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1年谢觉哉逝世以后，王定国主动向组织申请住房调整，并且明确地说道：我是普通干部，该住什么房子就住什么房子。

王定国晚年：1971年每月有212元的工资，白菜涨价就吃萝卜腌咸菜

1971年谢觉哉逝世以后，王定国主动向组织申请住房调整，并且明确地说道：我是普通干部，该住什么房子就住什么房子。

尽管组织上多次劝说她保留之前的待遇住房，但是她仍然坚持要搬离出去。选择住西城区大院的一处58平米的筒子楼公房。

这个房子比之前的要小得多，有一个12.5平米的卧室，9.3平米的书房，还有公共的厨房卫生间，每个月还要交将近7块钱的房租，

卧室里面摆着的是谢觉哉在延安时期就已经使用的木板床有1.8米长。

还有一个五斗柜，上面的漆面都剥落了，抽屉里面锁着20多本工作笔记。

书房里面有一个书桌，是榆木的，上面的墨汁已经渗入了进桌面。

铁皮书架上放着谢觉哉日记的手稿，墙角堆着很多旧报纸，

厨房里面每个月会配配送150斤的煤球。王定国经常对邻居念叨着：煤球要省着烧，一天不能超过5块5块。

厨房的灶台上有两个搪瓷缸，一个里面装着粗盐，还有一个里面是发黄的猪油。

房子底下地面是水泥的，不过磨损比较严重，墙面是17张报纸糊的，有的报纸是60年代的。后来组织上普查，她却在单子上写着：一切完好，无需修缮。

在1971年4月的生活会上，她当众表态说：组织给我分的房子够用了，58平米比我长征时住的草房大十倍。租金该扣就扣，不能拿国家一针一线。

后来王定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关于房子的事儿。她说，住大房子是工作需要，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老太太，58平米正好晒萝卜干。

王定国虽然每个月有212元的工资，但但是她从来不多花钱，她的衣柜里经常只有6件衣服，其中3件还是谢觉哉的旧衣服改制的。

王定国对她自己工资的使用是十分的精打细算的。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她就雷打不动地存入150元，剩下的几十块钱用来维持生活。

1998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捏着发黄的工资条解释道，国家给的钱要省着用。存折上的数就是给组织交的答卷。

1983年，北京大白菜又涨价了，她连续3个月改吃萝卜腌咸菜，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了粮票锁进铁盒里面。

有一次保姆劝她买一点豆腐，她指着灶台说，腌咸菜拌饭也能饱肚，糟蹋粮食要遭雷劈

王定国对待自己非常的苛刻，但是对待公益事业却非常的慷慨。

1984年王定国把丈夫谢觉哉的1.3万册藏书都捐赠了。包括明代的一个刻本《资治通鉴》和清代的一个奏折原件。当时档案馆提出要给她3万块钱的补偿，她当场就拒绝了。

她说，老谢的书是国家的，捐了才踏实，拿证书抵钱，我夜里睡得着。

搬运古籍的那一天，她蹲在卡车旁边盯着工人打包，嘴里还不停的念叨着要轻拿轻放，别磕了书角。

王定国有7个子女，都在外面接受接受磨练，大儿子谢飘在内蒙古那边劳动了10几年，回家探亲的时候，棉裤膝盖上都打满了补丁。住的是地窝子，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

1971年，谢飘离家之前，王定国把25块钱缝在他儿子的棉袄内衬里，嘴里叮嘱道，你爸说过，孩子们要到泥地里摔打，别想着借他的光，靠自己挣饭吃。

1985年，王定国孙女高考差3分落榜了，她哭着求王定国找关系。王定国斥责道，我这张老脸不值3分钱，考不上就再考，歪门邪道都想都别想。

1983年成立“王定国扶贫基金会”，自费赴四川营山调研老区贫困，撰写报告。报告中提到家乡老人“不知电灯为何物”，她痛哭流涕，此后每年赴长征沿线提交32份扶贫建议。

1996年绘制《强渡嘉陵江》油画，记录红四方面军战役，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70岁自学书画，20年创作300余幅作品，其长城题材画作《爱我中华》悬挂于家中。

2010年王定国虽然她虽然97岁了，但是身子骨依然硬朗，她在重庆长江沿岸种植了一株桂花树。她在活动中表示：为了让长江母亲河再现两岸青山，我必须要亲手栽下绿色。

2016年，王定国因为身体原因住院了。

在输液的时候，她发现速度太快，就把速度调慢了一些，她说这样可以多输几天。

在她的药费单背面还有这样一行字，白菜涨5分，改喝小米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107岁的她委托儿子谢亚旭向党组织交纳特殊党费，并留言：“光一人有饭吃不好，要大家有饭吃才行。”

6月9日逝世当日，床头仍放着未完成的《关于革命老区产业扶贫的建议》提纲。

王定国在临终之前交代子女，墓碑上就刻“红军女战士”，多一个字都是浪费。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