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甘谷沿渭河一字排开的乡镇，磐安、新兴、六峰、渭阳、城关前临河、后倚山。山都较为平缓，而十里铺，那山便神劈鬼削似地壁立而起，那般高峻，给人一种立仆而下的感觉，那山体，颜色呈朱，远望如一道宽阔无比的红色大幕，近看，熊熊火焰似的，让人明显有种灼热的感觉。

朱岩丰碑

文/牛勃

甘谷沿渭河一字排开的乡镇，磐安、新兴、六峰、渭阳、城关前临河、后倚山。山都较为平缓，而十里铺，那山便神劈鬼削似地壁立而起，那般高峻，给人一种立仆而下的感觉，那山体，颜色呈朱，远望如一道宽阔无比的红色大幕，近看，熊熊火焰似的，让人明显有种灼热的感觉。

十里铺宽敞的河谷地带，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佛法东渐，这条路在将西域文明源源不断输入中原的同时，也将佛教留住了这块净土上，形成了长达十余公里画廊似的佛教洞窟。从渭北或更远处看，那些蜂房似的洞窟密密匝匝，一个挨着一个，像一双双深邃的眼睛，以佛的大度和沉稳，静观渭水波涛，使者、商旅、将军、诗人来去匆匆的脚步，那些散落在古道上的故事，以洞中壁画的形式，为这曾经的辉煌作注。显龙洞、马务寺、华盖寺、高石崖等更像颗颗璀璨的明珠，闪烁在人迹匆匆的丝绸古道上。

在十里铺众多洞窟中，最能显示精美奇崛和历史厚重感的当推华盖寺。华盖寺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绝对大于其洞窟本身的意义。在拙作《历史的瘀血》、《孤忠名山》等文章中，我曾一再写到华盖寺，写到对华盖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华盖洞窟壁上题诗的一代名臣杨继盛。这个“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的明代孤臣在惊人相似地重演了几百年前“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一幕后，车马颠踬一路西行，就到了华盖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愤而题诗壁间，“望驰三塞外，身在半天中。回首长安近，如何云雾朦？”我们无法知道华盖寺以一种怎样的景况接待了满腔孤愤的忠臣，但“椒山题壁”却留了下来，成为华盖寺得以成名，得以荣耀的一景。

一部《三国演义》，一个“刮骨疗毒”，将关云长写得何等男儿勇气，动地惊天。翻开匝厚的《明史》，在刑部员外郎杨继盛传后，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初，继盛之将杖也，或遗之蚺蛇胆。却之曰：‘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椒山，继盛别号也。及入狱，创甚。夜半而苏，碎磁碗，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狱卒执灯颤欲坠，继盛意气自如。朝审时，观者塞衢，皆叹息，有泣下者。”每读至此，我总会想到华盖寺，为这座注释般的普通的山，它如血的丹崖，它略无倾斜的耸立，难道真是上苍有意的安排，让一个人和一座山有机地相遇相连？难道山要名，非得这么多忠臣、诤臣、孤臣的血层层淤积，以加重它的名分？它、它们，莽莽苍苍地延伸，巍峨磅礴地耸立，是活在人们的视野中，还是浸在历史的血泊里？站在华盖寺，站在椒山题壁前，被崖壁撞碎的山风扑打着我滚烫的思绪，我想起了何烈女，清巩建丰《伏羌县志》载：“何烈女，邑民何景元女也，名武英，母早卒，事父孝敬。嘉靖甲午，流贼突入其家，悦其色，欲污之，英力拒不从，贼强持数次，英骂不绝口。贼怒，遂刺死。”作为一个弱女子，面对暴力威武不屈，其刚烈，实在感人，建祠褒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一部惜墨如金的《伏羌县志》，对何烈女有传、有序、有诗竟达五处，位在所有甘谷名人之上，就让人费解了。当一种文化对一种现象无限制地拔高时，这种文化背后的阴影便会浓重起来。对何烈女的褒扬，其实是对禁锢妇女解放，钳制妇女自由的封建节烈思想的褒扬，何烈女既是一个典型，一个偶像，更是一个工具，当一个妇女的血最终为一种需要所利用时，跨过时间的鸿沟，我看到了许多文化观念和文化形态非人道的残酷。何烈女的血，何烈女死后的待遇，使这种文化显得格外沉重。

十里铺乡二十铺村古称盐泉铺，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曾在此设盐泉县。一千多年后，二十铺村除了以人口众多，花椒品质优良引起人们关注外，作为县衙所在地，曾经的辉煌繁盛，曾经的华屋广厦，钟鸣鼎食早已寂寂于历史的云烟深处，除了不多醉心于地方史志之士外，包括二十铺村人，恐怕也难知道他们曾经是县城里人。盐泉干涸了，盐泉县不见了，一切都以冬天阳光懒洋洋的形态展现时，我们会深感时光的残酷，这种文化深层的残酷，从一定意义上不亚于你站在阳关，站在楼兰，站在交河故址前的感觉。沧桑巨变，当沧海和桑田以这样的形式在时光中转换着自己的角色时，我开始对“永恒”产生了怀疑。但另一种存在又在告诉我，有一种东西可以超越一切，可以永恒，这，就是人的精神。

十里铺中心小学院内有石作蜀先贤祠旧址，大像山上有圣门石子碑。我的目光无法穿透二千多年前的云岚雾瘴，我无法想象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是在一种怎样的情感激励下，从生身地十里铺起程，一步步丈量着山川河岳的影子，走到遥远的鲁国，拜倒在杏坛，拜倒在圣人孔子面前，和颜回、子路，和曾皙、冉有、公西华这些圣人和先哲坐成一道远古文明的景观，走入七十二贤德贤才之列。十里铺的文化，十里铺的历史，除了沧桑和厚重，更多的还是留下了文化圣人的影子，留下了一种对文化、文明火一样的热烈和执着。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天庭之火的话，那么石作蜀，无疑是一位给十里铺，给甘谷求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不同的是石作蜀不是盗，而是求，用一种精神的执着去追求。“共仰孔高门，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更多佳士？休言秦俗悍，除邹鲁三千而外，此地大有传人。”

因着“此地大有传人”，十里铺千百年来成为一种文化的向心，当曾经威风八面的县衙连同肃静、回避的招牌一并腐烂于历史的地心深处，由石作蜀带来的东鲁儒教文明，迅速发展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作为文明的导师和甘谷文化的精神领袖，石作蜀在将地处中原文化边陲的陇右文化，特别是甘谷文化招展为一面旗帜时，他也极自然地被人们推上了一个顶峰的位置。作为一种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些人物，如果说时势造英雄的话，时势更会造就一个英雄的时代。石作蜀的壮举，无疑给甘谷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儒教文明勃兴的时代。对这个文明时代的开创者，人们无论以怎样的方法来表示尊崇都是毫不为过的。事实上，对这位儒文化的传播者，代有封赞，唐封郈邑伯，宋封成纪侯，明去封号，称先贤，从祀孔庙。

孔庙是我国古代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庙堂。孔庙中从祀和配享的儒家著名人物分为四类，即四配、十二哲、先贤和先儒。在孔庙，惯称两厢为两庑，七十九位先贤在东西两庑分别奉祀四十位和三十九位。石作蜀牌位在西庑内，诸葛亮、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顾炎武都置于其下。宋高宗赵构《石子赞》曰：“昔在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无言。鼓箧槐市，扬名里门，彼美常存。”在十里铺，曾有石子祠和石子墓，清诤臣吴可读任伏羌教谕时曾撰《石子墓记》，有墓联曰：“梓里访遗踪，看空庭草碧，荒冢花殷，何处是唐封宋赞？杏坛亲教泽，听渭水莺啼，陇山鸟语，此中有化雨春风。”清伏羌县令雷光甸修石子祠后题联：“勿谓秦无人，曾向杏坛沾化雨；至今关有学，同来梓里拜灵祠。”甘谷而外，石子祠还遍建各地，兰州石子祠联曰：“是成纪数千年灵秀所钟，能傍尼山拜日月；倘孔门二三子渊源不绝，庶几中国有乾坤。”

春风和煦，我徜徉在十里铺中心小学——当年石子祠所在地，一遍遍拜读石作蜀先贤祠旧址碑文，就像读一部博大精深的经典，我信马由缰的思想驰聘在十里铺源远流长，深沉厚重的文化沃土上，就像寻找一种失落的梦幻。在十里铺我强烈地感悟了一种文化的伟大，她的深远，她的执着，她的坚韧不拔，她的冲绝一切阻遏的无尽力量。我为十里铺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心中充满无限景仰。琅琅的读书声，带着童音在校园里回荡，老师站在讲台上，以继往开来的热情播撒着文明的花雨，而那一双双天真纯朴的眼睛里所流露的对知识的渴求与景仰，更使人看到一种力量，一种希望，文化在薪火相传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将这种思想和精神的光芒不断继承和张扬。

琅琅的读书声在枝叶交柯的校园里萦绕。

石作蜀（公元前519—前479年），字子明，冀人。自幼好学，闻孔子聚徒讲学，跋涉万里，就学孔门，从删述，受诗书，终为孔子弟子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之一。学成返乡，宣扬儒家学说，敦教化，移风俗，自此，文教大兴，人文蔚起。

来源：甘谷县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