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陈阳，在城南那家半死不活的老国营机械厂里，当了二十年的八级钳工。

我叫陈阳，在城南那家半死不活的老国营机械厂里，当了二十年的八级钳工。

我这双手，摸过的钢铁比摸我闺女的脸蛋次数都多。手上的老茧，一层叠着一层，像是刻在皮肤上的年轮，记录着一个手艺人半辈子的光阴。

妻子林薇在一家外企做销售总监，天南海北地跑，一年里头，有大半年的时间，家里那张双人床的另一半都是凉的。

我们有个女儿，叫朵朵，今年上小学二年级。

林薇不在家，照顾我和朵朵的担子，就落在了丈母娘张兰的肩上。

丈母娘是个利索人，退休前是小学的语文老师，身上有股子书卷气，但做起家务来，却半点不含糊。每天下午四点半，她都会准时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菜篮子，出现在我们家门口，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成了我和朵朵一天中最温暖的期盼。

“陈阳，今儿买了你爱吃的冬瓜，烧个排骨汤，给朵朵补补。”

“陈阳，看你这衬衫领子都磨破了，妈明天上街给你扯块布，做件新的。”

丈母娘对我，比对亲儿子还好。厂里的老师傅们都羡慕我，说我娶了个好媳D妇，还白得了一个好妈。

我心里也是这么觉得的。

这天，我刚从厂里回来，一身的机油味还没来得及洗去，就闻到了厨房里飘来的饭菜香。朵朵在客厅里写作业，小小的背影，在台灯的光晕下显得格外安静。

丈母娘端着一锅热气腾腾的汤从厨房里出来，脸上却不见往日的笑容，眼眶有些红，像是刚哭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忙问：“妈，您这是怎么了？谁惹您不高兴了？”

她摇摇头，把汤放在桌上，给我盛了一碗，又给朵朵盛了一碗。

“没什么，就是风大，眼里进了沙子。”

这个理由，她自己说出来都觉得没底气。

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闷。朵朵埋头吃饭，我和丈母娘都有些食不知味。我喝了一口汤，味道很淡，几乎没有咸味。

“妈，您今天是不是忘了放盐？”

丈母娘愣了一下，拿起勺子尝了一口，眼泪“唰”地一下就下来了，一颗一颗，砸在汤碗里，溅起小小的水花。

“人老了，脑子也不好使了……”她哽咽着，用手背胡乱地抹着眼泪。

朵朵吓坏了，放下筷子，小声地问：“外婆，你怎么哭了？”

我赶紧把朵朵揽进怀里，轻声安慰她，然后对丈母娘说：“妈，您是不是有啥事儿？有事您就说，别憋在心里。”

丈母娘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好几次，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只是摆摆手，收拾了碗筷，躲进了厨房。

我安顿好朵朵睡下，给她掖好被角，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小丫头睡得很香，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

走出房间，我看见丈母娘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开灯，黑漆漆的，只有一个轮廓。茶几上的烟灰缸里，有半截我没抽完的烟。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

黑暗中，我能听到她压抑着的、细微的抽泣声。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她才用一种近乎枯竭的声音，对我说：

“陈阳，妈有话对你说。”

第一章 一碗没放盐的汤

客厅里没开灯，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玻璃，在地上拉出一道昏黄的、长长的影子。

丈母娘就坐在这片影子里，像一尊沉默的雕塑。

“陈阳啊……”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像是风中即将熄灭的烛火。

“妈，您说，我听着呢。”我把身子往前探了探，试图从黑暗中看清她的表情。

她沉默了很久，似乎在组织语言，又或者是在积攒说出真相的勇气。厨房里，水龙头没拧紧，一滴一滴的水珠砸在不锈钢水槽上，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敲在我的心上，格外清晰。

“小薇她……她不是去出差了。”

丈母娘这句话，像是一块巨石，毫无征兆地砸进了我平静的心湖，激起千层巨浪。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不是出差？那她在哪儿？我每天晚上都跟她视频通话，她身后酒店的背景，她口中那些项目的进展，难道都是假的？

“妈，您……您这是什么意思？小薇她不是在深圳跟一个大项目吗？上个星期还跟我说，快要拿下来了。”我的声音有些发干，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艰难。

丈母娘的抽泣声更大了，她从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张被捏得皱巴巴的纸，递给我。

“你自己看吧。”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一束光照亮了那张纸。

那是一张诊断报告，来自省肿瘤医院。

我的目光死死地钉在“诊断意见”那一栏，几个印刷体的黑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我的眼球上。

——乳腺癌，中期。

患者姓名：林薇。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那张薄薄的纸，此刻却重如千钧，我几乎拿捏不住。

怎么可能？

小薇才三十五岁，她那么爱笑，那么有活力，每次回家都像一阵风，能把整个屋子的沉闷都吹散。

上一次视频，她还笑着跟我说，等这个项目结束，就休个长假，我们一家三口去海边，让朵朵看看真正的大海。

她的声音，她的笑容，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那声音陌生得像是别人的。

“查出来快三个月了。”丈母娘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痛苦，“刚开始她不让我告诉你，说你厂里效益不好，压力大，朵朵又小，怕你分心，怕你扛不住。”

“她说，这就是个小手术，做完了化疗几个周期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她不想让你看到她掉头发、憔悴的样子，想等自己养好了，再漂漂亮亮地回来。”

“她让我帮她瞒着，就说公司派她去外地常驻，开拓新市场。每次跟你视频，都是在医院附近租的日租房里，特意布置成酒店的样子……”

丈母娘断断续续地说着，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碎我最后一丝侥幸。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丈母娘最近总是心事重重，为什么她做的汤会忘了放盐。

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每次视频，林薇都显得有些疲惫，总说是因为项目太累；为什么她总是在白天打给我，晚上总说要开会，信号不好。

原来，那些所谓的“项目”，所谓的“会议”，都是她用尽力气编织的谎言。

一个为了保护我，保护这个家的，温柔而又残忍的谎言。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疼得喘不过气来。

我这个大男人，一个在车间里能把几吨重的钢材玩得团团转的汉子，此刻却觉得天塌了下来。

我想到林薇一个人躺在冰冷的病床上，独自面对手术的恐惧和化疗的痛苦。

我想到她每次跟我视频时，都要强打起精神，挤出笑容，说着那些言不由衷的漂亮话。

我想到她抚摸着自己日渐稀疏的头发时，该是怎样的心情。

而我，她的丈夫，却像个傻子一样，对此一无所知。我还在抱怨她回家的时间太少，还在为她没能参加朵朵的家长会而生闷气。

我是个混蛋。

一股巨大的悔恨和自责，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站起身，踉踉跄跄地走进卧室，从衣柜最深处，翻出一个上了锁的铁皮盒子。

这是我们刚结婚时买的，里面放着我们所有的积蓄。

钥匙，我放在了书架上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

我的手抖得厉害，试了好几次，才把钥匙插进锁孔。

打开盒子，里面是几本存折，还有一沓沓用牛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的现金。

我把所有的存折都拿了出来，递到丈母娘面前。

“妈，这是家里所有的钱，您明天就取出来，全都给小薇用。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

我的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

丈母娘看着我，通红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光亮。她没有接，只是摇了摇头。

“陈阳，钱的事……你先别急。”她叹了口气，“小薇的病，花的不是小钱。她自己的积蓄，加上我这点养老钱，已经……已经快见底了。”

我愣住了。

林薇的工资比我高得多，这些年应该攒了不少。丈母娘也是个节俭的人。

她们俩的钱加起来，居然快见底了？

那到底是个多大的窟窿？

我忽然觉得，压在我身上的，不只是一座山，而是一整片连绵不绝的山脉。

黑暗中，我们翁婿俩相对无言。

只有那碗没放盐的汤，还摆在桌上，已经凉透了。

第二章 旧厂房里的回声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我就醒了。

身边的床是空的，冷的。这种感觉我已经习惯了半年，但今天，这份空和冷，却像带了冰刺，扎得我心里生疼。

我几乎是一夜没睡，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从漆黑一点点变成灰白。

林薇的脸，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在我脑海里反反复覆地出现。

我轻轻起床，没惊动睡在隔壁的丈母娘和朵朵。洗了把脸，冰凉的水让我混沌的脑袋清醒了一点。

镜子里的人，眼窝深陷，布满了红血丝，胡子拉碴，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我换上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蹬上那双沾满油污的劳保鞋，像往常一样，走出了家门。

清晨的空气带着一丝凉意，街道上很安静，只有零星的早点铺子冒着热气。

我没有吃早饭的胃口。

厂子离家不远，骑自行车二十分钟就到。

那是一座典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厂房，红砖墙壁上爬满了青苔，巨大的铁门锈迹斑斑，墙上用白石灰刷的“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标语，字迹已经斑驳脱落。

走进车间，一股熟悉的机油和铁屑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

几台上了年纪的C620老车床，像几头沉默的钢铁巨兽，静静地趴在那里。

我是厂里最年轻的八级钳工，也是最后一个。

我的师傅，去年退了休，走之前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这门手艺，以后就靠你了。别小看它，这玩意儿，是机器代替不了的良心活。”

我一直记着师傅的话。

这些年，厂子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很多年轻人都走了，去了南方，进了更赚钱的私企。

我也想过走。林薇不止一次劝我，说凭我的手艺，到哪儿不能吃口好饭，何必守着这个破厂子，拿那点死工资。

可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这间充满了回声的旧厂房，舍不得这些陪伴了我二十年的老伙计，更舍不得这门传到我手里的手艺。

我总觉得，人活着，不能只为了钱。有些东西，比钱更重。

比如，责任。比如，坚守。

我走到自己的工作台前，那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我的工具——锉刀、手锯、划规、卡尺……每一件都被我擦拭得锃亮，像士兵的枪。

我戴上老花镜，打开工作灯，拿起一块昨天没干完的模具。

那是一件精度要求极高的活儿，误差不能超过0.01毫米，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

我拿起锉刀，开始打磨。

“唰、唰、唰……”

锉刀和钢材摩擦的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响，有一种奇特的韵律感。

我的心，在这一声声的摩擦中，慢慢地静了下来。

手上的感觉，骗不了人。力道大了，一锉下去就废了；力道小了，又磨不到位。全凭这二十年积攒下来的手感和经验。

我的脑子里，不再是医院、病床和化验单。

只有眼前这块冰冷的钢铁，和它上面那道需要被磨平的、细微的棱线。

我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第一次跟着师傅学艺的时候。

那时候，林薇还是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在厂办做文员。她总是借着送文件的机会，偷偷跑到车间来看我。

她就站在不远处，托着下巴，笑眯眯地看着我满头大汗地跟一块铁疙瘩较劲。

她说，她最喜欢看我工作的样子，特别专注，特别有男人味。

后来我们结了婚，有了朵朵。她从厂办辞了职，去外企打拼。她说，我守着手艺，她去赚钱养家，我们俩，是最好的搭档。

这些年，她确实做到了。我们家能换上大房子，能让朵朵上最好的兴趣班，都是靠她。

而我，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一切，守着我的“清高”，守着我那点可怜的工资。

我甚至还为自己这种“匠人精神”而沾沾自喜。

现在想来，我真是太自私了。

当她在外面为了这个家拼命的时候，我为她做过什么？

当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又在哪里？

一阵尖锐的刺痛从指尖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低头一看，锉刀的边缘，在我的食指上划开了一道口子，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竟然走神了。

这是我当钳工二十年来，第一次在工作时弄伤自己。

我看着那颗鲜红的血珠，从伤口里渗出来，滴落在冰冷的钢件上，瞬间凝固成一个暗红色的斑点。

我的心，也像是被这道口子划开，所有的坚强和伪装，都随着这滴血，流淌了出来。

我再也控制不住，把头埋在工作台上，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

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在空无一人的旧厂房里，哭得像个孩子。

车床冰冷的铁锈味，混着我眼泪的咸味，成了我这半辈子，最狼狈、也最清醒的味道。

第三章 电话那头的谎言

中午，我没去食堂吃饭。

一个人坐在车间外的台阶上，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用了好几年的旧手机。

屏幕上有一道裂纹，像是我此刻的心情。

我翻出林薇的号码，犹豫了很久，还是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林薇刻意压低，但依然带着一丝沙哑的声音。

“喂，老公，怎么这个点打电话？我这边正开会呢。”

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虚弱，却在努力维持着一种职业的、轻快的语调。

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

“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往常一样，“朵朵昨晚念叨你了，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快了，宝贝儿。”电话那头的声音立刻变得温柔起来，“跟朵朵说，妈妈也想她。等这个项目忙完，妈妈就回去，给她买最大的那个乐高城堡。”

乐高城堡。

我记得，上次她回来，朵朵就拉着她的手，在商场里看了好久。

“你……你那边怎么样？项目还顺利吗？”我捏着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顺利，特别顺利！客户对我们的方案很满意，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就差签合同了。”她的话语里，透着一股强撑起来的兴奋。

“那就好，那就好……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钱是赚不完的。”我说。

“知道啦，管家公。”她轻笑了一声，但那笑声里，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咳嗽。

“你是不是感冒了？听你声音有点不对。”我明知故问。

“没有没有，就是会议室空调开得太足了，有点干。”她立刻解释道，“不跟你说了啊，领导看我呢。晚上我给你打过去。”

“好。”

电话挂断了。

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的忙音，我再也支撑不住，靠在斑驳的墙壁上，缓缓地蹲了下来。

阳光很好，照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我能想象得到。

电话那头的她，一定不是坐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

她可能正穿着一身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坐在医院惨白的病床上，窗外是单调的楼房和灰色的天空。

她的床头，或许还挂着正在滴注的药液，冰冷的液体顺着输液管，一点一点流进她的身体。

她刚刚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关于项目、关于客户、关于未来的美好构想，都是一个谎言。

一个用尽了她所有力气，来维持我们这个家正常运转的谎言。

她怕我担心，怕我分心，怕这个家的顶梁柱，会因为她的倒下而倾斜。

所以她选择了一个人，默默地扛下所有。

我这个男人，当得真是失败。

下午，我跟车间主任请了假，提前回了家。

丈母娘正在厨房里忙碌，朵朵坐在小板凳上，帮她摘菜。看到我回来，小丫头高兴地跑过来抱住我的腿。

“爸爸，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爸爸想朵朵了。”我摸了摸她的头，心里一阵酸楚。

我走进厨房，对丈-母娘说：“妈，我想去看看小薇。”

丈母娘正在切菜的手顿住了，她回过头，看着我，眼神复杂。

“你想好了？”

“想好了。”我点点头，“我是她丈夫，这个时候，我必须在她身边。”

丈母娘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也好。她一个人在那边，心里也苦。你去陪陪她，她兴许能好受点。”

“她在哪家医院？几号病床？”我问。

丈母-娘报出了一个地址，是省城最好的肿瘤医院。

“妈，家里的事，就先拜托您了。朵朵这边……”

“你放心去。”丈母娘打断了我的话，她的眼神异常坚定，“家里有我，朵朵有我。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就一心一意地，把小薇给我照顾好。她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唯你是问。”

我看着丈母娘花白的头发，和她那双因为操劳而显得有些浮肿的眼睛，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妈，您放心。”

晚上，我开始收拾行李。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个洗漱包。

我打开那个铁皮盒子，把里面所有的现金都装进了一个背包里。然后，我拿着那几本存折，去了离家最近的一家银行。

ATM机前，我把卡插进去，输入密码。

当屏幕上显示出那一串数字时，我的心沉了下去。

几张卡加起来，不到五万块钱。

我这才意识到，这些年，我几乎没有存下什么钱。我的工资，除了日常开销，就是给朵朵买各种东西，剩下的，也就够我偶尔和厂里的老师傅们喝顿小酒。

这个家，一直都是林薇在支撑着。

我拿着那几沓薄薄的现金，站在银行门口，晚风吹过，感觉有些凉。

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靠这点钱，别说支撑后续的治疗了，恐怕连第一期的化疗费用都不够。

我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去。

我不能让林薇看到我这副落魄的样子，那会让她更担心，更没有安全感。

我必须想办法，挣钱。

第四章 岳母的账本

我拿着那不到五万块钱，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推开门，客厅的灯亮着，丈母娘没有睡，她坐在沙发上，似乎一直在等我。

茶几上，放着一个旧的发黄的笔记本。

“回来了？”她看见我，站了起来。

我点点头，把背包放在地上，声音有些嘶哑：“妈，钱……不太够。”

我没说具体数字，但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烫，像被人狠狠地抽了一巴掌。一个大男人，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却连钱都拿不出来。

丈母娘似乎早就料到了，她没有丝毫意外的表情，只是拍了拍身边的沙发。

“坐下说。”

她把那个旧笔记本推到我面前。

“这是我记的账。”

我翻开本子，里面是丈母娘清秀工整的字迹，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就像她这个人。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家庭账本。

第一页，记录着林薇住院的日期。

后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笔开销。

“检查费：3850元。”

“靶向药（第一期）：23000元。”

“住院床位费（15天）：9000元。”

“营养费、护工费：6500元。”

……

每一笔数字后面，都标注着日期。

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心也跟着一页一页地往下沉。

那些冰冷的数字，像一把把尖刀，刺得我眼睛生疼。我这才知道，原来在医院里，钱是这么不值钱。

账本的最后几页，记录的是收入。

“小薇个人存款：28万。”

“张兰退休金账户：12万。”

两笔钱加起来，是四十万。

而在支出的那一栏，总计的数字，已经达到了三十七万多。

只剩下不到三万块钱了。

这本薄薄的账本，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这三个月，丈母娘就是一边瞒着我，一边靠着这本账本，独自支撑着林薇的治疗。

她每天来我们家，买菜做饭，照顾朵朵，脸上还要带着笑，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而她的心里，该承受着多大的煎熬和压力。

“陈阳，”丈母娘的声音把我从震惊中拉了回来，“妈不是想给你压力。妈是想让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小薇的病，医生说，只要坚持治疗，希望还是很大的。后续的化疗、放疗，还有可能要用的进口药，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们……不能断了她的药。”

“不能断！”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怎么能让她的治疗，因为钱的问题而中断？

“妈，房子，我们把房子卖了！”我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们这套房子，现在至少能卖两百万，够了，肯定够了！”

“不行！”丈母-娘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为什么不行？人比房子重要啊！”我急了。

“陈阳，你听我说。”丈母娘握住我冰冷的手，她的手心很温暖，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这房子，是小薇拼了命才换来的，是她想给你和朵朵的一个安稳的家。这是她的念想，是她的根。要是把房子卖了，就等于告诉她，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你让她怎么安心治病？”

“而且，卖了房子，你和朵朵住哪儿？朵朵还要上学，不能影响孩子。”

丈母娘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

林薇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如果知道我们为了给她治病，连家都卖了，她一定会崩溃的。

“那……那怎么办？”我彻底没了主意，像个无助的孩子，看着丈母娘。

丈母娘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怜惜，也有鼓励。

“陈阳，你是个有本事的人。”她说，“你的那双手，是咱们家最大的本钱。”

我的手？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双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

这双手，会锉、会锯、会磨，能把一块冰冷的铁疙瘩，打磨成精度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零件。

可是，这双手，能变出钱来吗？

“妈，我……”

“前几天，你王叔（我们厂的书记）给我打了个电话。”丈母娘打断了我，“他说，城东开发区那边新开了一家德资企业，在找能做高精度模具的老师傅。他们有一批零件，精度要求特别高，找了好几家都做不出来。王叔把你推荐过去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

德资企业？高精度模具？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极高的技术要求，也意味着……极高的报酬。

“他们……愿意出多少钱？”我问，声音有些颤抖。

丈母娘伸出了五根手指。

“一套模具，五十万。”

五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头顶的乌云。

我一年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十万。

“但是，”丈母娘的语气又沉重了起来，“他们要求很苛刻。一个月之内必须交货，如果精度达不到要求，一分钱没有，还要赔偿他们的材料损失。”

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做好了，林薇的治疗费用就有了着落。

做砸了，我们这个家，就真的要掉进万丈深渊了。

我看着丈母-娘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又想起了病床上孤单的林薇。

我还有选择吗？

我没有。

我站起身，拿起那本沉甸甸的账本，紧紧地攥在手里。

“妈，这活儿，我接了。”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只会抱怨和逃避的丈夫，而是一个要为妻子、为这个家去战斗的士兵。

我的武器，就是我这双粗糙的手，和我这二十年从未丢下的手艺。

第五章 一把车刀的尊严

第二天，我揣着王书记给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去了城东开发区。

和我们南城的老工业区比起来，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宽阔的马路，崭新的厂房，巨大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找到了那家德资企业，门口的保安穿着笔挺的制服，拦住了我。

我说明了来意，报上了联系人的名字，一个叫汉斯的德国工程师。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一个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一尘不染的白色工作服，眼神锐利，像鹰一样。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和沾满油污的鞋子上停留了几秒，眉头微微皱起。

“你就是陈？”他用一口还算流利的中文问我。

“是的，我叫陈阳。”

他没多说什么，带着我穿过一尘不染的车间。这里的机器，全是我没见过的先进设备，闪着金属的光泽，安静而高效地运转着。

工人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戴着护目镜，一切都井井有条。

相比之下，我们那个叮当作响、满地油污的老厂，简直像个废品回收站。

汉斯带我到了一间独立的实验室，指着工作台上一个用绒布盖着的东西说：“就是这个。”

他掀开绒布，露出了一个结构异常复杂的金属零件，上面布满了各种角度的凹槽和孔洞。

他递给我一张图纸和一副白手套。

“这是样品。我们需要你做的，是加工这个样品的核心模具。所有的尺寸，都在图纸上。公差要求，是正负0.002毫米。”

0.002毫米。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精度，比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还要细。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钳工活儿了，这是在挑战人类双手的极限。

“我们用最先进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试过，但在几个关键的曲面上，精度始终无法达标。”汉斯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考究和怀疑，“王先生说，你是中国最好的钳工。我希望，他没有夸大其词。”

他的话语里，带着一种德国人特有的、不加掩饰的傲慢。

我没有说话，只是戴上手套，拿起那个样品，凑到眼前仔细地观察。

我的手指，轻轻地滑过那些复杂的曲面和棱线。

这是一种本能。

我的手，就是我的卡尺，我的眼睛。

过了大概十分钟，我放下了零件。

“我能试试吗？”我问。

汉斯挑了挑眉毛，似乎有些意外。他指了指旁边一张空着的工作台。

那上面，摆放着一整套崭新的、德国进口的工具，每一件都像艺术品一样精致。

我摇了摇头。

“我用我自己的工具。”

我从随身带来的帆布包里，掏出了我的“家当”——那跟了我二十年、被我手心的汗水浸润得油光发亮的锉刀。

汉斯看着我那些有些“寒酸”的工具，眼神里的轻蔑更浓了。

他没说什么，只是抱起双臂，站在一旁，像是在看一场笑话。

我从一块备用材料上，切下了一小块，固定在台钳上。

然后，我拿起了我最顺手的那把，我师傅传给我的角锉。

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的眼里，只有眼前这块冰冷的钢铁。我的耳朵里，只有锉刀和金属摩擦的“沙沙”声。

我没有去看图纸。

所有的尺寸，所有的角度，在我刚才触摸那个样品的时候，就已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这是一种只属于手艺人的“肌肉记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后背的衣服也湿透了。

但我浑然不觉。

我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一种奇妙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停了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拿起那个被我打磨过的小样件，吹掉上面的铁屑，递给了汉斯。

汉斯将信将疑地接过，把它放到了旁边一台精密的检测仪器上。

屏幕上，红色的激光线开始扫描，一行行数据飞快地跳动。

汉斯的表情，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慢慢变得惊讶，然后是难以置信，最后，变成了彻彻底底的震惊。

他抬起头，用一种看怪物似的眼神看着我。

“不可思议……这简直是魔鬼的精度。”他喃喃自语，“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几个内R角的处理，连我们的机器都无法完成！”

我摘下手套，看着我那朴实无华的锉刀，平静地说：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机器靠的是程序，而我的手，靠的是感觉和心。”

汉斯愣住了，他看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锉刀，眼神里的傲慢和轻蔑，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技术的纯粹的尊重。

他向我伸出了手。

“陈先生，欢迎你的加入。合同，我们现在就签。”

我握住了他的手。

那一天，我走出那座现代化的德资工厂时，夕阳正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手里攥着那份签好的合同，那张薄薄的纸，却感觉比我这辈子搬过的任何一块钢材都要重。

我知道，这五十万，不好挣。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将要面对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挑战。

但我不怕。

因为我握着的，不只是一份合同，更是林薇的希望，是这个家的未来。

是我一个普通钳工，用一把车刀，捍卫的尊严。

第六章 开往春天的列车

合同签了，预付款很快打了过来。

二十五万。

我活了四十年，银行卡的余额第一次出现六位数。

我没有一丝兴奋，只是第一时间把钱转给了丈母-娘。

“妈，让医院用最好的药，请最好的护工，什么都用最好的。”我在电话里说。

丈母娘在那头沉默了很久，只是“嗯”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哭腔。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

白天，我在自己的老厂里，完成那些常规的工作。到了下午五点，我就骑上车，横穿大半个城市，去城东那家德资企业里“加班”。

那间独立的实验室，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汉斯给了我最高的权限，整个实验室，除了他和我，任何人都不能进来。

我几乎是吃住在了那里。

每天的工作，都是一场精疲力竭的战斗。

我需要把一整块比桌面还大的特种钢材，用我的双手，打磨成图纸上那个复杂而精密的模具。

每一个孔洞，每一个凹槽，每一个曲面，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我每天对着强光灯，戴着十几倍的放大镜，一锉一锉地打磨。

眼睛累得又干又涩，布满了血丝；手腕和肩膀，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酸痛得像是要断掉。

到了深夜，我就在实验室的行军床上躺一会儿。

梦里，全是林薇的笑脸，和朵朵叫“爸爸”的声音。

我不敢跟林薇视频，怕她看出我的疲惫。我只能让丈母娘告诉她，我接了个大活儿，在厂里加班，封闭式管理，不能用手机。

林薇信了。

她在电话里还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别太拼。

每次听到她的声音，我都心如刀割，但同时，也充满了力量。

丈母娘每天都会给我发信息，告诉我林薇的情况。

“今天化疗反应有点大，吐了好几次，但精神还好。”

“医生说，新换的药效果不错，肿瘤有缩小的迹象。”

“今天朵朵跟她视频了，她很高兴，笑了好几次。”

这些短信，是我在那些孤单疲惫的深夜里，唯一的慰藉。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二十多天过去了。

模具的雏形，已经基本完成。

只剩下最后一道，也是最难的一道工序——镜面抛光。

要求是，模具的每一个工作面，都要像镜子一样光滑，不能有任何划痕。

我用上了最细的油石，最软的牛皮，还有从德国寄过来的、钻石粉末一样的研磨膏。

那几天，我几乎没合过眼。

我把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希望，都倾注在了这最后一道工序上。

终于，在合同期限的前一天，我完成了。

当我在模具的表面，清晰地看到自己布满血丝的眼睛和憔悴的脸庞时，我知道，我成功了。

汉斯带着他的团队，用最精密的仪器，对模具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测。

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整个实验室里，响起了一片惊叹声和掌声。

所有的数据，完美达标。

汉斯走过来，给了我一个用力的拥抱。

“陈，你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用他那双蓝色的眼睛，真诚地看着我，“你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工匠。”

尾款，在当天下午就到账了。

我拿着那张显示着余额的银行卡，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腿肚子都在发软。

我做到了。

我靠我的手，为林薇挣来了救命的钱。

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火车站，买了两张去省城的高铁票。

一张是我的，一张是丈母-娘的。

我给她打电话：“妈，收拾一下，我们现在就去看小薇。”

我要给她一个惊喜。

坐在飞驰的高铁上，窗外的景物飞速地向后退去。

田野、村庄、城市……

我感觉自己就像这趟列车，冲破了重重的黑暗和阻碍，正开往一个叫“春天”的地方。

丈母娘坐在我身边，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只是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眼角。

我知道，她心里，既激动，又忐忑。

三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省城。

按照地址，我们打车来到了省肿瘤医院。

站在住院部大楼前，我的心，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了。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她。

我深吸了一口气，拉着丈母-娘的手，走进了那扇冰冷的玻璃门。

第七章 病房里的阳光

住院部的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特有的、清冷的气味。

来来往往的人，脸上大多带着焦虑和疲惫。

我们找到了林薇的病房。

那是一间双人病房，靠窗的那张床是空的，林薇就躺在靠门的那张床上。

我站在门口，透过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只一眼，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住了。

她瘦了好多。

原本有些婴儿肥的脸颊，现在瘦得颧骨都凸了出来，显得那双眼睛格外的大。

她戴着一顶浅色的绒线帽，遮住了因为化疗而脱落的头发。身上穿着宽大的病号服，更显得她整个人单薄得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叶子。

她没有睡，正侧着头，看着窗外。

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叶子已经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在冬日的阳光下，有一种萧瑟的美。

她的眼神，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空洞，仿佛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这不是我认识的林薇。

我认识的林薇，是那个永远充满活力，笑起来眼睛像月牙儿，走路带风的女人。

丈母娘在我身后，轻轻地推了我一下。

“进去吧，她最想见的人，是你。”

我擦干眼泪，整理了一下情绪，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小薇。”

听到我的声音，林薇的身子猛地一颤。

她缓缓地转过头，当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的眼睛里，先是难以置信，然后是巨大的震惊，紧接着，是慌乱和委屈。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她那双大大的眼睛里滚落下来。

“你……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沙哑，带着哭腔，“谁让你来的？”

她下意识地用手去拉扯头上的帽子，想把自己藏起来。

我快步走到床边，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没有一丝温度。

“我来接你回家。”我说。

我的笑容，一定比哭还难看。

“你都知道了？”她看着我，嘴唇在发抖。

我点点头，把她的手贴在我的脸上。

“对不起。”我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林薇再也绷不住了，她扑进我的怀里，放声大哭。

那哭声里，有这几个月来她独自承受的所有痛苦、恐惧和委-屈。

我紧紧地抱着她，任由她的眼泪浸湿我的衣襟。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她的后背，一遍又一遍地在她耳边说：“别怕，有我呢。以后，有我呢。”

丈母娘站在一旁，也早已泪流满面。

那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这间小小的病房里，用眼泪，冲刷了所有的谎言和隔阂。

从那天起，我就在医院住了下来。

我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让丈母-娘回去照顾朵朵。我则每天在医院和出租屋之间奔波。

我开始学着照顾她。

学着怎么计算她每天的液体出入量，学着怎么在她化疗呕吐后，给她准备清淡又有营养的流食，学着怎么在她因为药物副作用而情绪低落时，讲笑话逗她开心。

我那双习惯了和钢铁打交道的手，开始变得温柔而灵巧。

我可以很熟练地给她削一个苹果，果皮薄而不断；我可以用棉签蘸着水，一点点湿润她干裂的嘴唇；我可以在深夜里，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帮她盖好被子。

林薇的话很少，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安静地看着我忙碌。

她的眼神，一天比一天柔和。

有一天下午，阳光很好，透过窗户，在病房的地上洒下一片温暖的光斑。

我正在给她读报纸，她忽然打断了我。

“陈阳。”

“嗯？”

“你的手，怎么了？”

她指着我的手。

那双手，因为之前一个月的超负荷工作，关节有些红肿，上面还添了许多新的伤痕和老茧。

我笑了笑：“没什么，前阵子接了个活儿，有点累着了。”

她没有再问，只是伸出她那只还在输液的手，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

“辛苦你了。”她说。

阳光照在她的脸上，给她苍白的皮肤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我看到，她的嘴角，微微向上扬起，露出了一个久违的、浅浅的笑容。

那一刻，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值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林薇的身体，在最好的药物和我的精心照料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起来。

她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

她头上的绒线帽下，也开始长出了细细的、柔软的新发。

她开始有力气下床走动，我便扶着她，在医院的小花园里散步。

我们聊了很多。

聊我们的过去，聊朵朵的趣事，也聊我们的未来。

我们从不避讳谈论她的病，而是像讨论一个需要我们共同攻克的项目一样，平静而坦然。

出院那天，天气格外晴朗。

我们办好所有的手续，走出了那栋住了将近半年的住院大楼。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林薇摘掉了头上的帽子，任由那头毛茸茸的短发，在风中飞扬。

她深吸了一口气，脸上是重获新生般的灿烂笑容。

“陈阳，”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像是盛满了星光，“我们回家吧。”

我点点头，牵起她的手。

“好，我们回家。”

来源：雁影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