生命
抗战时期，许多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医疗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带着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抗战的同情，带着先进医疗技术和设备，用实际行动诠释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他们是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朋友和最亲密的战友。
国际援华医疗队雪中送炭。1939年底，贵阳的图云关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欧洲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人称“西班牙医生”。“西班牙医生”中并没有西班牙人，他们的国籍分别有德国、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苏联等，他们曾是战斗在西班牙前线反法西斯的勇敢战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他们本着反法西斯的决心，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呼吁，由“国际援华医药委员会”出面组织，分批来到中国。他们来到香港的时候，被当时的香港报纸称作“西班牙医生”。这样，“西班牙医生”的称号就成了这批国际医务工作者的头衔。
国际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后，基本加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根据他们的专业和技术水平分别被聘为顾问、外科指导员、医师、护士，有些还担任了下属医疗队的中队长、区队长，他们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赴前线服务，经常转战各地做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勤务工作。
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到来，对于中国战争的军医制度而言可谓雪中送炭，在提供训练有素的医生的同时，还带来了各种医疗设备和药品，并帮助中国培训医护人员，提高医疗队的战地救护水平。他们将青春、事业和理想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至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白求恩守护晋察冀军民生命。诺尔曼·白求恩，这位来自加拿大的著名胸外科医生，是抗战时期外国援华医疗人员的杰出典范。1938年初，白求恩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率领一支由三人组成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携带价值5000美元的医疗器械抵达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随即投身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工作中。当时，中国抗日根据地医疗条件恶劣，缺医少药现象普遍。白求恩毫不退缩，创造性地提出建立“流动血库”。在以往战争医疗中，伤员常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主要原因是无法及时输血。白求恩发现，在前线附近建立可移动血库，能够快速为伤员输血，大大提高救治成功率。他率先在晋察冀根据地实施这一设想，亲自参与采血、储血工作。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流动血库”发挥了关键作用，6个小时内，白求恩和医疗团队利用流动血库为115名伤员进行救治，成功挽救众多战士生命。他还在晋察冀根据地创建了一座模范医院，积极培训医护人员，编写教材，传授外科手术技巧等实用医疗知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白求恩行程7500公里，做手术千余次，为中国抗战医疗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最终因救治伤员感染败血症，将49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毛泽东撰写《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印度援华医疗队慷慨施以援手。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经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呼吁和请求，印度国大党动员印度人民给予援助。紧接着朱德也致信尼赫鲁，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八路军在医疗上的困难，呼吁印度人民给予帮助。1938年5月，印度国大党作出向中国派遣医疗队的决议。经过4个月的筹募工作，9月，一支五人医疗队携带医疗器械前往中国。医疗队由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等5位医生组成，他们历经艰难抵达中国。几经辗转，冲破重重阻碍于1939年2月12日抵达延安，开启了对中国抗战的医疗救援工作。最终，柯棣华医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中国人民所永远铭记。
柯棣华到达延安后，被任命为八路军军医院外科主治医生。1939年12月21日柯棣华一行离开延安抵达晋东南的八路军司令部，请求带领一个流动医疗小组同作战部队一道行动。他将白求恩当作榜样，在白求恩墓前庄严宣誓：“我要像你一样生活。”8月，在晋察冀的涞灵地区的战斗中，柯棣华像白求恩那样组织医疗队上前线，实施战场救护。在为时13天的战斗中，柯棣华带领两名助理医生、几名护士，接收了800余名伤员，为558人实施了手术。1941年1月5日，晋察冀军区任命柯棣华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危难之际出任院长职务，既是中共中央、边区领导对柯棣华的充分信任，也体现了柯棣华不畏艰辛、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在他的领导下，这所医院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医疗中心，1941年仅门诊就达到38262人次，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柯棣华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于中国，他用生命践行了对中国抗战的承诺。
此外，还有不少其他外国医务人员参与到中国抗战医疗援助中。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奥地利大夫傅莱，与柯棣华一起救治伤员，培养医护人员，并且终生留在了中国。他为粗制青霉素研制和信息医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英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1933年来到中国，深入抗日根据地，长期从事医疗工作。马海德不仅救治大量伤病员，还参与了中国的麻风病防治工作，为改善中国公共卫生状况作出突出贡献。德国医生汉斯·米勒，1939年来到延安，在八路军医院工作多年，在艰苦环境下为八路军伤病员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参与多次重大战役的医疗保障。丹麦医生雅各布·马尔申，在中国多地参与救治工作，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每一位伤病员，在战火中传递温暖与希望。
外国友人的医疗援助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医疗救治角度看，他们带来的先进技术和充足药品，大大降低了伤病员的死亡率和伤残率。外科手术技术的提升，使许多重伤员得到有效救治，能够重返战场或回归正常生活。从医疗体系建设层面看，他们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医疗制度和培训体系，培养了大批本土医护人员，为中国医疗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这些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让中国军民感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关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士气，增强了中国人民战胜侵略者的信心。
施行人道主义救助，提供经济技术支持
抗战期间，还有众多外国友人以人道主义精神救助中国难民，有的建立难民收容所、医院等慈善机构，有的通过捐赠物资、资金等缓解难民生存压力，还有的开办技术学校，为中国抗战储备技术人才。这些救助与支持展现了国际正义力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重要帮助，也成为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这是当年约翰·拉贝院内防空洞的入口，约翰·拉贝曾在这里掩护了数名中国同胞。
拉贝、魏特琳对南京难民的护佑。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以非凡勇气与人道主义精神，为身陷绝境的中国难民撑起生命的保护伞。他利用自身纳粹党员的身份及德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与史迈士、马吉、贝德士等十余位国际友人共同设立“南京安全区”，划定约3.86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避难所，亲自担任安全区主席。拉贝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奔走，通过撰写日记、拍摄照片等方式，详细记录日军暴行，留存下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在安全区内，拉贝组织搭建临时住所为难民提供食物、医疗等基本生存保障，收容保护了约 25万中国平民，使其免遭日军屠戮。他们不断与日军交涉，抗议暴行、阻止杀戮。
此外，美国籍女教师明妮·魏特琳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拯救了无数中国难民的生命。她组织巡逻队守卫校园，保护了成千上万中国妇女免遭日寇蹂躏。面对日军的暴行，她毫不退缩，多次与日军交涉。校园最多时收容了一万多名难民，她不仅关心难民安全，还为他们的食宿操劳，提供热水、棉被等物资，为营养不良的儿童搞到奶粉和鱼肝油，还请医生为难民打防疫针，并且为那些失去家人且无依无靠的年轻妇女和姑娘开办职业培训班。这些义举，不仅拯救了无数生命，更彰显了人性光辉，成为黑暗历史中照亮希望的一盏明灯，其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为世人敬仰与铭记。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公祭仪式上讲道：“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市民，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艾黎教孩子识字。
路易·艾黎发起“工合”运动培养技术人才。路易·艾黎，新西兰人，1927年来到中国，目睹了这片土地上的动荡与苦难。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敏锐地意识到，仅靠军事抵抗远远不够，还需增强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以支撑长期抗战。于是，他与斯诺夫妇等中外友人共同发起了“工合”运动，旨在组织各种工业合作社，利用大后方的人力、物力，发展工业生产，为抗战提供物资保障。经多方努力协调，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11月迁往重庆，国民政府任命艾黎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兼任代理总干事。此后，他不辞辛劳，奔走于大半个中国，深入各地考察调研，帮助建立工业合作社。在他的努力下，到1942年，中国各地的工合组织发展到1500个，产品涵盖了军需民用的多个领域，不仅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量物资，还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压力，增强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基础。
随着“工合”运动的推进，艾黎发现技术人才的匮乏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为解决这一问题，1942年，他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秦岭山中的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开启了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的征程。培黎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针，学生们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还参与实际生产操作，在实践中掌握技术技能。学校设有近20个供学生实习的生产组，涉及机械、纺织、造纸、化工等多个行业，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
由于时局变化和国民党当局的干扰，1944年，培黎学校迁至甘肃省山丹县。在这里，学校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成为当地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艾黎和何克等教师们言传身教，不仅传授技术，还培养学生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的努力，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技术人才，这些人才在战后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国际友人以不同方式支援中国与中国人民，增强了中国抗战力量，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它彰显了世界正义力量对法西斯侵略行径的坚决抵制，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也加深了中外反法西斯的革命情谊。面对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时局，抗战时期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所彰显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对于反对国际霸权和欺凌，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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