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摘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兴一方文化。私塾，是旧时社会上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它打破了延续上千年的“学在官府”制度，使得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一种标志。（2017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王玉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兴一方文化。私塾，是旧时社会上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它打破了延续上千年的“学在官府”制度，使得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一种标志。（2017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通知》首次明确叫停“私塾”教育）。

鲁迅先生在谈到私塾教育时曾说过:“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可见私塾在历史文化教育上具有相当的地位。

（一）

清朝末期时代的淄西山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乡民经济条件拮据，为了让村民能有一个接受初始文化教育的地方，一些有志于此的乡贤志士曾在磁村、岭子和马棚一带开办私塾教育。例如南石口峪村的赵承祥在梁家店（今岭子镇下店村）教书多年，后又回村利用自家房舍办起私塾，免费收纳附近学童入塾就学；赵子中（赵承祥之子）在岭子镇的赵家楼村、宋家庄小学教学；牛化民（王村人）、程仙铮（李里村人）在司家窝小学任教；孙世权在张家庄本村小学任教；赵孝先（石门村人，今属章丘市官庄乡）接替赵子中在赵家楼村小学执教等。

其实，淄西从明清时期就有开办私塾、教书育人的好传统。据史料记载，在约于元代立村的赵家楼村（今淄川区岭子镇），清初时就有知名文人赵金人在此筑借山楼隐居，于青云寺设馆丁受徒。

淄川岭子镇赵家楼

（二）

赵金人，字晋石，号月麓，庠生。约生于明天启五年（1625）。原住淄川西关。明末，西关赵氏为奸人所害，一百多人被杀。赵金人遂离开西关旧宅，在淄西甘泉与月岭之间筑一借山楼，携家人迁居于此。后形成村落，名赵家楼。

对于赵金人，蒲松龄曾有文章称之为“赵甥晋石”。即赵金人是蒲松龄的本家外甥。赵金人要比蒲松龄大 15岁，他学识渊博，善于施教，曾在青云寺开设学馆，设帐授徒，蒲松龄就是在青云寺师从赵金人就读的。

赵金人收徒可以说是真的“有教无类”、择优栽培了。每当前来求学的人中有德行文章较好的，赵金人都一定会不遗余力、加以培养，甚至免费提供食宿，悉心教导使之成才。除蒲松龄外，其他拜赵金人为师的，还有后来考中进士，历官宝应知县、户科掌印给事中的孙蕙，以及李希梅、张笃庆、沈天祥、沈凝祥、邱希潜、邱翊圣、邱辅圣等。

1919年，一代名儒、教育家孙迺琨也曾在青云寺有过长达5年的教学生涯。受此影响，明清时代的淄西形成了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良好民风，出现了“五里三进士”（沈润、唐梦赉、邱璐），苏李王氏“兄弟三进士”（王昌荫、王鼎荫、王新荫），西铺毕氏一族“四世一品”（毕恪、毕忠臣、毕木、毕自严）和“三世同升”（毕自严、毕自寅、毕自肃）等文化名人精彩纷呈的独特现象，皆被传为佳话，从而使淄西有了“淄邑名人半淄西”的民间俗语。

距青云寺东南约10华里处的马棚村虽然地处深山狭谷之中，受淄西文化圈的影响，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也有数位开办私塾、矢志教学的乡村名人，他们分别是王荣经（字洛东）、王荣瑞（字子祥）、王荣殿等。

为了使马棚附近的几个村庄也有一个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十九世纪末，王荣经（字洛东，晚清秀才，1877生、1947年5月去世）、王荣瑞，王荣殿，王荣苏等在马棚办学。

王荣经（字洛东右一）及家人

这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者乡村内部的民间教育机构。没有一定的教学年限。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启蒙教育。接受启蒙后，可以通过自学、拜师等方式继续学习。最后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旧世代的私学

马棚的私塾教学内容一般要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学起，然后学习《四书》、《五经》。

除正常的启蒙教学内容外，王荣经还在传授“知乎者也”的过程中，持之以恒地不断向学子们灌输热爱家乡，保护自然，和睦乡邻，修身正己等传统的国学理念。特别是对卧虎山，大顶围、明王放马岭西大草原等自然地理风光和玉皇庙，志公洞，关帝庙（邵家胡同口北边），土地庙（大队部广场南邻）等宗教文化设施，以故事传承的方式强化人们的保护理念。王荣经体恤百姓，主持正义，思想开放、广交社会贤达，与黄凤岗、赵承祥、张子恒、郑振峰等结交甚笃，因而在清初和民国时期的淄西一带颇有人脉影响。

王荣经笃信“我命由我不由天”，鼓励村民团结反抗封建官府压迫剥削，激励后代走出深山闯世界。其在世时，除了讲述蒲松龄的身世传说和小说《聊斋志异》外，还给村民经常讲以下三个故事:

一是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张博铁路德国巡警因无故毒打昆仑镇的一名农民，激起了公众民愤，附近村民奋而聚起反击，教训了一名为德国人帮腔的汉奸分子，然后又联合27个村庄的千余名民众组成“共和社”同前来镇压的官兵相抗衡，最后迫使官兵撤走的事件。

二是1910年（清宣统二年）古历四月初二，淄西冲山，王村一带20多个村庄集合2500多人为对抗官府增收石匠税进城抗议，县令被迫免征；

三是发生在1914年（民国三年）的淄西抗税事件。

1914年（民国三年），谷雨时节过后的农历4月初。

当时，田野里的小麦已经打苞孕穗，太阳光照强的地块麦穗已经出齐。按常识，小麦如果要度过灌浆期，气温必须正常保持在20到25度左右。但天有不测风雲，淄川一带正常春和日丽的天气突然降下一场霜冻，气温一夜之间骤然下降到了零下5度。

古语说，谷雨时节有三怕，一是怕晴天，谷雨日头笑、大旱四十五，谷雨一日晴、春干接夏旱；二是怕下霜，谷雨过后，就是忙着春耕春种的日子，农作物开始快速生长，如果出现下霜，对于出土的幼苗和抽穗的小麦，以及幼果期的果树，都会造成冻伤甚至冻死，导致严重减产；三是怕打雷，谷雨过后天气降雨开始增多，雨量开始增大，雷多雨就大，造成农田积水，影响播种和农作物成长；象马棚一带这样靠天吃饭的山地丘陵地区，极易引发泥石流等自然地质灾害。所以，谷雨时节的三怕都与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有关，

如果春季气温的大幅波动对小麦生长发育造成了严重影响，小麦就无法正常开花和灌浆，麦穗受损会导致很少或全部没有麦粒减产绝收。

一场霜冰万民寒，正当村民心焦万分时，又传来更加令人不安的坏消息。

淄川县知事叶锡年（1912年受中华民国委任的第一届淄川知事，湖北人），听信历城人刘长胜等人的无耻谗言，声称淄川县城西南黄家峪、马棚一带山地所垦荒地尚未认捐，上请设局查办。

世人皆知，马棚、黄家峪、南石口峪一带处于淄川西南山区，历来是贫瘠之地，百姓生活极端困苦，农民为养家度日，开垦荒山种植，收获很少，如再交捐纳税，将使这一带百姓无以为生计，何况春天又遇霜灾。

但不知内情的叶锡年仍以调查无粮黑地为由，下令在全县域内重验地契，并将黄家峪、马棚一带作为勘验重点，严令城西大百夕村“地方”（管理某一地方行政事务的长官官员）李裕林亲往马棚、黄家峪等逐村调查黑地，恫吓村民，诈取钱财，逼迫村民重新认捐纳税。并多次组织地痞无赖组成的督察人员逐村逐户严厉催促。

当李裕林一行来到马棚村时，村民们置之不理，让他们去找王荣经理论。王荣经不惧官府衙役，何况大百夕李氏家族多有熟人。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对李裕林等人细细陈述山区百姓开垦荒地生活艰难的现实状况。

王荣经说:“此地长年旱灾频仍，暴雨来时冲刷无定，今春又遭霜灾，强行认捐纯属无理之举，不利百姓休养生息。”并晓之以情，恳请他们回城请求县府据实妥善处之。但李裕林等对民生疾苦漠然处之，仍不为所动，并说要强令百姓认捐纳税。

无奈之下，王荣经会同南石口峪（现岭子镇）的私塾先生赵承祥（赵子忠的父亲）、黄家峪的黄凤岗、张子衡、郑振峰等乡绅商议，随时发下传单，告知淄西51个村庄，约定每村每户出丁一口，携带雨具口粮，定于古历六月初六（见《淄川区简志》134页），以村为单位秘密分头组织带领村民，以举草为号（捆成把的黄背草），齐集普安寺（原磁村乡河夹庄）一同进城抗粮示威。

淄川区昆仑镇河夹村普安寺

农历六月初六这天，51个村的三千多村民浩浩荡荡齐聚淄川城下，高呼反对随意征收苛捐杂税的口号，面对城下群情激奋的抗议民众，县知事叶锡年惶恐不已、紧闭城门，亲到城门楼上与抗议民众对话，最后宣布举报不实，取消清查，放弃对新垦荒地征税，声称量地催捐是下属的自作主张，自己实属不知内情。并答应严肃处理刘长胜，李裕林等人，发出布告、以安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