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契丹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鲜卑族。鲜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后来逐渐分化出多个分支，契丹便是其中之一。契丹族最初生活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以游牧为生。

在中国历史上，契丹族曾建立强大的辽国，疆域广阔，文化繁荣。当辽国被女真族所灭后，150万契丹人人间蒸发，消失在史书之中。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苦苦寻找他们的踪迹，直到一封神秘信件的出现，才让这段消失的历史重新浮现......

契丹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鲜卑族。鲜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后来逐渐分化出多个分支，契丹便是其中之一。契丹族最初生活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以游牧为生。

早期，契丹族内部部落林立，相互之间常有争斗，未能形成统一的力量。直到公元9世纪末，耶律阿保机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耶律阿保机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才能。他不仅勇猛善战，更具备卓越的政治智慧。他采用武力征服和政治联盟相结合的策略，逐步将契丹各部落整合在一起。经过十余年的征战与整合，终于在907年建立了契丹国，为日后辽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契丹国建立之后，耶律阿保机一方面保持契丹人的游牧传统，另一方面学习中原的制度，推行双轨制——即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对草原部落实行游牧管理，对汉人聚居地区采用中原官制。

这种灵活的治理方式，使契丹国迅速壮大，疆域扩张的步伐也随之加快。

契公元936年，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因争夺皇位向契丹求援，并以燕云十六州为交换条件。耶律德光立刻答应了这个请求，契丹铁骑长驱直入，一举攻破后唐都城，扶持石敬瑭称帝，建立后晋。

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彻底改变了北方的政治格局，也为后来的北宋带来了持续数百年的边疆隐患。

947年，耶律德光正式将国号改为辽，标志着契丹政权的进一步成熟。辽朝的疆域东起渤海，西至阿尔泰山，北抵贝加尔湖，南达燕云十六州，成为当时东亚最强大的政权之一。

辽朝与中原的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史称“辽宋并立”。

辽朝的鼎盛时期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尤其是在辽圣宗和辽兴宗统治期间，辽朝的国力达到了顶峰。然而，盛极而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辽朝也不例外。辽朝的衰落始于辽道宗时期，并在天祚帝统治时期加速。

天祚帝昏庸无道，沉迷于享乐，不理朝政，导致辽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力量进一步削弱。

女真人的崛起，是契丹灭亡的导火索。长期以来，辽国一直将女真人视作臣属，要求其定期向辽进贡海东青。

海东青——这种凶猛的猎鹰是辽国贵族们狩猎时的最爱

辽国的贵族时常借索贡之名，在女真部落中横行霸道，掠夺财富，甚至强抢妇女。长年累月的压迫，让女真人对辽国恨之入骨。随着辽朝的衰落，女真族逐渐摆脱了辽朝的控制，并开始谋求独立。

完颜阿骨打是女真族历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领袖。他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统一了女真各部。于1114年发动了反辽战争，一年后建立金国。

依靠几千精锐士兵，便在宁江州大破辽军，随即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军，连续攻克辽国的几座重镇。辽国的军队再差，但也有十几万人，靠着人海战术，都能把阿骨打解决。

可由于长期腐化，士气低迷，他们面对女真军的凶猛攻势“吓破了胆”。

辽朝在与金国的战争中节节败退，天祚帝被迫逃亡，最终在1125年被金军俘虏，辽朝正式灭亡。

女真人对契丹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与清洗。女真人下令禁止契丹语的使用，烧毁所有契丹文字的书籍，并且对契丹贵族实行斩草除根的政策。在金国建立初期，针对契丹人的大屠杀在许多地方持续了数月之久，使得契丹族的人口锐减。

据史料记载，辽朝鼎盛时期，契丹族人口约有150万。然而，辽朝灭亡后，这150万契丹人却如同人间蒸发，史书中关于他们的记载寥寥无几。阿骨打就算再屠杀，也不可能杀光这150万人，他们的去向始终是个谜。

世界各地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答案，却始终未能破解这一千古谜团，直到一块神秘的石碑被发现。

1922年，内蒙古的草原上发生了一起盗墓事件。在巴林右旗，一群盗墓贼发现了一座辽代古墓，墓室内的大部分陪葬品早已腐朽，唯有一块刻满奇怪字符的石碑，静静地立在那里。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克尔文，听闻此事后，立刻前往当地探查。

克尔文是个表面上传教，实际上也是个盗墓者，喜欢收集文物带回欧洲。克尔文在夜色掩护下潜入了墓室，他研究过大量中国古籍，对甲骨文都有所了解。可当他仔细观察石碑上的文字时，却发现自己完全无法辨认。

这些字符既不像汉字，也不像藏文，更不像草原民族曾使用的回鹘文。为了进一步研究，他决定将石碑的文字拓印下来，并寄回欧洲，发表到到学术期刊上。

很快，这块神秘石碑的消息传遍了世界。许多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纷纷试图破译其中的内容，但都一无所获。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些字符与史书记载的“契丹大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契丹大字的造字规则极为复杂，它既有表音成分，也有表意功能，许多字形与汉字相似，却完全不是汉字的读音。因此，即便学者们猜测这是契丹文，也仍然无法破译其内容。

随着对辽代遗迹的不断发掘，人们开始发现，契丹人的文化并未完全消失。考古学家在内蒙古、河北、辽宁等地陆续出土了一些辽代契丹人的墓葬，墓中不仅有契丹人的生活用品，还有一些带有契丹文的碑刻。

尽管这些文字仍然无法完全解读，但它们的存在证明了契丹文化并未彻底消亡。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具有中原风格的器物，表明辽代的契丹人与汉族有着极为密切的文化交流。

1996年，一封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自治旗的信件，打破了这段沉寂已久的谜团。这封信的寄件人熬拉·丘志德，自称是达斡尔族人，他在信中表达了一个惊人的猜想——达斡尔族很可能就是契丹族的后裔。

收到信件的，是国内著名的契丹文化研究专家刘凤翥。他被誉为契丹文字的首席学术权威，长期致力于契丹文化的研究，但即便如此，他对契丹人的去向仍然充满疑问。

这封信的内容令他震惊，也让他重新燃起希望。刘凤翥马不停蹄地赶往熬拉·丘志德提供的地点——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在一个达斡尔族人的家中，他看到一位年长的妇女正在剪纸，那些剪纸作品不仅线条流畅，图案独特，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人形图案的服饰，与辽代契丹贵族的衣着风格极为相似。

衣领的设计，袖口的装饰，甚至花纹的排列方式，都与考古发现的契丹服饰如出一辙。

不仅如此，达斡尔族人热衷于曲棍球，这项运动在他们的族群中流传已久，被视为部落传统。然而，历史学者们早就发现，曲棍球最早出现在契丹族的日常生活中，是契丹贵族用来训练骑射灵活性的重要运动之一。

契丹人将这项运动称为“击鞠”，而达斡尔族的曲棍球规则与击鞠极为相似，甚至连球棍的形状都没有太大变化。

如此强烈的文化延续，令刘凤翥愈发相信，达斡尔族与契丹人之间存在某种深厚的渊源。

在对当地居民的访谈过程中，刘凤翥发现达斡尔族的语言与契丹语的部分词汇相似，尤其是在日常生活用语、动物名称和地理名词方面，存在着许多相通的词根。这些词汇的存在，似乎印证了达斡尔族的祖先曾经使用过契丹语。

最令人震撼的，是达斡尔族的一些历史传说。在当地的一些古老家族中，仍然流传着关于北方祖先的故事。他们的祖辈曾讲述，族人原本居住在一片富饶的土地上，后来因为战乱被迫迁徙，最终定居在现在的家园。

这段迁徙史，与契丹人灭国后大规模北迁的历史轨迹高度吻合。

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猜测，刘凤翥决定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DNA检测寻找答案。他选取了达斡尔族人的血样，并与考古发掘出的辽代契丹人遗骸进行基因比对。

经过多次实验，结果终于出炉——达斡尔族人的DNA序列，与契丹人遗骸的DNA高度相似，这一结果无疑是对达斡尔族来源的一次有力证明。达斡尔族，正是契丹人的后裔。

在云南、四川等地的部分少数民族中，也能找到契丹人的踪迹。在云南的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考古学家在蒋氏家族的族谱中发现了惊人的记载：

“蒋氏祖先姓耶律，名阿保机，后裔以阿为姓，后被金所灭，改为莽，历经数代，改为蒋姓。”

这段记载明确指出，蒋氏家族的祖先正是契丹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机，而他们的后裔在经历了金朝的打压后，改姓易名，逐渐融入了云南的少数民族之中。

在云南保山的大竹蓬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刻有契丹文的石碑。这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唯一一块契丹文石碑，再次印证了契丹人在南迁之后的踪迹。

在金朝的高压政策下，契丹人的文化、语言被迫消亡，但他们的血脉仍然在某些地方悄然流传。达斡尔族，傣族，甚至部分回族、蒙古族的支系，都可能保留了契丹人的基因。

契丹人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着自己的传奇。

来源：壹点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