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9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初五）凌晨，早已窜据华南沿海多地的日本侵略军，在连续多日袭扰之后，出动飞机数十架次，对汕头市及周边地区肆意轰炸，其海陆部队也从海上发动进攻，危在旦夕的汕头遂告沦陷。
文/陈春声
《烽烟侨批：抗战时期的家国守望》一书将由深圳出版社于2025年9月出版
侨批里的惊恐忧虑与家国意识
1939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初五）凌晨，早已窜据华南沿海多地的日本侵略军，在连续多日袭扰之后，出动飞机数十架次，对汕头市及周边地区肆意轰炸，其海陆部队也从海上发动进攻，危在旦夕的汕头遂告沦陷。
就在这一天，潮安县的几位侨眷，给侨居泰国的儿子、乡亲回批，第一时间描述了敌机暴行和普通民众直接面对战争时的惊恐与忧虑：“敌机在今日来前后乡邻轰炸，十分惊恐，但潮汕之铁路一概破坏。……另者，敌人今已登陆，不知生死如何？”（《敌已登陆》）“现在敌人来进攻潮汕，今日敌机十余架来在各乡轰炸。今潮汕之形态甚为紧张，不知生死如何？”（《不知生死》）
《敌已登陆》（1939年6月21日）
次日，远在新加坡的宋树钊，在写给澄海双亲的批信中，落笔即表达对家乡战况和乡亲生计的深深忧虑：“双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本月初五日晨九点余钟，即接到日军在汕登陆之电。至下午四点，各家晚报即大事登载。及至初六日，则汕头已放弃，日军已进抵庵埠矣，似此已不可收拾。潮汕一劫将难免矣！……现今潮汕既沦为战区，一切已不堪回首，当地自有一方凄惨景象。”（《潮汕一劫》）
近九十年光阴荏苒，如今再翻阅这些珍贵文书，仍然难免锥心的隐痛，对苦难岁月中海内外前辈乡亲的境遇与心境，多一份敬重与悲悯交织的感佩。
从陈景熙教授和林伦伦教授精心编纂的这部侨批档案汇编的内容看，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潮汕侨乡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就日渐受到外寇入侵的影响，侨胞和侨眷的生意、生计、生活与心境也越来越受到战争的威胁。卢沟桥事变后，潮汕屡遭敌机轰炸，民生开始直接为战火所冲击，也自然而然地提升了民众尊崇“救国英雄”（《救国英雄》）、“惟祝吾国胜利”（《吾国贤妻》）、“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防备饥荒》）等家国意识。
《吾国贤妻》（1937年12月10日）
随后，国家历经南京沦陷、广州沦陷、武汉沦陷等重大事变，直至汕头沦陷，地方社会完全陷于战争状态，交通不便，汇路受阻，沦陷区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取代信函的薄纸明信片上赫然印着“注意：往返批信请勿涉及军事政治致干禁令”（《批信检查》）的警示；国统区则因传统经济网络和市场体系被完全摧毁，连年饥荒，物价飞涨；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人为割裂的分界线，由于频繁的军事行动而变动不居，时时充满危险，导致侨批的寄送与汇款的交付更加困难重重。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在特殊时期得以幸存，跨越国界、联结侨民与侨乡的侨批，大多数是家庭内部的往复信函，情感朴实而真切，很容易在贴近乡情、日常和人性的层面上，得到今日读者的“理解之同情”。细读之下，脑海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那些超越宏大叙事的、平常而不凡的鲜活场景，让我们得以代入当年亲历者的视角，感受伟大抗战的烽火硝烟，以及那个年代复杂辩证、矛盾统一的丰富社会面相。
“无意识史料”弥足珍贵
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这样强调“无意识史料”的专业价值：“将史学家所掌握的形形色色史料加以划分，就可以看到，第一组的证据是有意的，而第二组则不是。……历史研究无疑认为第二类史料更为可靠，也就是那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这并不是说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不会出错或作伪。……就算有这种欺骗行为，至少它也不是要蓄意欺骗后人的。而且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它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毫无疑问，包括本书收录的侨批在内，所有的侨批都应该被划归到“无意识史料”的范畴。
侨批是家人或朋友之间往来的私人信函，当年就不对外公开，书写者大概不会想到能被集结出版，被阅读研究并传诸后世。侨批的内容也许会有因为道听途说而不准确的地方，亦或有一些难言之隐被忽略或曲笔，但因为虑及后世研究者的观感、观念而杜撰事实或故作讹言的动机，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正因为这样，处于跨国环境下的侨批书写者对侨乡和侨居国战乱世情之残酷和侵略者之暴行的描述，显得格外真切、实在。
如1941年2月，旅居新加坡的一位华侨在写给家中儿子的批信中，就描述了其耳闻目睹的情形：
“刻下世界十分扰乱，尔各事至切看破些，无益之言，切勿妄言，人之是非就可少了祸患。海陆丰、惠来、甲子杀死人民甚多，焚烧厝屋不少，人民走来叻中甚多。在此数帮船，惠州来有数百个女子，欲觅夫觅子，无家可住，概在客栈居住，惨不堪言。有男子到叻，无亲无戚，无可依栖，其惨不尽言”（《杀人甚多》）。
这位父亲写此批信之时，南洋还是故乡侨眷试图逃离战火的避难之处，而就在当年的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各地相继沦陷，海外侨居地终于也“难逃出此大祸劫灾之数”（《英阻侨批》）。
1945年12月，旅居西婆罗洲坤甸的吴善道在写给揭阳家中母亲的第三封批信中，报告了沦陷期间旅居邦戛的弟弟的被害经过和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华侨惨遭屠杀的情形：
“痛念咏弟去年8月27日早被倭奴俘虏丧命，每一思及，满眶泪水，痛彻肝腑。据邦戛有友人来言，谓咏弟事前失于主意，许多人凑于走避。咏弟谓：‘不怕，谅累不到俺等。’不幸有数友人同时被拿遭害。呜呼哀哉，悲乎！儿料不到俺家运如此衰败，损失此有成业之咏弟。
去年八月间，坤甸以下各坡被拿华人许多，儿当时势属危险，随人惊心动魄。铁蹄下之人民，任从拘禁处死。倭鬼手段毒辣，每欲拿华人，都逢节日，分多次进行。
此二、三年，华人被处死有二仟余人之度，完全是大小商界及智识界。可恨此间为虎作伥之下等流氓受用殊多，向倭府指证此人操纵黑市及入党，即时被拿，难望生还。倭奴实是采取灭种辣手。当时连接被拿之人，众人家属推测俺等是国人一分子，受拿拘禁，候战事和平，满望释放。
讵料倭鬼8月15号屈膝投降，9月2号联军代表抵坤，宣布倭子投降，指定地点集中解除武装，而华人家属向联军要求释放华人拘禁，四处找寻，无一人存在。呜呼哀哉！倭奴太无人道”（《倭鬼毒辣》）。
《倭鬼毒辣》（1945年12月15日）
细读本书，类似记载举不胜举。这些目击者和亲历者为了给家乡亲人通报消息而亲笔留下的“无意识史料”，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时今日，更显弥足珍贵，读起来仍有身临其境之感。其所积淀的历史意涵，发人深省。
侨批所附的款项主要是为了“赡家”，因而侨批书写的主要内容还是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即使是在战争的年代。只是因为国难当头，时局动荡，跨国家庭亲人间的日常交流，也难免带上了与战事相关的内容与色彩，有助于后人补充、理解关于战争的“宏大叙事”。例如，1935年3月，旅居泰国的一位母亲给在揭阳家乡的女儿写信：
“自正月初六日，闻悉敌机飞掷潮汕各县，母甚为尔等挂□。故即付航空信，通尔筹备阖家来暹谋生。该信谅已接到否？未知女儿与贤婿意见如何，须迅速明白答复，以免远挂也。倘决定进行，如能将所存祖产，暂当现款，藉作旅费及入口要用。不敷之处，再由尔兄其保负责料理。俟到暹后，再另设法筹款经营，以维生活。”（《敌机飞掷》）
因战事临近，动员女儿、女婿移居国外，这位母亲的所思所虑都是典当家产、筹措旅费、在外谋生等家常之事，细致入微。此信还谈及在家乡治疗沙眼、汇款使用、乡亲消息等内容，即使是在战争临近的威胁之下，仍然充满日常生活的气息。
1938年10月，在广州沦陷两天之后，泰国华侨陈英达寄给潮安双亲的批信中对战时家庭的日常生活做了细致安排：“华南战事现已爆发，家乡情形如何深为挂念。八月初男尝寄义君一函，（同时亦有寄憩南先生一函）昨天接到其回批，内云将来对于家人迁往该区避难事，届时自当妥为安置，嘱免盼念等语。义君对待朋友之情，颇为真挚，殊令人感佩不已。
惟届时仍望大人审察情形，比较若妹处（即后洋堤）与义君处，哪一处更为安全，事前先为调遣妇孺前往，庶免临时怆悴也。如已安顿清楚，并祈将经过情形，寄邮政或飞机信告男，是所至祷。
……再禀者，当此时局不靖，对于若娇、若英两妹亲事，倘有相当人家，赶紧与之联婚，早为遣嫁，以清责任，无须如何选择也。又所欠逢章嫂之项，此时情形如此紧张，倘彼有要用者，可𢵓多少送还伊，然后于生单上，为之批明某年某月某日，先收回母银若干元可也。至于利息请逐月送还伊为荷。”（《早为遣嫁》）
信中不但详细说明了战时家人如何选择避难处所，而且因战火临近而思虑两位妹妹的婚事，以及尽早偿还债务的安排等家庭日常事务，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当年在外华侨与家庭、乡亲和故乡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在危难临近之际，更自然而然地流露无遗。至于“早为遣嫁，以清责任，无须如何选择也”之类的言语，更是只有在家庭内部，才会有如此直接的表达。这些应属于“无意识”的文字，后来者读起，更感真切真实，弥足珍贵。
类似的表述，书中举目皆是。
兼具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
寄批者因为远在海外，在跨国交流中也不时会传递一些真假难辨但关乎时事的讯息。如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前夕，旅居泰国的李木盛在给潮安母亲的信中，传达的消息是“如中日战争，将来中国必战胜□。日军这次在上海并北头，即太原山西各省所战者，皆是日军大败”（《中国必胜》）。同年12月，南京沦陷后，李木盛在给母亲的信中，仍然强调“此次日本军被中国军杀得大败，死亡甚多”（《防备饥荒》）。
海外乡亲担心家中老人耳目闭塞，乡下地方的消息也不灵通，常常会在批信中顺便提及从报纸、电台和日常交往中获悉的时事新闻，战火临近时这类交流自然也更多一些。李木盛的文字，虽然具体内容不全属实，但希望中国军队打赢的愿望却是发自肺腑，海外侨胞相信中国终将胜利的乐观情绪也是真实可感的。
由于邮路受阻和侵略者对批信的检查，沦陷期间批信数量大减，且多数内容变得相当简略，但潮汕地方生活困苦的情形，仍然通过相关文字透露了出来。以米价为例，1938年6月，汕头“米价每元十三筒”（《空袭潮汕》），即1筒米0.08元；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当天潮安米价仍为“每元国币十二三筒”（《敌已登陆》），与往常无异；但澄海就已经“计白米每元柒筒”（《鱼米腾贵》），即1筒米0.14元，米价贵了几近一倍，这无疑是侵略军登陆影响的后果；地方沦陷后饥荒连年，米价飞涨，1940年2月，澄海樟林乡“米每元半筒”（《薪桂米珠》），即1筒米2元，当时樟林尚未被日军占领，仍使用“中央国币”，其时的米价已是汕头沦陷前的24-26倍；1941年12月，樟林乡林神保夫妇在给侨居泰国的儿子回批中提到“此次籴谷八担，每担190元”（《东亚秩序》），稻谷的出米率约70%，即每担（100斤）谷可碾70斤白米，1筒米约重1斤，据此计算，1筒米2.7元（国币），可见一年多时间又涨价三成多。
《鱼米腾贵》（1939年6月21日）
1943年3月，潮安县城的一位辜姓医生给在香港的儿子写信，对沦陷区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具体的描述：
“余今年以来，经营家务，已是苦不堪言，何遑顾及其他。……医之冷淡，人人如此，有出妻卖子者。欲求以此业渡生，万分艰难。……米幸略企市，皆何县长强抑米价之成绩，不然不堪问矣。次米每斗204、205元，中212、213元，上234、235元。”（《潮城民生》）
依潮汕民间习惯，1斗米10筒，据此计算，其时1筒米的价格在20元至24元之间。潮安县城早已沦陷，信中虽然仍称所用货币为“国币”，但也可能是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劵”。1942年汪伪当局规定“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例为2∶1，在沦陷区其名义币值比“法币”还要高一倍。无论如何，1筒米的价格高达20多元，还被说成伪县长何丽闻“强抑米价之成绩，不然不堪问矣”，真的是匪夷所思。时至近年，曾经亲历战争的前辈乡亲回忆起沦陷时期的苦难，对米价疯长的饥荒岁月，依然刻骨铭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海内外乡亲自然欢欣鼓舞，“数载于兹，几经惊险。今幸联军胜利，和平降临。儿身康健平安，诚堪告慰耳”（《尚未通汇》），“儿幸叨天佑，平安渡过巨劫”（《坤甸来信》），“现在战事结束，世界和平”（《盟军空袭》）之类的语辞，在战争结束初期的批信中比比皆是。普通民众对和平生活和家国平安的期盼，溢于言表，令人动容。
然而，时隔不久，关于侨乡萧条凋敝、民不聊生的文字，又不断出现在跨国往复的批信之中。仅以1946年澄海纪彦深写给新加坡姻兄的信件为例：
“实唐中自事变后，行情大异。加之今年自春至刻无雨，故与前更甚。农田多难下种，遍地皆成焦□沙漠之区，致饿殍满道，哀鸿遍野。而奸商市侩，更乘机炒作物价，匪盗任意洗劫，致老少男女夜不安席，形多忧虑。贪官污吏无法逮捕，而倒藉词查案，反而鱼肉人民，众皆有冤无伸。且加征税额，尅派军粮。种种不堪之凄惶景况，真令人目不忍闻矣！”（《哀鸿遍野》）
纪彦深在信中向姻兄描述家乡的情形，是为了解释自己拟赴新加坡谋生的缘由，应该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考虑。但在今天看来，这种普通百姓在“无意识”中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却更加准确、细腻地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潮汕社会的实际情形和民心向背。由此不难想见，三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确实是千万像纪彦深这样的普通民众所做的历史选择。
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陈景熙、林伦伦两位教授眼光独到，殚心尽力，从公私庋藏约十万件侨批档案中，精心挑选出135件内容翔实生动的文献，进行专业细致的整理、考订和点评，完成了这部兼具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的著作。不但每件侨批都有题录、图片、录文和点评，而且部分批信还以二维码的形式附载潮汕话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许友文先生朗读的音频，在传播方言文化、传统文化的同时，让读者更加立体、深入地与乡情、历史产生连接与共鸣，可谓是锦上添花。
毫无疑问，《烽烟侨批：抗战时期的家国守望》是一部开卷有益的著作，其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还有待更多读者和学者去体验并阐发。
2025年8月5日于广州康乐园永芳堂
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25年8月24日A7百家·特稿版
来源：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