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大师严凤英文革中自尽离世，其实让她最寒心的是搭档的批判

摘要：严凤英的艺术人生是从安徽桐城罗岭镇一片普普通通的晒谷场开始的。那是1945年，15岁的她第一次在这片乡间空地上展露了自己的才华。那年，她接到机会在桐城张家祠堂演出黄梅戏《二龙山》。

从晒谷场到大舞台

严凤英的艺术人生是从安徽桐城罗岭镇一片普普通通的晒谷场开始的。那是1945年，15岁的她第一次在这片乡间空地上展露了自己的才华。那年，她接到机会在桐城张家祠堂演出黄梅戏《二龙山》。

祠堂里挂着斑驳的木匾，柱子上雕刻着繁复的花纹，台下坐满了穿着粗布衣裳的村民。演到高潮处，她的唱腔婉转悠扬，身段轻盈如燕，台下不时传来零星的叫好声。然而，这场首演却惹了麻烦。

因为女子登台唱戏在当时被视为有伤风化，触犯了族里的规矩，几个族老当场决定要惩罚她。他们找来一根粗麻绳，把她五花大绑，架到一个竹筏上，打算把她推到村边的池塘里沉下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悄悄靠近了竹筏。他叫严云高，年轻时曾在南京大舞台跑过龙套，虽然只是演些端茶递水的小角色，但也学了些戏曲的皮毛。这天，他趁着夜色，手里拿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小刀，蹑手蹑脚地摸到竹筏边，三下五除二割断了绳子。

严凤英趁机挣脱，跟着他躲进了一片芦苇丛里。严云高没多说什么，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后带她回了自己家。那间土屋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他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旧棉袄让她披上，又拿出一本皱巴巴的戏本，指着上面的字教她认腔调。从那天起，这个跑过龙套的老艺人成了她戏曲路上的启蒙者，教她怎么运气发声，怎么迈步甩袖，那些最基础的功夫就是在这样的土屋里扎下的根。

十年过去了，到了1955年，严凤英已经不再是那个晒谷场上的乡下丫头。她站上了上海兰心大剧院的舞台，演出一场《打猪草》。她唱《打猪草》时，嗓音清脆中带着几分田野的质朴，手指轻轻一扬，袖子甩出一个漂亮的弧度，脚下步伐轻快，像是在田埂上真的走了一遭。

台下的掌声一阵接一阵，演出结束后，梅兰芳和周信芳两位大师特意走到后台去看她。梅兰芳先开口，声音温和地说：“小严啊，你这田间小调愣是唱出了大戏的格局。”周信芳点点头，接了一句：“是啊，这嗓子和身段，真是难得。”严凤英站在一旁，身上还穿着那件戏服，手里拿着一块湿帕子擦汗，脸上露出腼腆的笑。

打造《女驸马》的秘密

1950年代，严凤英的事业攀上了高峰，她主演的《女驸马》成为了黄梅戏的一张金字招牌。每天清晨，当剧团的其他人还在睡梦中，她已经早早来到排练场，比规定时间提前整整三个小时。她会拿出一本写满笔记的剧本，反复推敲每一个唱段、每一个动作。演《女驸马》时，她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把“为救李郎离家园”这句经典唱词演绎得既有情感深度又有戏剧张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法：用不同颜色的丝线绑在自己的手指上。她选了红色的丝线，系在左手食指上，用来标记唱腔中需要情感爆发的高潮部分，比如“离家园”那一声长长的拖腔，必须饱含离别的悲怆。

她又挑了蓝色的丝线，绑在右手拇指上，提醒自己在身段转换时调整步伐和手势，比如从低吟时的半蹲姿态转为甩袖的挺身动作。这种“彩线法”是她自己摸索出来的，完全靠反复练习把标记变成身体的习惯。

排练时，她一边唱一边盯着手指上的丝线，嘴里哼着调子，手脚跟着节奏走，慢慢地把这句唱段打磨得层次分明，既有田野小调的朴实，又多了几分大戏的韵味。到了1959年，《女驸马》被带到北京演出，整座剧场座无虚席。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专门找到负责戏装的工作人员，交代了一件事：严凤英的戏服必须用真丝面料。因为他在台下看得清楚，她每次转身甩动水袖时，那弧度不仅好看，还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节奏感，跟唱腔配合得天衣无缝。这件真丝戏服后来成了她的标志，每次上台，她穿上它，水袖一挥，台下观众的目光就挪不开。

锣鼓经与九宫格

1960年代中期，特殊时期的风暴席卷而来，严凤英的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曾和她一起创作《牛郎织女》的乐队指挥站了出来，在一次公开的会上指着她说，她在唱“到底人间欢乐多”时故意把节奏拖慢，用哀怨的曲调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

这话一出，台下立刻炸开了锅，很多人开始翻她的旧账。更让她没想到的是，一个跟她搭档了十三年的老生演员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这个老演员以前跟她在排练场里没少讨论角色，聊过七仙女“被迫返回天庭”时该怎么唱才能突出无奈和悲凉。

可到了这时，他却把这些零散的聊天内容整理成了一份材料，列出“反动言论一百条”，连七仙女那段解读都被写进去，说她借戏讽刺现实。这些材料被工工整整地用毛笔抄下来，变成了大字报，一张张贴满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外墙。

没过多久，严凤英被关押起来，失去了舞台和自由。但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她还是放不下来戏曲。关押的地方条件简陋，她就找来一双筷子和一个搪瓷碗，教身边的年轻演员《夫妻观灯》的锣鼓经。她用筷子轻轻敲击碗沿，发出清脆的“叮叮”声，一边敲一边哼唱，告诉他们哪里该重，哪里该轻，节奏怎么跟唱腔配。

后来，看守发现了她的举动，一把抢过碗摔在地上，碎片散了一地。可第二天放风的时候，她又蹲在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在泥土地上画出九宫格。她用石子在格子里划来划去，一边比划一边讲解“三打七唱”的走位要领：哪一步该迈左脚，哪一下该抬手，怎样才能让身段和锣鼓点子严丝合缝。

她的这份坚持让周围的人看到了她对戏曲的热爱，可也有人觉得她不识时务，甚至觉得她这是在挑衅。她的举动传出去后，激怒了某些人，他们开始变本加厉地找她的麻烦。

鲜花里的“发报机”：荒唐的指控

严凤英在特殊时期的遭遇越来越离奇，到了1968年，她的命运被彻底推向了深渊。那年最后一次批斗会上，有人拿出了一张旧照片，说是要揭露她的“罪行”。这张照片是1956年她去莫斯科演出《王金凤》时拍的。那次演出是她艺术生涯的一大亮点，她在台上唱得投入，谢幕时观众热情高涨，送上一束鲜花表示敬意。

有人指着那束花硬说里面藏了个“发报机”，还言之凿凿地说她借演出之机搞秘密活动。这指控毫无证据，却在会上被当作铁证，传得沸沸扬扬。其实，1956年那次莫斯科之行是她事业上升期的见证。演出结束后，她回到国内，继续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那年下半年，她在排演《王金凤》时认识了导演王冠亚。两人因为戏曲结缘，王冠亚负责指导她的表演，常常在排练场上一起讨论角色的细节。慢慢地，他们从合作变成了生活中的伴侣，结了婚。时白林后来回忆，严凤英是个挺浪漫的人，结婚后她经常下班后趴在三楼的窗口等着王冠亚回家吃饭。

王冠亚性格温和，对她体贴入微，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平时忙完排练，他们会一起回家，偶尔还在家里聊聊戏曲的事。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直到特殊时期的风暴打破了一切。1968年，批斗会接连不断，加上之前的各种指控和羞辱，她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到了4月7日夜里，严凤英终于走到了尽头。那天晚上，她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这段原本幸福的生活，也结束了她和王冠亚的婚姻。

平反后的余音

严凤英去世后，王冠亚的生活完全变了样。他没有再娶，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纪念她的事情上。他翻看了她留下的剧本、笔记，甚至是演出时用过的道具，想把她的艺术生涯完整地留下来。后来，他又把这些材料变成了电视剧的剧本。

上世纪80年代，一部名叫《严凤英》的电视剧播出，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作品。这部剧是他一手操刀编写的，从选角到拍摄，他都亲力亲为，确保每一场戏都能还原她的风采。剧里讲了她15岁在桐城首演《二龙山》的故事，也重现了她在上海兰心大剧院唱《打猪草》的场景，甚至连她用彩线标记唱段的细节都没落下。这部剧播出时，很多人通过电视第一次认识了严凤英，也重新听到了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