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毕玲，一位从江南水乡走出的女性，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学子之身作铠甲，以隐秘行动为利刃，在看不见的战场上镌刻下对革命的赤诚。她的足迹，从宁波的校园延伸至上海的街巷，从战火的逃难路铺向解放的建设途，每一步都映照着一个时代的风雨与荣光。今天，为大家讲述隐蔽战线上的革命

毕玲，一位从江南水乡走出的女性，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学子之身作铠甲，以隐秘行动为利刃，在看不见的战场上镌刻下对革命的赤诚。她的足迹，从宁波的校园延伸至上海的街巷，从战火的逃难路铺向解放的建设途，每一步都映照着一个时代的风雨与荣光。今天，为大家讲述隐蔽战线上的革命之光——毕玲的故事。

毕玲（1920—2017），浙江宁波人。1933年，从鄞县县立女子小学毕业，随即考入鄞县县立女子中学（又称女子师范学校），即今宁波二中。在校期间，她十分热爱读书，发表文章《读书应怎样努力》。她在文章中写到：“虽然，我们要努力读书，更要达到读书四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根据这四到去读书，才会达到美满的效果。”字里行间，显现出对知识的敬畏。初中毕业后，她考入省立第四中学（又称宁波中学），以品学兼优的表现，为人生写下扎实的开篇。

毕玲在鄞县县立女子中学读书时的教学楼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波中学因是公立学校而奉命内迁江西。毕玲没有随学校一起去往江西，而是选择了留在家中。日军飞机对家乡的轰炸，让17岁的她跟随着家人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先随家人逃难到东乡方桥，又逃难到西乡樟树，最后辗转来到上海，在租界内居住，并前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补高一课程，维持学业。

1938年，经初中同学傅桂介绍，毕玲秘密参加了上海市抗日救亡学生协会——这个起初她并不知晓的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成了她革命之路的起点。在这里，她接受党的教育，学习《论持久战》，看《西行漫记》及革命小说。她十分认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的观点。

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毕玲思想进步飞快。1939年9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以信仰为旗，踏上革命征程。

1940年，毕玲结束了高中学业，遵照组织安排考入之江大学。在之江大学，她担任秘密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不过根据地下党组织的规定，她本人不能在学生当中擅自活动，甚至不能给人留下是一个活跃分子的印象。所以在旁人看来，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毕玲用之江大学学生的身份作掩护，在女中区委担任委员，负责上海市各个女子中学支部工作。

沪江大学

1941年，毕玲转入沪江大学，继续以教会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群众工作。当时周恩来给抗战时期的地下党员三句话：勤学、勤业、交朋友。毕玲完全遵循党的要求，学习上稳居第一，精通专业知识，在工作中提升自身能力，在群众中树立威望，同群众广交朋友。

彼时局势愈发紧张，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之间的矛盾走向高潮。上级党组织除了在政策上进行引导，对一些细节问题也有非常具体的指示。当时教会大学里面的女学生都烫头发，为让她社会化、合法化，组织希望她也可以烫头发、穿皮鞋以免暴露身份，并留在上海开展活动。当时的毕玲认为她是无产阶级，应该艰苦朴素，一心想去解放区，但为了革命需要，她遵从了组织安排。

作为在敌占区工作的中共女中区委委员，毕玲时刻谨记不能轻举妄动。她灵活地利用了教会学校的特殊性，找到了工作的突破口。教会学校规定要成立团契，作为专门研究《圣经》和传教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毕玲将《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进步书籍与大家共享、组织学习讨论，使团契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她利用吟诗、唱歌等青年人喜欢的方式，将苏联和解放区歌曲引入其中，逐步引导团契的学生吸收进步文化，在歌声与诗意中播撒进步火种，让革命思想于无形中生根。

1944年，中共党组织根据隐蔽战线工作的特点，分批对上海党组织的部分干部进行多样化的短期轮训，有的通过个别汇报进行学习，有的编入小组学习，有的送往党校学习。9月，毕玲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作为第二期学员，赴新四军二师所在地雁南路东敌占区后方的华中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1945年3月，毕玲在党校毕业，继续做上海女中区委的工作。她化装成单帮小贩，穿越封锁线冒险返沪，并顺利与党组织接上关系。1945年8月至1947年初，毕玲担任女中区委委员。1947年初，男、女中区委合并成立中学工作委员会，领导人是上海市学委的吴学谦。毕玲仍担任委员，具体负责女中工作。

《中学时代》刊物

当时中共上海市学委决定创办《中学时代》刊物，面向广大政治态度上中间和进步的中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中学区委具体负责刊物的创办工作，毕玲积极参与了该刊物的筹备工作。过程中，毕玲与吴学谦相互了解渐深，并确立恋爱关系，两人共同约定，不到上海解放那一天，绝不结婚。

1947年冬，男、女中区委分设后，毕玲担任女中区委委员、代理书记。任职期间，毕玲经常在教会学校利用早晨早礼拜主讲的时间开展一些党的活动，向学生们讲一些时事，如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的迫害活动等，甚至还会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在街头巷尾践行进步理想。

1948年5月，毕玲领导下的一位女同志被捕，她从任教的进德女中紧急撤离，躲进同为中共党员的堂嫂家中。随后，上级领导将她调至教会大学区委，领导东吴大学、沪江大学、沪江夜大学（商科）三个大学支部。1948年底，为迎接解放，上海中共党的组织调整为几个地区委员会，毕玲负责新城区委领导工作，为解放上海筑牢基层堡垒。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毕玲组织了一支涵盖工人、教师、职员、学生的上海民众联合保安队，仅学生就有4万人报名。保安队分为纠察队和宣传队两个组织，毕玲把男学生组织在纠察队，女学生组织在宣传队。纠察队在各工厂、学校站岗，保护重要的财产和武器。宣传队在街上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用热烈的歌声迎接黎明的到来。

上海解放后，毕玲担任中共上海市教师党委宣传部部长，为中学教师开培训班，向各校派政治教员，配备校长。

毕玲吴学谦夫妇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2月，毕玲和吴学谦在上海学联礼堂结婚，由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承宗证婚。婚后，两人一同在中央国际联络部做青年工作，毕玲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同年5月，参加柏林世界青年联欢会的亚非拉青年代表到中国参观，毕玲负责带领印尼青年代表，经天津、上海、杭州、汉口、广州一路参观，架起了国际交流的桥梁。1953年，吴学谦接待外国来宾，毕玲负责接待东南亚国家的代表，展现了出色的外交能力。

1954年初，毕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管理处二级巡视员。1958年底，为响应中央号召文教调干的号召，她主动要求下基层，赴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今首都师范大学）工作。1983年离休。

毕玲的一生，是革命女性成长的缩影。从甬城学子到地下党员，从隐蔽战线的潜伏者到新中国的建设者，她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战火中坚守信仰，在和平年代奉献余热，用平凡的生命绽放出了跨越时代的光芒。

来源：上海杨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