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旧唐书》记载：“（莫州）去京师二千三百一十里。”位于雄安的古州城，曾是汉唐时期鄚县县治、唐代莫州州治所在。通过考古工作者历时8年的考古工作，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州城逐渐显露真容。
《旧唐书》记载：“（莫州）去京师二千三百一十里。”位于雄安的古州城，曾是汉唐时期鄚县县治、唐代莫州州治所在。通过考古工作者历时8年的考古工作，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州城逐渐显露真容。
“长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发现古州城”“龙首新生”“千年佛光”“长安遗珍”4个单元，共有130余件（组）文物亮相。展览中，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8年来的重大考古成果第一次得到系统展示；两件自该遗址出土的唐代陶质龙首，在修复后首次和公众见面；唐代州城最新发掘出土文物与唐代都城长安出土精美文物也得到对比展示。
菩萨手残件
莲花纹瓦当
护法造像
十号龙首
观展·亮点
不可貌相的陶量
实证雄安两千余年建城史
陶量
谈到本次展览中的“重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雄安考古队队长何岁利首推一只看起来“灰头土脸”的陶器。
2021年，考古队在发掘古州城遗址2号城址护城河时，发现了多片灰陶残片。由于在埋藏时器具已经断裂，断口处存在磨损，文物修复师通过塑形、翻模等步骤，对它进行补配，复原了它原本的形态。
这是一只陶量。作为我国古代度量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常常被用于计量粮食、液体等物质的体积。在实验室内，考古工作者对这只出土陶量进行了测算，它的容积为2067毫升，这恰好相当于汉代的1斗（即10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标准得到了具象。
更为关键的是，在陶量外壁靠近口沿处，“都乡定里”4个刻画字符格外清晰。“‘都乡’是秦汉时期的郡县治所所在的行政单位，‘都乡定里’陶量的发现，意味着古籍中古州城作为当时鄚县治所的记载，得到了考古实物的印证。”何岁利说，看似不起眼的陶量，实证了雄安两千余年的建城史。
在古州城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还在遗址东南部发现了大量建筑遗存。由此出土的黝黑油亮的青掍瓦，是我国古代高规格建筑材料之一，它的制作工艺很特殊，坯面需要磨光，并要用蒿草、松柏等材料焖烧渗碳处理，在特定角度可以看出瓦面的光泽。考古迹象说明，古州城东南部存在高规格的唐代建筑遗存。
青掍瓦通常用于皇家的宫殿、王府、祭祀场所、寺院等地，然而，它却在与唐长安城相距2300里之外的古州城现身。“刚发现这处遗存时，我是有着很多疑问的，汉唐时期国家礼制森严，在地方城市怎么会出土大量与都城同等级的高规格建筑材料和日用品？”何岁利和队员带着问题翻阅文献后，基本找到了答案。根据记载，古州城东南唐代时期有开元寺，而这处遗存可能就是唐代官寺开元寺所在。“唐代的官寺是国家敕令建造的，通常带有政令颁布、仪式祈福等行使国家职能的属性，这样一来，高标准建设就不奇怪了。”
这处高等级寺院遗址，还出土了唐代鎏金铜佛像、护法造像、汉白玉莲花石座、菩萨手残件等大量佛教精美文物。隋唐时期，佛教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与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艺术。
气韵生动的龙首
唐代“瑞兽”修复后展真容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他们。
2024年10月28日，在古州城18号建筑遗址西北侧区域，两件陶质龙首相继被发现。不过，它们的出土状态不容乐观，特别是其中一件已经碎成上百块。由于当地的地下水位很高，常年埋藏于高湿度环境的龙首残件十分脆弱，粉化浸蚀严重，哪怕轻轻一碰都会令它受伤。出于职业敏感，考古队立刻停止了对龙首的田野发掘工作，将该区域整体打包套箱，第一时间送回考古方舱，在室内环境下进行清理、保护和修复。经过科技考古工作者半年多的努力，千年龙首复现真容。
在展厅的核心区域，两件龙首昂首屹立，每位观众行至此处都会驻足，仔细端详。
鼻似象，眼似兔，耳似牛，面似麒麟……龙首的造型兼容并蓄，结合了大量瑞兽的特点。何岁利还点出了几处常人很难注意的细节：十号龙首头顶的发髻，与佛教的陶塔形似；它头顶后背侧的“焰环状”扇状装饰，功能与佛像的背光类似，也可能是受了佛教“火聚光顶”装饰艺术的影响。
“唐代龙首造型的突出特点是圆润刚劲、气宇非凡，朴素又不失威严，这是龙文化发展兼容并蓄、承上启下的阶段。”何岁利介绍，唐代的龙形象还不是封建王朝集权的象征，而是作为一种“灵物”和“瑞兽”，主要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贯穿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通过微区X射线荧光分析等技术手段，龙首制作的更多细节浮现。陶土原料中掺入了秸秆等有机羼和料及碎陶块；制作过程中，陶工的一枚指纹永久留存在龙首表面；工匠还为龙首绘制了“黑眼珠、绿眼线”，科技检测表明，黑色是含锰颜料，绿色是含铜颜料；另外，龙首表面施以大面积的含铅白色颜料。
“我在长安城遗址工作了20多年，都没有发掘出这样完整的陶质龙首。”何岁利说，我国当前在地表保存的唐代建筑，都经过历朝历代经年累月的修葺，除了木质结构，绝大部分建筑构件都已不是唐代留存的结构。此前，陶质龙首仅在黑龙江、山东及唐代长安城遗址等地有零星出土，发现的残件都较为破碎。
根据龙首的各项特点推测，它们应当曾是大殿屋脊上的垂兽或戗兽。“这两件龙首能够相对完整地出土，并得到妥善修复，对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研究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透过它们，何岁利仿佛看到了这座大殿曾经的雄伟模样。
一脉相承的瓦当
体现汉唐时期国家的强大向心力
一横一纵两条主要干道交叉，古州城呈十字街布局，形同唐长安城的一个里坊。虽然远在都城2300里之外，这里出土文物的特征，依然与都城有着紧密联系。展厅中，一个展柜直观对比，呈现了唐代莲花瓦当在制作技法上的传承与创新。
“汉长安城与古州城出土的汉代瓦当，制作工艺、纹饰等特点几乎没有区别，都城与州城之间主要体现的是传承的关系。而到了唐代，在传承的基础上，州城还进一步实现了文化的发展。”何岁利细致分析了分别出土于唐长安城与古州城的莲花瓦当，它们都采用了莲蓬、莲花瓣、连珠纹的图案组合。不过，莲花瓣微微高出底面的浅浮雕手法，多见于长安城，古州城的莲花瓣则明显突出；花瓣周边的连珠纹，出自长安工匠之手的仅有一圈，而古州城工匠将它创新发展为两圈。
两枚看起来几乎一样的白瓷杯，一个出土于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一个则出土于古州城遗址。“它们都是初唐巩义窑白瓷的精品，很可能‘师出同门’。虽然它们的具体来源暂时不可考，但彼此之间显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何岁利介绍，展览的“长安遗珍”单元，展出了一批在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陶瓷器、日用品等，而古州城出土的器物，大多有着都城器物的影子。
“在对比过程中，点点滴滴的细节都体现着，整个汉唐时期国家的强大向心力。”何岁利说，雄安古州城所在的河朔之地，历来都是战略要地，也是北方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东部沿海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在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形成。从时间轴来看，古州城遗址实证了汉唐时期长达千年的文化一脉相承，以及地方对都城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观展·解码
雄安新区考古工作系统展现
研究表明，古州城遗址与鄚州城遗址均为古代鄚（莫）州不同时期的城址，历史上多称鄚城。鄚城（今日古州城），从汉至隋，为鄚县县治所在（鄚县城）。唐景云二年（711年），瀛州的鄚、任丘、文安、清苑以及幽州的归义共五县改为隶属鄚州。鄚城作为鄚州治所，“升级”为鄚州（后称“莫州”）州城。后来作为“燕云十六州”之一，一度归属契丹政权二十余载。
五代时期，古州城因战乱与洪水废毁。鄚州城由今日古州城遗址位置迁转至今日鄚州城遗址的位置，并历经宋、金、元、明、清代沿革至今。如今，遗址部分外城城墙仍存于地表之上5至8米。
1976年，古州城遗址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并陆续对其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自2017年起，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在白洋淀畔展开了系统性考古，他们的勘探面积累计30余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累计2600平方米。考古队利用无人机航测，绘制了古州城现状一体地形图，并初步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经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考古队勾勒出古州城遗址内外双城垣的布局，并搭建起该遗址汉唐至五代的时空框架。
在围绕外圈城墙展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处距离地表1.5米的隋唐砖砌水井，其底部保存了三系罐、红陶罐、石碑残块等大量精美的文物。更重要的是，这处水井已经被道路所叠压，据此可以推断，古州城外城城墙营建年代的上限是唐代初年。与州城建设相关的城墙结构、建设方式、道路分布等特点，也通过发掘工作得以呈现。水井中还出土了两枚梳齿细密的小木梳。这两枚木梳保存得相当完好，梳齿都清晰可见，可以作为了解隋唐时期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物品。
“汉唐城墙、隋唐水井、石刻残块、唐代龙首等丰富遗存的出土，实证了雄安新区这片土地延续千年的城市文脉。”何岁利说，而在此次展览上亮相的珍贵文物，正是对雄安新区古州城遗址8年来考古工作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入、最丰富的成果展示。
现在，对雄安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仍在继续。何岁利介绍：“目前在雄安新区共发现了263处遗存、8座古城，有待进行的考古工作还有很多。”
本报记者 刘苏雅 文 王海欣 摄 张存 制图
观展提示
■地点：中国考古博物馆临展厅（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南门）
■展期：至11月28日
■票价：198元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