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座被阿尔山脉切割成碎片的荒原哨所，曾是他上世纪70年代戍边的瞭望台，如今化作《中亚往事》里命运的祭坛——中亚细亚的风沙裹挟着历史褶皱，将骆驼客马镰刀推搡成草原王，最终定格为守边人。
文 | 白翎 钟一
作家高建群花了四十年时间，酿造了一坛陈年烈酒。
2024年，他的新作《中亚往事》出版，距他上一回写《最后一个匈奴》已过去32年。这一次，他的目光再次投向中亚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中亚总在制造荒诞的史诗。当准噶尔大洋退潮、帕米尔高原隆起时，游牧民族的马蹄便成了书写历史的狼毫。
这座被阿尔山脉切割成碎片的荒原哨所，曾是他上世纪70年代戍边的瞭望台，如今化作《中亚往事》里命运的祭坛——中亚细亚的风沙裹挟着历史褶皱，将骆驼客马镰刀推搡成草原王，最终定格为守边人。
高建群笔锋如马刀，剖开地理褶皱里的文明：商队驼铃与界碑枪声共振，部落长老的咒语混着兵团战士的秦腔，丝绸之路上每粒砂石都浸透身份焦虑。
马镰刀的命运，是20世纪中亚的微型寓言。
这个被旱灾与权贵碾碎的破落少爷，在成为劫富济贫的“草原王”时，完成了第一次自我虚构；当他在白房子前架起6940火箭筒，虚构便升华为史诗。
2000年，高建群故地重游之时，篮球场冬青与野苹果树早已湮灭，唯有瞭望塔仍在风中摇晃如醉汉。这种时空错置的眩晕感，促使他将戍边日记改写为文明备忘录。
在70天穿越17国的丝路苦旅后，作家终于参透：所有边疆都是心理疆界。当马镰刀们用身体筑成界墙，他们捍卫的不仅是国土，更是对身份认同的终极确认。
现在，中亚往事不再是怀旧，而是对文明碰撞的永恒质询：在全球化飓风席卷的今天，我们是否都成了精神疆域的戍边人？
中国作协副主席闫晶明说，《中亚往事》是一部葆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的作品，一部秉持着非常严格的纯正的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而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家国情怀，是“唱给中亚大地的赞美诗”。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作家高建群。他为我们从当代英雄主义的角度，探讨这部充满野心的作品，不断追问，中国故事如何走向国际？西部民族志式故事又有怎样独特的价值？
《秦智》：您的新作《中亚往事》在创作中，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沉淀和变化的过程？
高建群：整个创作过程持续了40年。这本书最早的构思可以追溯到我在新疆当兵的那几年。后来，随着人生经历的不断丰富，我对边疆文化、历史和英雄主义的理解也逐步深化，每次回去都会有新的感悟和思考，最终都融入了作品之中。这种积累使得小说的结构更加庞大，内容更加厚重，就像一颗滚雪球般逐渐成形。
《秦智》：这部作品强调英雄主义，在当代文学中，英雄形象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主流。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高建群：现在的文学作品，很多都在书写复杂的人性和现实的灰色地带，英雄主义的书写反而少了。虽然各有特点，但都不太符合传统的英雄形象。我这部作品里塑造了一群英雄群像，我觉得这是当代文学需要的。中国文学曾经有过波澜壮阔的英雄主义时代，但近些年来，主流作品里对英雄的塑造不太理直气壮。我想通过这部作品，重新唱响一首浩然正气的英雄赞歌，让读者重新思考什么是英雄，什么是信仰。
《秦智》：您的作品中有大量纪实性的描写，这种风格如何与文学相结合？您是如何把握这种平衡的？
高建群：这是我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从《最后一个匈奴》到《大平原》，我的作品里都有大量纪实元素。我不喜欢虚构一些云里雾里的东西，每一个看似传奇的故事背后，都有现实依据。我追求的是一种“庄严的‘谎言’”——看似虚构，但本质上都扎根于现实。这种风格既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又使其具备了文学的魅力。
《秦智》：这样纪实性的写作，会不会在影视改编上遇到困难？
高建群：不一定。相反，我觉得影视作品更需要这种强烈的真实感。现在有些影视剧充满了虚无缥缈的情节，而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是那些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故事。如果《中亚往事》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那一定会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只要投资到位，集结最好的导演和演员，完全可以拍成一部上中下三部的大电影，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秦智》：如果您的作品影视化改编，您希望保留哪些核心部分？
高建群：如果影视化，则必须保留作品中的重要场景和关键人物，让整个故事和悬念得以支撑起来。比如马镰刀的命运、几个主要人物的悲欢离合，还有三位性格鲜明的女性角色，每个人物都应该保持原有的独特魅力。另外，作品中充满神秘感的设定，比如钱的象征意义，也应该完整呈现。
《秦智》：说到丝绸之路与中亚文化的书写，您认为陕西作家在这条道路上的探索有什么独特之处？
高建群：陕西作家对丝绸之路的书写是有历史传统的。这条路不仅是历史上的商贸通道，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陕西作家作为黄土地的孩子，带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一路走过去，就像一个吸尘器一样，把沿途的文化、故事都吸收进来，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表达。我个人的创作，也是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走下来的，希望能在文学中呈现这片土地的厚重感和英雄气质。
《秦智》：作品主人公马镰刀的形象，是否有具体的参考？
高建群： 我在构思作品时，马镰刀的形象多少受到了日本演员高仓健的影响，他那种坚毅、沉默、深藏不露的气质非常适合这个角色。如果未来真的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可能我已经不在了（笑），但希望后人能把它拍好。我一直觉得，西部题材的影视作品应该更有地域特色，就像《冰山上的来客》那样，它虽然是一部军事革命题材的影片，但至今仍让人印象深刻，其中的西部风情和歌曲都成了经典。
《秦智》：您的作品中有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草原上的生活场景，这些细节是如何收集和构建的？
高建群：细节来源于生活，比如《冰山上的来客》里那些鲜活的情节，如果处理得不到位，观众就不会有那种沉浸感。我记得在北京的研讨会上，有人朗诵《玛莎》中的一段文字，讲的是主人公死后葬在博尔塔拉草原的道路旁，第二年他的墓上竟然长出了一种奇异的花，大家猜测可能是因为他口袋里装了罂粟籽。这种细节，就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素材。
《秦智》：在您的小说中，民俗和民族文化占据很重要的部分，您如何看待这种“民族志式”的写作？
高建群：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歌，是草原上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东西，是这个民族的灵魂。我在2013年重返新疆阿勒泰时，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叶尔克西曾对我说：“高建群，您能不能给哈萨克族写一首诗？”我说：“这个应该由你们自己来写。”作为外来者，很难真正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民族文化的核心，是那些真正扎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才能书写出来的。
《秦智》：您在小说中写到马镰刀和沙俄士兵在胡杨树下跳舞的场景，这背后有什么历史背景吗？
高建群：这是中亚民族之间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化传统。在中亚许多地方，都有用牛皮大帐传递信息的习俗。历史上，俄罗斯人曾用一张牛皮大帐的方式，圈定了一片5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范围。如今，这片土地仍在中国的实际控制下，虽然边境几经变迁，但我们的边防军始终坚守在那里。
《秦智》：您在作品中提及新疆的边界问题，能谈谈您的思考吗？
高建群：新疆的边界问题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许多地区的归属曾有过争议。比如阿克图别克边防站，几代中国边防军一直坚守在那里。1994年重新划界时，采用了“谁实际控制，原则上归谁”的规则，我们成功保住了这片土地。但在历史上，类似的边界冲突并不少见。后来我们还提出修建烈士陵园，最终成功保留了这片土地。历史的变迁往往充满无奈，但在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守住自己的阵地。
《秦智》：您在书中提到的新疆河流、放牧习俗，也有很强的现实感，能谈谈这些素材的来源吗？
高建群： 新疆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历史和文化，比如那片河流区域，被称为“火源地带”，因地势原因，河流会在草原上形成独特的地貌。牧民世世代代在这里放牧，甚至有祖辈的坟墓埋在这里。这些细节，是我多年旅行和调研积累下来的。对我来说，写作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基于现实素材的再创造。
《秦智》：在您书写的这段历史中，您最想表现的是什么？
高建群：我想写的是土地上的故事，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
《秦智》：在您的书中，您是如何平衡历史叙述与现实关照的？
高建群：有些事情是没法直接关照现实的，但历史本身就能反映很多现实问题。比如我书中写到的英雄主义、爱国情怀，一个士兵对祖国、对土地的感情，这些放在任何时代都有共鸣。
《秦智》：在您的写作中，西部故事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您如何看待西部叙事的变化？
高建群：西部叙事一直在演进。我的写作就是不断地学习、探索，比如参加丝绸之路万里行，一路走，一路读，一路写。就像一本书，翻开、放大、搜寻，挖掘丝绸之路上的故事。这不仅是写历史，更是不断地对历史进行新的诠释和思考。
《秦智》：您的创作更关注历史的纵深，还是更倾向于对现实的关照？
高建群：我更喜欢从历史的纵深中去挖掘现实的根源。很多大场面、大事件，像苏武牧羊、东坡被贬，这些都是文学中的经典场景，但它们不仅仅属于过去。它们像是一种精神遗产，今天我们把它们重新翻腾出来，它们依然能与现实产生共鸣。
《秦智》：中国故事如何走向国际？西部故事在这方面是否有独特的价值？
高建群：西部故事当然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如何让中国故事国际化？一个方法是沿着丝绸之路，向外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民族融合的故事。比如，我的小说《统万城》翻译成英文后，在美国有了一定影响。这说明，中国的英雄主义精神、文化情感是可以被世界理解的。
但必须承认，我们的文学走向世界一直不太成功，国外读者很少真正接触到我们的作品。
《秦智》：为什么中国文学在国际上影响力有限？
高建群：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文学输出方式太过自娱自乐。就像当年陆文夫带着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法国，十几个人在巴黎待了一周，但法国人根本不认可中国文学。意大利作协主席来中国访问时，我们问他对中国文学的印象，他沉思了一会儿，最后只说了一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就这十个字，是他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全部理解。可见，我们的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还远远不够。
《秦智》：您在国外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文化冲击？
高建群：有一次，我在高加索山区的一个哨所，带了一本自己的书给守军看。他们翻了翻，用手机拍下来，问能不能翻译成英文或俄文。当时他们看着我，说：“你是高先生吗？你是中国最后一代骑兵？” 他们觉得我是在向草原、向青春岁月致敬。还有一个连长，激动之时甚至差点把妻子送给他的一个随身携带的烟盒送与我。这就是文化的共鸣——有些东西是超越语言的。
《秦智》：所以，您认为中国文学走向国际的关键是什么？
高建群：中国文学要走出去，不能光靠翻译和宣传，而是要真正打动人，让外国读者找到共鸣。如果他们能在我们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人类共有的情感，那么中国文学才算真正走向世界。
高建群 | 1954年1月出生，祖籍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高建群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他的《最后一个匈奴》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废都》等陕西作家的作品引发了“陕军东征”现象，震动了中国文坛。2024年，出版新作《中亚往事》。
本文来源于《秦智》杂志2025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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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萝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