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的钟声又将敲响。每到这时，那些为反法西斯拼过命、为中日友好流过汗的日本友人，也该被历史郑重铭记！今天咱们就扒一扒三位特殊的日本左翼人士，他们的故事里，藏着超越国界的勇气与温情。

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的钟声又将敲响。每到这时，那些为反法西斯拼过命、为中日友好流过汗的日本友人，也该被历史郑重铭记！今天咱们就扒一扒三位特殊的日本左翼人士，他们的故事里，藏着超越国界的勇气与温情。

一、小林清和小林阳吉。1939年，小林清作为侵华日军士兵在山东文登被俘，最初他攥着枪托不肯松手，以为“落到中国人手里必死无疑”。直到八路军战士把自己的棉鞋脱给他，蹲在雪地里分给他半个窝头，他才愣住了。那一刻，他想：这和军部说的“中国人会虐杀俘虏”完全不一样。

后来，他加入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带着喇叭喊话时，把自己的经历编进去：“我被俘时没挨过一巴掌，你们家里还有老娘等着，别再替军国主义卖命！”有一次在莱阳战场，他喊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竟有七个日本兵举着枪投降，为首的班长哭着说：“俺娘去年病死了，要是早听到你的话……”这些事，他后来全记在日记里，扉页写着“用真话拆穿谎言，才是对生命的尊重”。

他的儿子小林阳吉，把父亲的故事当成了毕生的“传家宝”。从三十岁起，他几乎每年都要往中国跑，山东文登的战壕遗址、东北的平民诊所旧址，都留下过他带着日本青年实地走访的脚印。

有一次，在反战同盟纪念馆，他指着父亲当年用过的铁皮喇叭，给二十多个日本大学生讲：“为什么侵略者会变成反战者？”，有个男生红着眼问：“我们课本里从没提过这些，是不是故意被删掉了？”小林阳吉没直接回答，只是拿出《生为日本人，死是中国魂》，翻到父亲写的“战争让所有人都变成受害者”那一页，让他们挨个念。这些年，他还在日本各地办了五十多场读书会，专门邀请中国老兵视频连线，哪怕每次都有人中途离场，他也坚持把父亲的日记片段念完：“我爸说过，反战不是道歉，是让下一代知道，永远别给战争当燃料。”

二、绿川英子和刘晓兰。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1936年嫁给中国留学生刘仁后，就把“反战”刻进了骨子里。在武汉播音时，她总在凌晨三点爬起来写稿子，油灯熏得眼睛发红，就用凉水泼脸提神。有一次，写日军轰炸平民区的新闻，她握着笔浑身发抖，丈夫刘仁劝她“别太激动”，她却把笔一摔：“我不激动，谁记得那些被炸死的孩子？”

她的广播稿里从没有空洞的口号，全是“村头王大娘的孙子没了”、“河边石桥被炸毁”这样的细节，听的人总能跟着掉泪。日本特务悬赏要她的命，她就把电台藏在棺材里，躲在义庄继续播音，说“只要还有一个日本兵能听到，我就不能停”。

她的女儿刘晓兰（长谷川晓子），从小就听小姨讲母亲的故事，但真正让她决心传承这份精神，是2007年在武汉的那次“寻根”。当时邻居指着上海路15号的老墙说：“你妈当年总在这儿教我们说日语口号，说要让日本兵知道老百姓的恨。”她摸着墙缝里长出的青苔，突然明白母亲的反战不是抽象的口号。回到日本后，她用十年时间整理出《绿川英子的战时广播稿》，里面不仅有母亲的播音记录，还有中国同事的回忆录。

2024年9月她去佳木斯扫墓时，带了一本精装版放在墓碑前，对母亲说：“这些文字现在被十所日本大学当成教材了。”同行的山本恒人感慨：“你母亲的勇气，现在的日本太缺了。”刘晓兰笑着回：“所以我在东京开了个反战主题的绘本馆，专门给小孩子讲‘为什么和平比输赢更重要’。”

三、中岛幼八。1942年生于日本，一岁随父母加入“开拓团”来到东北，1945年战败后成了孤儿，被中国妇女郝景芳收养，在东北度过了15年的童年时光。

1965年回到日本后，中岛幼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东京街头举着郝妈妈的照片演讲。最初没人信一个“日本开拓团后代”会说中国好话，有人朝他扔鸡蛋，他就蹲下来捡起来，继续讲“郝家怎么把最后一口白面馍塞给我”。

后来，他学会了“用细节说话”——在演讲时拿出郝妈妈缝的布包，里面装着他小时候啃过的玉米芯，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善良，饿肚子的时候，先想到的是别人的孩子。”四十多年来，他跑遍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哪怕在右翼势力活跃的地区，也坚持办讲座。

《何有此生》出版后，他带着书去北海道的“开拓团纪念馆”，工作人员不让进，他就在馆外台阶上念：“我爸是开拓团成员，我却被中国人养大，这就是战争的真相——没人是赢家。”有个当年的开拓团后代听完，偷偷塞给他一张老照片：“这是我在中国的养父母，我一直不敢说，怕被人骂忘本。”中岛幼八把照片夹进书里，说：“下次我来讲你的故事。”

来源：历史实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