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夏，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川康特委按中共上海局分管西南地区党组织工作的钱瑛同志指示，从1948年开始，陆续派遣几批党员干部到重庆工作。

1948年夏，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川康特委按中共上海局分管西南地区党组织工作的钱瑛同志指示，从1948年开始，陆续派遣几批党员干部到重庆工作。

同时，钱瑛同志还从北平的几所大学中抽调刘述林（现名刘康）、张君平、肖俊琦、戴宜生等10名党员及两名“民青”成员到重庆开展工作，并将刘康等人的组织关系交给川康特委委员王宇光同志。

马识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9年2月中下旬至8月初，根据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的意见，留在重庆工作的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同志将川康系统在重庆的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正式组成四个平行的、相当于大城市区一级的工作组:

（一）沙磁区工作组（包括沙坪坝、磁器口及北碚），又称学校工作组。洪指定由刘康、张君平、李致组成领导小组，刘任组长。下有党员10多人，“民青”成员30多人。

（二）文教工作组，即川西先遣工作组。组长章文伦，副组长罗民什，组员戴辉。下有党员、“民协”成员10多人。主要是在南岸、南泉的大中学校及职青中开展工作。

（三）城区特支，又称交通工作组。特支书记是周晴晖，组织委员肖俊琦，宣传委员兼青年委员杨子明，建立的外围秘密组织叫“新青团”（全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四、工商工作组。组长张万禄，组员有陈显志、郭卓甫。工作对象主要是职员，以天府、四川缫丝厂为重点开展工作。

1949年2月至4月国共和谈期间，重庆的公私立大中小学发生了师生员工“争温饱、争生存”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川康系统的各个工作组及其领导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协”、“新青团”，与1948年底成立的川东特委领导的重庆地下党外围秘密组织“新青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密切配合，共同领导了这次运动。

在运动中，涌现了数以万计的积极分子。在这个基础上，川东、川康两个系统在重庆的各部分地下党组织及外围组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较快地积蓄了一批干部力量，从而为解放前夕进一步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创造了较好的主观条件。

马识途、王宇光等同志去香港后，8月中旬，洪德铭也得到钱瑛同志指示，赶赴香港北上转到解放区。

从此，川康系统在重庆的四个平行的工作组，只能各自独立进行工作。

大规模学运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进步师生进行迫害，为了保存干部，一些同志被迫或主动转移。

沙磁区张君平同志按照洪德铭的要求，于1949年5月赴香港转解放区；李致、丁秀娟、康大均也于6月上旬转移去成都，只有剩下的刘康继续在沙磁区坚持工作。

在城区，周晴晖转移回綦江，肖俊琦回荣昌，剩下杨子明继续坚持工作。

当时，由于没有上级的直接领导，对形势、任务也搞不大清楚，转移到外地的关系无法转出去，自己去联系又很困难，连本人的吃住也成问题了。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城区和沙磁区的负责人于7月下旬商定定期约会，研究形势和工作任务，以便配合行动，但在组织上还是各负其责。

也是在7月，钱瑛同志在武汉将刘康（当时叫刘述林）的关系交给了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同志，同时派江伯言、张君平等于9月份先后回到重庆，分别向川东、川西的同志传达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指示。

张君平传达的主要内容是：

形势——估计解放西南的时间最迟不会超过1950年春季。

任务——主要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

为此，要求我们加强以下四项工作：

①加强调查研究；

②加强统战工作；

③反破坏；

④营救政治犯。

在组织方面的任务是要保全组织，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因工作需要，也可以发展特别党员等等。

随后，刘康立即向其联系的党员干部做了传达。

接着，这些同志又分别向各自联系的党员及其外围组织“民青”“职青”“新青团”的一些骨干做了传达。

从这以后，沙磁区和城区所属的党员和一些外围组织的成员，就围绕上级指示的各项任务积极进行工作。

重庆北碚街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统战、策反工作方面，主要作了对北碚卢子英的工作，并且策反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及自卫队武装起义，策反荣昌的一个自卫中队起义，成立渝警解放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北碚，是一个工矿区，农业、文化教育事业也比较发达，又是一个有名的风景区。

由于北碚的煤矿对重庆市的工业交通和人民生活关系重要，因此才单独将它划为一个行政区——北碚管理局。

该局局长卢子英是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之兄弟。

卢氏兄弟在北碚经营了近30年，掌握了70%的资源，大小干部多是他们一手培养。

在北碚，卢子英的命令比国民党的命令还关火些，他的作风也比较开明，因此北碚人民对他的印象并不坏。

1949年，重庆“九二”火灾之后，刘康要在北碚工作的党员干部李惠春注意调查北碚管理局的情况。

李回到北碚后，就将管理局的职员王文杰（卢子英比较信任的一个行政指导员）发展成为“民青”成员。

李通过王文杰及北碚其他“民青”成员，了解到管理局内部及卢子英的一些情况。

刘、李研究认为，卢子英这个人是可以争取的（当时，刘康等人并不了解过去南方局和川东地下党对卢子英曾经做过许多工作）。

11月中旬，重庆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刘康要李惠春抓紧做卢子英的统战工作。

可是，李认为自己并不合适，要求另派人做卢的统战工作，由她协助。于是，刘决定派王烈去北碚专做这项工作，由李协助。

王烈是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学生，1948年在武汉大学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

当时，他的爱人张锦林是重庆大学的学生，因此他于1949年4月由武汉来重庆，住在他爱人处。同年8—9月份，刘康联系的党员金祖怡、郑多真等同志反映，王烈希望做些工作。

于是，刘康找王谈话进一步了解后，将其介绍入了党。此人仪表堂堂，又有社会经验，正适合去做卢的统战工作。

刘告诉王，说明这项工作很艰难、很危险，要胆大心细，即使出了事，也只能一人承担，决不能使其他组织及同志受牵连和损失。王烈表示：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怕。”

刘康给李惠春明确交代：

王到北碚去做卢的统战工作，地下组织的事仍由李负责，王不插手，以防万一出事。

王烈于11月中旬由李惠春同志介绍的警司炊事员王麟护送到北碚，由相辉学院的党员高宝宁同志在黄桷镇找了一个农民家住下来，进一步了解北碚及卢子英的一些情况后，于11月下旬初返回重庆向刘康做过汇报，没有立即回去。

就在这时，一个紧急情况发生了：

11月21日早饭时，负责做监狱工作的党员况淑华同志交了一封信给刘康，这封信是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内化名“吉祥”的同志写好，交给兰先生（被狱中同志争取过来的一个看守人员的化名，真姓名叫黄茂才）带出来的。

信的大意是，10月28日公开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杀害了一批人，竹姐（指江竹筠）亦在其中。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也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要求外面的朋友设法营救。

信中，还谈了渣滓洞的地理位置，提出了营救他们的办法和意见，希望派人到禁区去工作，同时他们也尽量争取监视他们的友军，在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强救他们……

为了抢救“中美合作所”关押的这批“政治犯”，当时我们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决定单独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抢救，并给被抢救出来的人设想了两条去路：

其一、是沿山道撤往北碚，这就需要卢子英提供掩护和物质支持。

其二、是由磁器口的石马河一带趁天黑过嘉陵江撤往江北第十区分散隐蔽，因为十区区长陈秉国是我们已经很有把握的策反对象。

所以，刘康要王烈马上赶回北碚，尽快与卢子英谈判；同时，把在江北十区做策反工作的党员陈晓东同志的组织关系由重庆大学的陈英武手上转给了当时分工负责组织武装力量的杨子明同志。

要杨到江北去掌握十区的起义问题，看有没有可靠的人员可以作为部分抢救力量，如果人员不能利用，也要尽可能搞些枪支弹药，并在石马河一带准备接应的船只。

王烈同志于11月24日赶回了北碚，与李惠春、高宝宁进行研究。

当时，有两个途径与卢子英有接触：

一个是通过卢的下属王文杰。

王烈倾向于走这条线，因为王文杰是“民青”成员，要可靠些。

另一个是通过原相辉学院的进步教授。

当时，他在北碚管理局挂名作“经济设计专员”的王文哲作中介与卢接触过。

高宝宁、李惠春赞成这个路子，因为王文哲有社会地位，更易取得卢的信任与重视，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通过王文哲引见。而且，对谈判的条件和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均做了周密的研究。

开始时，卢子英的意思是一切由王文哲转告他，而我们坚持要直接说，直到27日卢才同意见我们，但是要求晚上去。

因此，28日天快黑时，王烈化名林哲元，由高宝宁介绍给王文哲教授。

林哲元、王文哲二人来到卢子英家。由林哲元代表共产党北碚地方支部，把预先经过仔细研究的条件一条一条地与卢子英进行了商谈。

第一条：维护地方秩序。

卢说没有问题。解放时，卢确实按谈判的具体内容执行了。卢的三个自卫队中一个未走，个个参加维持北碚地方秩序。

自卫队驻防地图及时交给林哲元（王烈）转给了人民解放军高营长。

12月2日，卢亲自率领全管理局和自卫队人员，到天生桥迎接解放军进入北碚市区。

并将自卫队的枪支全部集中在民众会堂前，等待解放军接收。但因解放军另有任务，枪支仍由自卫队员使用，作继续维持社会治安之用。

第二条：管理局负责保护各公私企业财产，不得损坏生产设备，不得转移财产，不得遣散员工，保护好文书档案，听候处理。

卢答应：“通知同公会办理。”

他很快就召集各同业公会开会作了布置。解放时，各工矿企业均未发生破坏事情。

第三条：保护民主人士，使他们不受伤害。

卢说：“在北碚，我不会伤害他们。”“尽力而为。”

保护、支援民主人士问题，实际是为营救渣滓洞、白公馆狱中出来的战友安排的退路。

当时出于对营救计划的保密，刘康与王烈交代与卢谈判只讲：

“如果我们有人撤到北碚，卢要提供保护及物质上的支持。”

后由于发生了“11·27”惨案，营救计划未能实现。但这条对保护北碚当地民主人士仍起了一定作用。

第四条：把握时机，扣押国民党特务分子和破坏分子。

卢说：“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

实际他是不愿接受，怕惹事，得罪人。后来卢实际上采取送路费的办法让这类人离开北碚了事。

所以，解放时北碚的特务人员大多逃跑了。少数由重庆或其他地方潜入北碚农村隐蔽的特务分子，如窜到北温泉的一个特务分子则被我地下党员刘运隆（北碚巡官）和刘文襄（二岩煤矿经理）被抓。

第五条：筹备欢迎人民解放军，各界人士要拿出行动来迎接解放。

卢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要什么？到哪里？请林先生到时通知我，一定办到。”

11月30日重庆解放了，青木关驻有解放军，但无部队到北碚。

12月2日，地下党员王烈、李惠春去青木关接了少量解放军经歇马场、天生桥到北碚。

卢子英、王文杰等人亲自到天生桥迎接解放军。接着，在北碚体育场召开各界群众大会，热烈欢迎解放军。会上由解放军政委李长生讲活，宣布北碚和平解放，卢子英继续维护北碚地方治安秩序，等待接管。后来，这部分解放军另有公务走了。

12月5日，另一部分解放军乘船到了北碚，北碚的工人、学生、居民、商界和民主人士共约几千人夹道热烈欢迎。

这些活动除地下党给各校的“新青”“民青”有内部布置外，都是由卢子英公开出面筹备的。

12月8日，北碚市区商店全部开门营业，交通和生产事业也迅速复工。

第六条：从物质上支持解放，支援中共地方党组织，支援解放军和人民政府。

卢说：“要钱要物，好办。”根据林哲元的要求，卢及时筹集了15部卡车，帮助解放军运送粮食和物资，还向卢借了100元（银圆）作迎接解放军和解决部分地下党同志生活困难之用。

第七条：卢提出：“对国民党溃军怎么办？”林答：“不让他们留驻，不许他们占山头。”

卢子英等人知道自己力量单薄，又要达此目的，就采取了“礼送”的办法对付。即在辖区公路上的场镇设立了几十个饮食茶水站，供溃军吃喝。

这样一来，从11月29日到12月1日，路经该区的国民党溃军约有6万余人，没有进行破坏。

第八条：保护好机关文书档案。不要遣散人员。卢说：“这个当然。”

12月13日，北碚解放军军管会成立。由于各单位财物、档案保管良好，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综上所述，沙磁区工作组派王烈、李惠春等同志与卢谈判所做的工作是正确的，有成果的。但是应当指出，北碚之所以能和平解放，却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应当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特别是9月份张君平同志带回来的关于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使我们的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

第二，应当归功于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神速进军和威慑力量，使国民党无法在重庆附近进行大较量。

第三，是因为卢子英这个人1926年就曾参加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党毕竟有一些认识。

他在北碚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事业和财产也是很难搬走的，他的确也不是国民党的贴心，过去不时难免要受些排挤，明争暗斗实际上是不少的。保护好北碚，也就是保护了他的事业、财产和地位。

他早就说过：“只怕乱，不怕变，变则光明，乱则毁灭。”，对迎接解放早有思想准备。

第四，南方局和川东地下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很重视对卢子英进行统战工作。

早在1939年李亚群同志任北碚中心县委书记时，就成立了以刘文襄为组长，周仁举、唐必直为成员的三人统战小组。

从那时一直到北碚解放，刘文襄（二岩煤矿经理）、周仁举（二岩乡乡长）等同志一直未停止过对卢子英的工作。

另外，还有龚肇章（黄桷镇乡长）、唐甲（大明厂警卫队）、刘运隆（北泉巡官）等都是在川东特委干部樊恒才同志直接联系下做卢子英工作的党员。

川康系统的李惠春同志又将卢的亲信王文杰介绍加入了“民青”，对北碚管理局内部和卢本人的思想、动静基本掌握了。

在王烈与卢子英谈判前，王文杰就暗中对卢做了一些促成工作，卢子英对迎接解放也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地下党布置调查各单位资产情况，卢子英就支持这个工作，在《北碚日报》辟了一个专栏登载出来，使职工群众都知道并动员大家来保护。

重庆北碚天府煤矿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1月下旬，又成立了迎接解放的“应变委员会”，把北碚管理局的一些主要中层干部都纳入到“应变委员会”。

“应变委员会”有七个委员，分三个小组，即警卫组、宣传组、接待组。

警卫组负责保卫北碚，维护社会治安，防止国民党军队过境破坏；宣传组注意解除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解，在高处安广播、写标语；接待组主要是对国民党军过境时，有接有送，使其不扰乱地方等等。

所以，对卢子英进行统战工作的成功，北碚和平解放的顺利实现，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川康特委沙磁区工作组派王烈与卢直接谈判的作用，就是使卢更加知道了在解放过程中他应当怎样去行动，因而大大增强了长期统战工作的效果。

来源：子名历史