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东接巴蜀，西连印缅，南邻交趾，是中原文明与东南亚、南亚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素有 “彩云之南” 的美誉。隋唐时期（581-907 年）是云南历史上的关键转折期：盘踞云南数百年的爨氏集团在中央政权的介入与内部矛盾的激化下逐步衰落，而原本处于六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东接巴蜀，西连印缅，南邻交趾，是中原文明与东南亚、南亚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素有 “彩云之南” 的美誉。隋唐时期（581-907 年）是云南历史上的关键转折期：盘踞云南数百年的爨氏集团在中央政权的介入与内部矛盾的激化下逐步衰落，而原本处于六诏并立格局中的蒙舍诏（南诏），则在唐朝与吐蕃的博弈中崛起，最终建立起统治云南 256 年（约 649-902 年）的南诏国，奠定了云南作为多民族聚居区的历史基础，也塑造了中国西南边疆的早期格局。本文将从爨氏统治的衰落、南诏的兴起与统一、南诏国的制度建构、与唐蕃的关系演变及南诏的衰落五个维度，全面梳理隋唐时期云南的历史脉络。

要理解隋唐时期云南的历史变迁，需先回溯爨氏集团的崛起背景。云南的早期开发可追溯至秦汉：秦始皇设 “五尺道” 连通巴蜀与云南，汉武帝时期设犍为、牂柯、越巂、益州四郡，将云南正式纳入中原郡县体系。但自东汉末年起，中原陷入战乱，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控制力减弱，云南本地豪强势力逐渐抬头，其中以爨氏最为突出。

爨氏的族属历来存有争议，据《蛮书》《新唐书》等史料记载，爨氏先祖为中原移民，西汉末年因避战乱迁入云南，后与当地的 “乌蛮”（彝族先民）、“白蛮”（白族先民）融合，逐步成为云南东部（今曲靖、昆明一带）的豪强家族。西晋时期，爨氏已垄断云南地方政权，至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原政权更迭频繁，中央对云南的控制近乎断绝，爨氏正式建立起 “据有滇池、洱海之间，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余里” 的割据统治，史称 “爨氏政权”。

爨氏统治的核心区域为 “南宁州”（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其统治模式呈现 “土流结合” 的特点：一方面沿用中原的郡县制，设置刺史、太守等官职；另一方面保留本地民族的 “渠帅” 制度，任命乌蛮、白蛮首领为基层管理者，形成 “以汉制治汉人，以蛮制治蛮人” 的双重治理体系。这种模式既适应了云南多民族杂居的现状，也巩固了爨氏的统治基础，使其能在中原战乱的数百年间维持相对稳定的统治。

在经济层面，爨氏政权依托云南肥沃的土地与便利的水利条件，大力发展农业。滇池、抚仙湖周边地区广泛种植水稻，部分区域已出现双季稻；洱海周边则以种植麦、粟为主，同时发展畜牧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中，纺织业最为发达，所产 “爨布”（又称 “白叠布”）质地细腻，不仅供本地使用，还通过 “南方丝绸之路” 远销巴蜀与东南亚；冶铁业则以打造兵器、农具为主，曲靖、安宁等地出土的魏晋时期铁斧、铁刀，证明当时已有成熟的冶铁技术。

文化层面，爨氏政权呈现 “汉蛮融合” 的特色。爨氏家族本身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推崇儒学，重视教育，其首领爨宝子、爨龙颜均精通汉文，现存的《爨宝子碑》（东晋义熙元年，405 年）与《爨龙颜碑》（南朝宋大明二年，458 年），均以汉文书写，碑文典雅，书法苍劲，被誉为 “南碑瑰宝”，是中原文化在云南传播的重要见证。同时，爨氏也尊重本地民族文化，保留了乌蛮、白蛮的祭祀习俗与音乐舞蹈，形成了独特的 “爨文化”。

至南北朝末期，爨氏政权已成为云南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但这种割据局面与即将统一的中原政权（隋朝）的边疆政策产生了根本冲突，爨氏的衰落自此埋下伏笔。

隋唐时期，中央政权国力强盛，对边疆采取 “大一统” 政策，试图将云南重新纳入中央版图。从隋文帝的军事打击，到唐太宗的羁縻安抚，再到武则天时期的矛盾激化，中央政权的步步紧逼与爨氏内部的分裂，共同推动了爨氏集团的最终衰落。

581 年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致力于统一全国，对边疆割据势力采取强硬态度。当时爨氏首领为爨翫，他凭借云南山高路险，拒绝向隋朝称臣，甚至出兵骚扰巴蜀边境。597 年（开皇十七年），隋文帝任命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军南征南宁州，开启了中央政权对爨氏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打击。

史万岁率军从成都出发，沿 “五尺道” 南下，经蜻蛉川（今云南大姚）、弄栋（今云南姚安），直达爨氏统治的核心区域。爨翫率军抵抗，但隋军 “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爨翫被迫投降。史万岁在曲靖立碑纪功（今 “史万岁南征碑” 遗址），并将爨翫押往长安。此次南征打破了爨氏独霸云南的局面，隋朝在南宁州设置总管府，任命韦冲为总管，试图直接管辖云南。

但隋朝对云南的统治并不稳固：一方面，史万岁撤军后，爨翫趁机逃回云南，再次反叛；另一方面，云南多民族杂居，隋军兵力有限，难以深入控制。604 年隋炀帝即位后，对边疆采取收缩政策，放弃了对南宁州的直接管辖，爨氏虽重掌云南，但经此打击，实力已大不如前，统治根基开始动摇。

618 年唐朝建立后，唐太宗李世民对边疆采取 “羁縻政策”—— 即 “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既承认地方势力的存在，又将其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体系。对于爨氏，唐太宗于 621 年（武德四年）任命爨翫之子爨宏达为南宁州都督，允许其世袭职位，同时设置姚州都督府（今云南姚安），作为中央管理云南的据点，负责监督爨氏与其他部落。

这种 “羁縻 + 监督” 的政策初期效果显著：爨宏达向唐朝称臣纳贡，云南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原的丝绸、茶叶、铁器传入云南，云南的马匹、药材、珠宝也运往中原。但随着唐朝对云南的控制逐渐加强，矛盾开始激化：姚州都督府的官员多为贪腐之辈，对当地部落 “重加赋敛”，甚至掠夺人口为奴，引起乌蛮、白蛮部落的不满；而爨氏则担心唐朝会进一步削弱其权力，暗中联合部落反抗姚州都督府。

武则天时期（684-705 年），矛盾彻底爆发。689 年（永昌元年），爨氏首领爨归王联合白蛮部落攻陷姚州都督府，杀死都督刘惠基。武则天派监察御史裴怀古前往安抚，裴怀古 “申明赏罚，诛其魁首，余皆慰抚”，暂时平定了叛乱。但此次事件暴露了爨氏与唐朝的根本矛盾 —— 爨氏希望维持割据地位，而唐朝则要加强中央集权，这种矛盾注定无法调和。

爨氏的衰落不仅源于唐朝的压力，更源于其内部的分裂。爨氏统治后期，家族内部因权力继承问题陷入争斗，形成以爨归王（南宁州都督）、爨崇道（爨归王堂弟，任威州刺史）、爨守隅（爨归王之子）为首的几大派系。

697 年（神功元年），爨崇道为争夺权力，联合乌蛮部落首领李孟尝，袭击爨归王的驻地石城（今云南曲靖），杀死爨归王及其妻子。爨归王的妻子阿姹（乌蛮首领之女）带着儿子爨守隅逃往蒙舍诏（今云南巍山），向蒙舍诏王皮逻阁求救。皮逻阁趁机介入，率军击败爨崇道，护送爨守隅返回石城。但经此内乱，爨氏势力已四分五裂，无法再形成统一的统治力量。

与此同时，吐蕃的崛起进一步加剧了爨氏的困境。7 世纪末，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后，开始南下争夺云南，试图控制 “南方丝绸之路”。吐蕃一方面与爨崇道结盟，支持其对抗唐朝；另一方面出兵占领云南西北部的丽江、大理等地，形成对爨氏的包围。爨氏夹在唐朝与吐蕃之间，“东畏唐，西畏吐蕃”，处境艰难，最终在内外夹击下走向衰落。

713 年（开元元年），唐玄宗即位后，任命姚州都督李蒙率军进攻爨氏残余势力，爨崇道战死，爨守隅投降唐朝，被迁往长安。至此，统治云南近 400 年的爨氏集团彻底衰落，云南东部陷入权力真空，为六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爨氏衰落后，云南西部的洱海地区崛起了六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史称 “六诏”。六诏分别为：蒙舍诏（今云南巍山，因位于最南端，又称 “南诏”）、蒙嶲诏（今云南漾濞）、越析诏（今云南宾川）、浪穹诏（今云南洱源）、邆赕诏（今云南邓川）、施浪诏（今云南洱源邓川一带）。六诏均为乌蛮、白蛮建立的政权，其中蒙舍诏（南诏）凭借区位优势与唐朝的支持，逐步统一六诏，建立起南诏国。

六诏的形成与洱海地区的地理环境及唐蕃博弈密切相关。洱海地区位于云南西部，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是云南农业与交通的枢纽，也是唐朝与吐蕃争夺的焦点：唐朝希望控制洱海地区，以阻止吐蕃东进；吐蕃则试图占领洱海地区，以打通通往巴蜀的通道。

在这种背景下，六诏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立场：

六诏之间互不统属，时常因争夺土地、资源发生战争，而唐朝与吐蕃则通过扶持不同的诏，加剧了六诏的分裂，这为南诏的统一提供了外部条件。

南诏的崛起始于其首领细奴逻（649-674 年在位）。649 年（贞观二十三年），细奴逻在蒙舍川（今云南巍山）建立政权，自称 “奇嘉王”，这是南诏国的雏形。细奴逻时期，南诏采取 “依附唐朝” 的政策：653 年（永徽四年），细奴逻派其子逻盛炎前往长安朝贡，唐太宗封细奴逻为 “巍州刺史”，正式将南诏纳入唐朝的羁縻体系。

南诏的区位优势是其崛起的关键：

经细奴逻、逻盛炎（674-712 年在位）两代君主的经营，南诏已成为六诏中实力最强的政权，为统一六诏做好了准备。

唐玄宗时期（712-756 年），唐朝与吐蕃的矛盾日益尖锐，吐蕃多次出兵进攻姚州都督府，试图控制洱海地区。唐朝为对抗吐蕃，决定扶持南诏统一六诏，形成 “以蛮制蛮” 的战略。

728 年（开元十六年），南诏王皮逻阁（712-748 年在位）即位。皮逻阁是南诏历史上的关键君主，他 “骁勇善战，有谋略”，一方面继续向唐朝示好，多次派使者朝贡；另一方面利用唐朝的支持，开始统一六诏的战争。

737 年（开元二十五年），皮逻阁在唐朝姚州都督王知进的支持下，首先进攻越析诏。越析诏王张寻求因内乱被杀，皮逻阁趁机占领越析诏领地。同年，皮逻阁又率军进攻三浪诏，三浪诏联合吐蕃抵抗，但在唐军的配合下，三浪诏战败，浪穹诏王铎罗望逃往吐蕃，邆赕诏王丰咩、施浪诏王施望欠被杀，三浪诏灭亡。738 年（开元二十六年），皮逻阁最后进攻蒙嶲诏，蒙嶲诏王巂辅首战败自杀，蒙嶲诏灭亡。

至此，六诏统一完成。738 年，唐玄宗派御史严正诲前往云南，册封皮逻阁为 “云南王”，赐名 “蒙归义”，并允许其将都城从蒙舍川迁至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太和村）。南诏国正式建立，其统治区域覆盖今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贵州西部及缅甸北部，成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强大政权。

南诏统一六诏，是云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南诏国自 649 年细奴逻建立政权，至 902 年郑买嗣篡权灭亡，历时约 256 年。在这一时期，南诏统治者借鉴中原制度，结合本地民族特色，建立起完善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使南诏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最强大的政权之一。

南诏的政治制度以 “中央集权” 为核心，同时保留了本地民族的传统元素，其架构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

南诏的中央官制借鉴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但又有自身特色，最高权力机构为 “清平官” 制度：

南诏国王为最高统治者，称 “诏”，由蒙氏家族世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需得到贵族与部落首领的支持，若国王昏庸无道，贵族可联合废黜（如南诏后期的劝龙晟被清平官王嵯巅废杀）。

南诏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 “节度”“都督”“睑” 三级，适应了其疆域广阔、多民族杂居的特点：

此外，南诏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 “部”，由部落首领担任 “部长”，保留部落传统制度，形成了 “以流官治汉人，以土官治蛮人” 的双重治理体系，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尊重了本地民族的传统。

南诏为抵御唐朝与吐蕃的威胁，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制度，其核心是 “兵农合一”，即 “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同时保留了乌蛮部落的军事传统。

南诏的军队分为 “常备军” 与 “乡兵”：

南诏的军事编制为 “府 - 团 - 队 - 伍”：1 府设 10 团，1 团设 10 队，1 队设 10 伍，1 伍设 5 人，各级长官由贵族或部落首领担任，形成了严密的指挥体系。

南诏为防御吐蕃与唐朝，在边疆修建了大量防御工程：

南诏的军事制度使其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既能抵御吐蕃的进攻，又能与唐朝抗衡，甚至在天宝战争中击败唐军，成为西南地区的军事强国。

南诏的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同时依托 “南方丝绸之路” 发展对外贸易，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

南诏重视农业发展，通过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推广作物，使农业产量大幅提高：

据《蛮书》记载，南诏的粮食储备充足，“仓廪充实，百姓殷富”，甚至在灾年也能保证粮食供应，为南诏的稳定奠定了经济基础。

南诏的手工业门类齐全，技术精湛，主要包括纺织业、冶铁业、建筑业、制陶业等：

南诏依托 “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与 “海上丝绸之路”（从云南经安南至广州、东南亚），发展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南诏的财政收入，还促进了南诏与中原、东南亚、南亚的文化交流。

南诏的文化呈现 “多元融合” 的特色，既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保留了本地民族文化，同时吸收了吐蕃、东南亚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 “南诏文化”。

南诏的国教为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佛教传入南诏的途径有二：一是从中原传入（汉传佛教），二是从印度、缅甸传入（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南诏统治者推崇佛教，将佛教与政治结合，认为 “君权神授”，国王是 “佛的化身”，以此巩固统治。

南诏修建了大量佛教寺庙与佛塔，如崇圣寺、感通寺、宏圣寺等，其中崇圣寺 “基方七里，有佛殿三，僧房数千间”，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佛教寺庙之一。南诏还重视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传播，将汉文佛经翻译成白文（南诏的民族文字），供百姓阅读，同时派遣僧人前往中原、印度求法，如南诏僧人赞陀崛多从印度传入密宗佛教，对南诏佛教影响深远。

佛教的盛行不仅影响了南诏的政治与社会，还塑造了南诏的文化艺术，如南诏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多以佛教为主题，崇圣寺三塔出土的佛教造像、壁画，均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南诏的官方文字为汉文，贵族与知识分子普遍使用汉文书写，现存的《南诏德化碑》（766 年）、《南诏中兴二年画卷》（899 年）均以汉文书写，其中《南诏德化碑》碑文长达 3000 余字，记载了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文辞典雅，书法精湛，是南诏汉文文学的代表作。

同时，南诏还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 —— 白文（又称 “僰文”）。白文以汉字为基础，采用 “增损汉字笔画”“假借汉字读音” 的方法，用于记录白蛮语言，主要在民间使用，如《张胜温画卷》（大理国时期，继承南诏白文传统）中的题跋，就是用白文书写的。白文的创造体现了南诏文化的民族特色，为后世白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诏的音乐与舞蹈融合了中原、吐蕃、东南亚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南诏的音乐舞蹈对中原产生了影响，唐德宗时期（780-805 年），南诏曾派遣乐师前往长安，向唐朝传授 “南诏乐”，“南诏乐” 被纳入唐朝的宫廷音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南诏国的 256 年历史中，与唐朝、吐蕃的关系始终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三者之间的关系经历了 “南诏 - 唐朝同盟抗吐蕃”“南诏 - 吐蕃同盟抗唐朝”“南诏复归唐朝抗吐蕃”“南诏与唐朝冲突” 四个阶段，深刻影响了中国西南边疆的格局。

从细奴逻建立南诏政权，到皮逻阁统一六诏，南诏与唐朝始终保持友好关系，形成同盟，共同对抗吐蕃。

细奴逻时期（649-674 年），南诏刚建立，实力较弱，亟需唐朝的支持。653 年，细奴逻派其子逻盛炎朝贡唐朝，唐太宗封细奴逻为 “巍州刺史”，正式确立了南诏与唐朝的从属关系。逻盛炎时期（674-712 年），吐蕃开始南下进攻云南，南诏多次向唐朝求援，唐朝派姚州都督率军援助，击退吐蕃。

皮逻阁时期（712-748 年），南诏与唐朝的同盟关系达到顶峰。皮逻阁统一六诏的战争，得到了唐朝的军事与政治支持：唐朝不仅派姚州都督王知进配合南诏作战，还册封皮逻阁为 “云南王”，承认其对云南的统治。皮逻阁则投桃报李，多次率军配合唐军进攻吐蕃，739 年（开元二十七年），南诏军在丽江击败吐蕃军，收复被吐蕃占领的土地，巩固了唐朝的西南边疆。

这一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以合作为主，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交流频繁：唐朝向云南派遣官员、儒生，传播中原文化；南诏则向唐朝纳贡，派遣贵族子弟前往长安学习，形成了 “君臣相得，内外无患” 的局面。

南诏与唐朝的同盟关系在皮逻阁之子阁罗凤时期（748-779 年）破裂，最终爆发 “天宝战争”，南诏转而投靠吐蕃。

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是唐朝边将的贪腐与挑衅。750 年（天宝九年），唐朝姚州都督张虔陀 “数辱阁罗凤，又征求无度”，甚至侮辱阁罗凤的妻子。阁罗凤多次遣使向唐朝申诉，但张虔陀置之不理，反而暗中勾结吐蕃，试图消灭南诏。阁罗凤忍无可忍，率军攻陷姚州都督府，杀死张虔陀，占领姚州。

751 年（天宝十年），唐玄宗任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军 8 万进攻南诏。阁罗凤多次遣使求和，“愿还姚州，尽归所掠”，但鲜于仲通骄傲自大，拒绝求和，率军直逼太和城。阁罗凤被迫向吐蕃求援，吐蕃派军 2 万支援南诏。双方在西洱河（今洱海）展开激战，唐军大败，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士卒死者六万人”。

754 年（天宝十三年），唐玄宗不甘心失败，任命侍御史李宓率军 10 万再次进攻南诏。此时南诏已与吐蕃正式结盟，吐蕃派军 5 万支援。唐军因 “粮草不足，瘟疫流行”，战斗力大幅下降，在太和城外再次战败，李宓战死，“士卒死者十之八九”。这两次战争史称 “天宝战争”，是唐朝与南诏关系的转折点。

天宝战争后，南诏与唐朝彻底决裂，阁罗凤在太和城立《南诏德化碑》，陈述与唐朝决裂的原因，同时投靠吐蕃。755 年（天宝十四年），吐蕃册封阁罗凤为 “赞普钟”（意为 “吐蕃赞普之弟”），南诏与吐蕃结为 “兄弟之国”，共同对抗唐朝。此后，南诏多次与吐蕃联合进攻唐朝的巴蜀地区，如 757 年（至德二年），南诏与吐蕃联军攻陷成都外城，掠夺人口、财物无数，唐朝西南边疆陷入混乱。

南诏与吐蕃的同盟关系并未长久，因吐蕃对南诏的压迫日益加剧，南诏最终在异牟寻时期（779-808 年）复归唐朝，双方通过 “苍山会盟” 重新建立同盟。

吐蕃对南诏的压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与此同时，唐朝也在调整对南诏的政策。785 年（贞元元年），唐德宗任命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主张 “招抚南诏，孤立吐蕃”，多次派使者前往南诏，劝说异牟寻归唐。异牟寻也意识到 “吐蕃贪狠，不可久事”，决定与唐朝和解。

794 年（贞元十年），异牟寻派使者分三路前往成都，见到韦皋，献上南诏地图与吐蕃所赐金印，表达归唐的决心。韦皋派使者崔佐时前往南诏，与异牟寻在苍山神祠举行会盟，史称 “苍山会盟”。双方约定：“共击吐蕃，永为藩臣”，唐朝承认南诏的独立地位，南诏则向唐朝称臣，共同对抗吐蕃。

苍山会盟后，南诏与唐朝的关系重新走向友好：唐朝册封异牟寻为 “南诏王”，赐金印；南诏则派军配合唐军进攻吐蕃，794 年，南诏军在神川（今云南丽江）击败吐蕃军，收复铁桥关，俘虏吐蕃王五人，“斩首三万级，获铠仗十五万”，彻底摆脱了吐蕃的控制。此后数十年，南诏与唐朝保持和平，经济文化交流再次繁荣。

9 世纪中期，唐朝陷入 “安史之乱” 后的衰落期，藩镇割据，朝政腐败，对边疆的控制力减弱。而南诏则在劝丰祐（824-859 年）、世隆（859-877 年）时期达到鼎盛，开始向外扩张，与唐朝再次爆发冲突。

劝丰祐时期，南诏首先向东南亚扩张，征服了缅甸北部的骠国、越南西北部的陆真腊，扩大了疆域。随后，南诏将扩张矛头指向唐朝，858 年（大中十二年），南诏军攻陷唐朝的安南都护府（今越南河内），掠夺人口、财物无数。860 年（咸通元年），唐朝派安南都护王式率军收复安南，南诏军撤退。

859 年，劝丰祐去世，其子世隆即位。世隆因唐朝拒绝册封其为 “南诏王”，称帝改国号为 “大礼”，正式与唐朝决裂，开始大规模进攻唐朝：

南诏的扩张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消耗了大量国力：长期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农业荒废，百姓流离失所；同时，唐朝也派军反击，879 年（乾符六年），唐朝将领高骈率军收复安南，击败南诏军，南诏的扩张势头被遏制。

此时的南诏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内部，统治阶级奢侈腐朽，国王世隆、隆舜（877-897 年）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贵族之间为争夺权力互相残杀；外部，唐朝虽衰落，但仍有一定实力，同时吐蕃已灭亡（842 年），南诏失去了牵制唐朝的盟友。南诏的衰落已不可避免。

9 世纪末，南诏国在内部危机与外部压力的双重打击下，逐步走向衰落，最终在 902 年被郑买嗣篡权灭亡，历时 256 年的南诏国正式终结。

南诏后期的内部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南诏后期的国王（世隆、隆舜、舜化贞）均昏庸无道，沉迷酒色，不理朝政：

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朝政腐败，官员贪赃枉法，“赋敛繁重，百姓困苦”，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南诏的社会结构分为 “贵族”“平民”“奴隶” 三个阶层：贵族垄断政治、经济权力，占有大量土地与奴隶；平民则为农民与手工业者，承担繁重的赋税与徭役；奴隶多为战争俘虏，处境悲惨。

南诏后期，贵族对平民与奴隶的剥削日益加重：赋税从 “每亩五斗” 增加到 “每亩一石”，徭役从 “每年一个月” 增加到 “每年三个月”，同时贵族还经常掠夺平民的土地与财产，将平民沦为奴隶。这种残酷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与奴隶暴动频繁发生，如 897 年（乾宁四年），南诏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攻陷阳苴咩城，烧毁宫殿，隆舜被迫逃往拓东城。

南诏后期，贵族之间为争夺权力互相残杀，进一步加剧了内部混乱。其中，清平官郑买嗣的崛起最为关键。郑买嗣是汉族移民后代，其祖父郑回曾为唐朝西泸县令，后被南诏俘虏，成为南诏太子的老师，官至清平官。郑买嗣凭借家族势力，逐步掌握南诏的朝政，他一方面讨好隆舜，获得信任；另一方面暗中培养势力，拉拢不满蒙氏统治的贵族与部落首领。

897 年，郑买嗣指使亲信杀死隆舜，立隆舜之子舜化贞为国王，自己则以 “清平官” 身份摄政，掌握了南诏的实际权力。902 年，舜化贞去世，郑买嗣趁机发动政变，杀死舜化贞及其亲属数百人，灭亡蒙氏家族，建立 “大长和国”，历时 256 年的南诏国正式灭亡。

南诏的衰落也与外部格局的变动密切相关：

虽然唐朝后期衰落，但仍有一定的军事实力。879 年，唐朝将领高骈率军收复安南，击败南诏军，遏制了南诏的扩张；880 年，高骈又在成都击败南诏军，迫使南诏求和。唐朝的反击不仅削弱了南诏的军事力量，还断绝了南诏通过掠夺补充国力的途径，使南诏陷入 “兵疲财竭” 的困境。

842 年，吐蕃因内部分裂而灭亡，这对南诏来说并非好事：吐蕃灭亡后，南诏失去了牵制唐朝的盟友，唐朝可以集中兵力应对南诏；同时，吐蕃灭亡后，其原有的疆域被党项、回鹘等部落占领，南诏无法通过与吐蕃结盟获得物资支持，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境。

南诏前期征服的骠国、陆真腊等东南亚政权，在南诏后期纷纷反抗南诏的统治。877 年，骠国发动起义，摆脱南诏的控制；880 年，陆真腊也起兵反抗，南诏被迫派军镇压，进一步消耗了国力。

南诏国虽然灭亡，但它在 256 年的统治中，为云南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深远的遗产：

隋唐时期的云南，经历了从爨氏衰落到南诏崛起的历史转折。爨氏集团因中央政权的介入与内部分裂而衰落，为南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南诏则在唐朝与吐蕃的博弈中崛起，建立起统治云南 256 年的强大政权，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既借鉴中原，又保留民族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南诏文明。南诏与唐朝、吐蕃的关系演变，不仅塑造了中国西南边疆的格局，还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

南诏国的灭亡，标志着云南历史进入新的阶段，但它留下的历史遗产，却深刻影响了后世云南的发展。从爨氏到南诏，隋唐时期的云南历史，是中国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生动见证。

来源：彝空间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